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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吾金先生在《美学研究新论》(《学术月刊》2000年第1期)中批评了中国美学的研究现状,反思了美学研究的知识论哲学倾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美学研究的新方向:以生存论的本体论代替知识论哲学基础,使美学研究“重新返回到生命的轨道上来”,认为审美应该肯定生命、张扬激情,主张审美是人的自由状态,是现实生活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应该说,俞文切中了中国文艺研究的伦理化、认识论化、意识形态化倾向的弊端,而且,它比起玩语言、术语和仅以学术规范来支撑的“空手道”式文章要鲜活得多,有价值得多。但完美、没有缺陷不是有价值文章的标准,有价值的文章也应该有可质疑之处的。同样,我对俞先生此文的喜爱并不能取代我对它的思考和质疑。下面就谈谈我的幼稚看法,谨供俞吾金先生参考。 一 俞先生认为对象性思维惯性在美学研究上的运用,即总在追问“美是什么”、“美的本质是什么”之类的问题,这是一种偏差。这种把一种学科当作一种知识来看待的知识论哲学和认识论思维方式本身虽没有什么对错,但如果用之于美学上面却可能是谬误。因为美学自鲍姆嘉通正式命名以来,尤其经过康德,更是奠定了美学的本体论性质:美是感性、情感的研究,它带有直观体验、诗性存在、自在自显的性质。俞先生也肯定了康德把美学与认识论区分开来的意义,这实际上是康德对鲍姆嘉通在《关于诗的哲学的沉思录》、《ＡＥＳ[1]ＴＨＥＴＩＣＡ》提出的“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ａ(美学)”是“感性认识的完善”的创造性解释:美学的“认识”不同于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正如美学的“感性”不同于认识论哲学涉及的“感性”一样(俞先生在文章中已经作了很好地论述)。我们不能由于鲍氏的“感性认识”这一概念就作出美学研究的认识论化的结论。然而,在美学史上恰恰如此,使美学研究的对象性思维、美学的认识论化成为主流倾向。俞先生切中了这种流弊。但是,这并不是“新”发现,即便是在国内美学界,也早就对美学的认识论思维方式持悬疑态度了。堪称“中国美学之父”的朱光潜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末期就进一步追溯实践观点,一直追溯到礼赞诗性智慧的维柯《新科学》,他一改解放前的认识论美学观点:认为美是一种价值和意义,对于美来说,其意义更在于诗性思维和诗性智慧。[2]当代美学家潘知常先生也对美学研究的知识论思维方式作了批评: 美学是什么是一种知识型的追问方式。……作为一种知识型的追问方式,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仍旧是一种认识关系。……确定一种研究对象同时就意味着确定了对对象的一种理解,确定了美学研究者与美学之间的一种对话方式,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很好解决。以美、美感、审美关系、艺术为对象,无非是以一个外在于人的对象为研究对象,因而只是以与物对话的方式去进行美学对话,以理解物的方式去理解美学,最终导致人类自身生命活动的遮蔽和消解。[3] 再举另一学者颜翔林先生的论述: 迄今为止的美学均假设了一个提问的存在和被提问的存在,它们均假设了诸如“什么是美”或“什么是美的本质”的提问,并试着从不同的理论视界来解答,从而建立一个逻辑起点,为进一步形成一个逻辑行程和最终构造一个理论体系做准备。“什么是美”这一设问先验地包含了这样一个思维失误:它将美从精神存在或纯粹意识中逐出,将之界定为现象界的客观存在对象,而这一对象又依赖于主体的认识活动来把握。[4] 二 如果说“新论”一文还有“新”的地方,那就在于由此提出一个本体论哲学转向作为美学研究的“新”基础:“我们认为,用以取代知识论哲学的新的哲学基础,应该是生存论的本体论。”但是,“生存论的本体论”又是什么呢?俞先生认为:“人作为‘在世之在’,首先生存着。在生存中,人对周围世界的关系不是一种抽象的求知的关系,而首先是一种意义关系,即人只关注与自己的生存息息相关的东西。”由此,美学研究关注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什么是美”,而是“为什么人类在生存活动中需要美,即重要的不是关于美的抽象知识,而是美的意义”。而且,俞先生请来海德格尔为“生存论的本体论”助阵,“真理是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当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它便呈现出来。这种显现———作为在作品中的真理的这一存在并且作为作品———就是美。因此,美属于真理的自行发生”。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