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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破学科壁垒呼声日高的当下来谈论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这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边界”毕竟与“壁垒”不同，“壁垒”在于隔断，“边界”则在于区分，学科间不应该也不能够有“隔断”，但却不可以没有“区分”，因为研究边界的厘定是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存在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前提。可是，当下却有不少文学研究者因为意在打破文学研究的学科壁垒而实际上连学科边界也一同取消了，这种倾向使文学研究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陷于茫然的境地，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努力大概也将因此无疾而终。 基于本体论和价值论的考虑，对一种学科的界定都应有两个基本层面的判断，即事实（或对象）判断和价值判断，因此，一门学科研究的边界也就包含事实的边界与价值的边界两个层面。在近年来的学科建设讨论中，人们大多关注的是前者，后者常常被忽略掉了。而对于一种学术研究领域来说，后者往往具有更为有力和潜在的制约性——— 而学科价值边界的混乱与越位常常是导致事实边界被混淆和误认的内在原因。曲春景发表于《文艺争鸣》 2003年第 4 期上的文章《跟随“故事”的转移——— 挑战文学研究的价值危机》（以下简称“曲文”）引发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曲文认为：“当下，人文学者遭受的现代性危机日益深刻，纸面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存在价值不断受到质疑，一向以推进本民族思想和文化发展为己任的文学研究，不仅倍受冷落而且丧失了介入时代生活的能力。”曲文要挑战的正是这一文学研究的价值危机。文学史家常把强调文学情感因素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负载的过多的社会价值、载道使命。1980年代，我国文坛对“纯文学”命题的倡导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是对文学价值边界的一次重要清理。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它的核心或主要价值是“说明文学”或“解释文学”，对文学现象进行规律性归纳。而它关于社会思想及文化参与的价值、介入生活时代的价值都应是文学研究的附属性价值，因此，过度要求文学研究介入社会生活或者像倪伟那样责备“今天的文学研究已经没有能力来解释周围的世界”（转引自“曲文”），就是超越了文学研究学科的价值边界——— 文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叙述文学，而不是叙述世界。 文学研究的价值越位已经给该学科的发展带来了严重阻滞和束缚，比如对政治功利价值的追求曾导致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结论，把文学视为政治宣传、阶级斗争的工具。以此文学价值观为指导去研究文学，就必然会把政治或社会功利需要作为衡量尺度，从而将社会的、政治的现实作为研究对象，衡量文学也只是看文学与此类现实的需要的契合程度。这样就会形成或导致“对象外位式”研究，使学科建设舍本逐末。鲜明的学科价值边界意识，是文学研究成为真正的“文学的研究”的前提。其实凡具科学态度的研究者都会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就曾明确反对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反对以“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这位西方文学巨匠[①]。美国当代批评家韦勒克、沃伦针对“文学价值”的泛化现象指出：“主张认识文学价值的包容性比主张独到地分析、阐释作品要更冠冕堂皇。这样的主张赋予‘文学精神’以最终的‘预言家式的’权威，使文学拥有一种比科学和哲学所含的真理更广更深的特殊的‘真理’。但是，这种冠冕堂皇的主张正由于其冠冕堂皇而难以站住脚，除非每一个价值领域，不管是宗教、哲学、经济以及艺术，都开玩笑地宣称在自己的理想的形式中包含了所有其它领域中最好的和最真实的东西”[②]。韦勒克沃伦固然是站在新批评派的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论述恰恰体现了一种对文学研究价值边界遭到解构的忧虑。 在文学研究学科领域内，文学研究是本体性存在，其价值目标是实现对文学现象的解释和认识；而要求文学研究以实现介入社会生活为价值目标，“狭隘”的学科本位被打碎的同时，学科本身也将不复存在——— 文学研究失去了其本体性存在地位，而变成一种工具性存在，文学也就将不再成其为学科研究的核心对象。 由于价值判断的主体依赖性，文学研究的价值越位根本上导源于研究主体的过度膨胀。托尼·贝尼特（澳大利亚格利菲里大学教授）鲜明地反对“把价值问题看做与文学问题同一的或通过文学问题予以阐明的东西”，他认为：“价值并非只是且从逻辑上说也不可能只是文本的特性。在提出价值问题时，不可能不进一步分析作出价值判断的主体问题。文本原本没有价值，只是通过不同类型，出于不同理由进行价值判断的主体才获得价值，这一切完全是因各种不同的批评观念而异的价值判断话语的产物”[③]。因此，在文学研究中，主体过度膨胀是使价值判断的边界被打碎的内在原因，这也将使事实判断的自主性趋弱。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意大利哲学家埃米里奥·贝蒂提出，解释者的研究和理解最合适的立场是“无自我性”和“谦逊的自我消除”[④]。站在这一立场上，才能够在研究和判断中弱化“自我”的存在或控制，从而使文学研究的本体性价值得以凸显。 1990 年代以来，文学开始出现了“边缘化”趋势，当时不少学者理性地指出了这是文学向其本位的回归，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是文学存在的常态，而只有在这种常态下，文学才可以摆脱外在价值因素的控制而得以正常的生长。文学研究的“边缘化”同样也是正常的，也是对那些逾出学科边界的价值诉求的回收，作为从事一门学科研究的研究主体只有摆脱了过度的价值追求，尤其是对那些逾越了学科边界的价值项的追求，才能够摆脱浮躁，摆脱外在功利目的的纠缠和控制，摆脱在这种纠缠和控制下对文学现象所做的“过度解释”，也才不会像曲文那样把“拥有巨量观众”和具有“全民性”作为自己的学术理想。也是在上个世纪末，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省文学研究中的事实主导、逻辑主导与价值主导的错位关系，可以说，以价值为主导的文学理论形态给文学研究带来的混乱至今也尚未得到很好的清理，而现在对之再加以强化，无疑将进一步使事实主导与逻辑主导的实现成为不可能。所以，曲文如果要挑战的话还是要挑战文学研究本体性价值的湮没，而非挑战文学研究的附属性价值“危机”——— 文学研究的附属性价值没有危机，对附属性价值的强化反而会给文学研究带来不可忽视的危机。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