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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唐宋迄于明清，杜诗的价值愈见重视，杜甫的声誉日趋卓著，最终确立了“诗圣”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 与此同时，一种对杜甫认识理解的人为纯净化也随之而生，并甚为突出。论及杜甫思想，往往扣住“奉儒守官”的传统，极力宣扬其“每饭不忘君”，而对于儒学之外的其他成分，与圣哲不尽合谐的声音一概视而不见，或曲为附会，以为此类皆为异端，恐污诗圣皎洁。似乎杜甫的思想自始至终单纯一致，别无他念，亦无变化。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世人对诗圣形象的图解：神情庄重，面容枯槁，举止循规蹈矩，终日忧心忡忡。拈须苦吟之状令人敬而畏之，难以攀近。这也直接妨碍着新的时代环境下对杜甫精神的学习借鉴、弘扬光大。因此，全面深入理解杜甫思想是杜甫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探讨杜甫与道家道教之关系，旨在从一个侧面说明杜甫思想的丰富性。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诗人之一，杜甫精神与诗歌成就都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其诗艺“宪章汉魏、而取材六朝、至其自得其妙”，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其感情深沉而多彩，执着又率真，喜笑由衷，痛饮狂歌；其思想博大精深，本于儒家仁义，而兼取释老精魄，大凡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理想道德因素，在大唐帝国由盛到衰特定历史转折条件下凝聚成独具个性的杜甫精神与人格。 关于杜甫与道家道教之关系，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种是传统的观点，影响甚大，有代表性者如萧涤非先生《杜甫研究》所指出，“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在杜甫思想领域中并不占什么地位，……在他的头脑中，佛道思想只如‘昙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冯至先生《杜甫传》亦称“(杜甫)王屋山、东蒙山的求仙访道是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 另一种观点则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其著《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宗教信仰》中专门反驳萧、冯之说，认为“杜甫对于道教有很深厚的因缘，他虽然不曾象李白那样，领受《道》成为真正的道士，但他信仰的虔诚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求仙访道的志愿，对于丹砂和灵芝的迷信，由壮而老，与年俱进，至死不衰。无论怎么说，万万不能认为‘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有如‘昙花一现’的。” 对比两派说法，分歧焦点不在于杜甫头脑中是否存在过某些道德观念意识，而在于这种意识的深厚持续程度。即到底是暂时受李白影响，“一时的热情冲动”(陈贻《杜甫评传》)，还是持续终生，甚至超过李白笃信不悟。 由于《李白与杜甫》产生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立论多有偏颇，故而颇遭非议，有关杜甫与道教关系的意见也较少为人认同。但平心而论，剔除郭氏书中明显带有时代与个人色彩的偏激之词，其意见亦并非毫无可取之处。郭老认为杜甫信道至死不衰、超过身为道士的李白这一说法固然还可商榷，但由此所表现出的不拘于表面形式而着眼于内在实质的独特视角却是值得肯定的。在李杜研究方面多有这类今人费解而又习以为常的现象，比如二人同样酷嗜美酒，然而后世往往津津乐道于“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名句)以诗仙为酒仙，而诗圣则很难进入著名酒徒之列。而在对道教关系上也同样如此。人们从不怀疑李白头脑中的道教信仰，也很少注意他最后是否清醒，这大概是因其领受道，成了“名符其实”的道士吧!基于这一思维定式，杜甫只是短暂地求仙访道，在行动上没有李白那样激烈狂热，因“苦乏大药资”也并无真正的炼丹实践。尤其是没有受之举，故而其思想深处道家成分如何也就被忽略不计或完全否认了。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