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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乃对《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一文提出的“文化的华文文学”的一种回应。“文化的华文文学”的浮出,已非某种简单的方法论转换,而是树立一个崭新学科形象的根本性问题。本文拟从理论上为“文化的华文文学”争取学科地位上的“合法性”和实践中的“法权”。具体来讲,就是从“文化研究”定义入手,从理论上确立“文化的华文文学”的学科合法性,然后就其可实践性确立学术“法权”,并从唯物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人道主义、反还原主义等方面,对“文化的华文文学”可能遭遇的某些理论质疑,进行一些可能的辩护,以使“文化的华文文学”的理论阵脚扎得更严密一些。 关键词 文化的华文文学; 语种的华文文学; 方法论转换; 学科形象; 合法性; 法权; 长期以来,如何进一步为华文文学研究开创新的批评空间一直是许多专家、学者萦绕于心的事。今年2月26日的《文艺报》刊发了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四位中青年学者执笔的长文———《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为行文方便,本文均以《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称呼该文),终于使“文化的华文文学”浮出了地表。与此同时,《华文文学》杂志也在今年第一期对此进行了全文转载。该文可谓是近年来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中难得使人眼睛一亮的、充满了“问题意识”的稀罕之文。确如[编者按]所言:“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20年的路程。20年间,对于一门新兴学科来说,确实取得了有目共睹而且是值得骄傲的成绩;但毋庸讳言,与此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不足和遗憾。至少,就目前而言,它就面临着后劲不济难以突破发展瓶颈的尴尬境地”。令人欣慰的是,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该文确实引发了许多同仁的思考和讨论。 当我对《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一文再三阅读、领悟,并开始深入思考后,我感觉到了一种极大的“震撼”,是“shock”;而不是“触动”。因为“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浮出,涉及的并非一个简单的方法论转换问题,而是一个学科“打破囚禁”与“重塑”的重大问题,即打破“语种的华文文学”的牢笼,重塑“文化的华文文学”形象的根本性问题。那种华文文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转换,对“文化的华文文学”而言,不过是修修补补式的小打小闹,与“文化的华文文学”的宗旨是大相径庭的。关于这点,在《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中已有了认真细致的甄别,“‘文化的华文文学’与对华文文学进行文化批评之间的区别。文化批评是上世纪80年代流行起来的很受欢迎的批评模式,同时也是一种颇具理论深度的批评模式,但它跟‘文化的华文文学’分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也就是说“语种的华文文学”是属于学科内部方法论转换的范畴,“文化的华文文学”则属于“文化研究”中某种新学科建立的范畴。由于在《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中四位中青年学者已对华文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梳理得很清楚,针砭得很透彻了,而且提出重塑了华文文学学科新形象的倡议,因此,留给我的任务就是进一步从理论上为“文化的华文文学”争取学科地位上的“合法性”和实践中的“法权”,因为只有争取到并获得了这些东西,“文化的华文文学”的理念才能真正“长驱直入”研究者思想中,所到之处,摧枯拉朽,攻城掠地,令闻者望风披靡,从而使“语种的华文文学”的统治殿堂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研究者自觉在思想观念上实行脱胎换骨,并共同在“语种的华文文学”的废墟上建造起一座新城———“文化的华文文学”。故而我首先从“文化研究”定义入手,尝试从理论上确立“文化的华文文学”学科地位上的合法性,然后就其可实践性确立其学术“法权”,并且从唯物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人道主义、反还原主义等方面,对“文化的华文文学”可能遭遇的某些理论质疑,进行一些可能的辩护,目的就是将“文化的华文文学”的理论阵脚扎得更严密一些。这虽然是我对四位中青年学者提出的“文化的华文文学”命题所做的一点粗浅回应,但其间自然也有一点为提倡者“呐喊”的意思。当然,我所用的“华文文学”概念,同上述四位学者一样,也仍然“专指中国大陆以外的用汉语言创作的文学,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