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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学术独立”论探析 ———兼与杜卫先生商榷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徐迎新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 有学者认为,王国维“学术独立”论与人生价值论密切相关,其实,王国维“学术独立”论的深层内涵在于排除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优先的“非学术”倾向。由王国维对“学术”的理解入手,从学问独立、学者独立、方法独立三方面可以说明王国维“学术独立”论的主旨,从而也可以看到王国维学术独立思想对中国现代学术启蒙的意义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 王国维; 学术独立; 价值判断
     学术独立是中国现代学术得以真正建立的必要前提,王国维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奠基者之一,其“学术独立”论显得特别重要,而恰切、合理地理解其内涵对了解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及发展意义重大。杜卫先生的文章《“无用之用”:王国维“学术独立”论辨析》[①],对王国维“学术独立”论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析,但杜先生对王国维“学术独立”论的具体理解及相关结论,笔者不敢言同。这里冒昧提出来与杜先生商榷。
     杜先生认为王国维学术独立论的“基本意思”是“哲学、艺术等学术应当独立于政治和道德之外,前者不能作为后者的手段,而应该有自己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就是“真理和人生”,“他的学术独立论是与人生价值论紧密相关的。”就前一点来说,学术不能作为政治道德的手段,这当然不错。但这样说只是泛泛而谈,并未抓住王国维学术独立思想的根本点。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王国维有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独特的提问方式,他的“学术独立”这一命题中隐含着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对子是“学术———非学术”,而不是“独立———不独立”。杜先生的立论恰好是从后者入手,这就很难把握住王国维学术独立论的固有特征。就后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维的“学术独立”论不仅与人生价值论无关,而且王国维是尤其反对将学术与某种价值论联系起来。针对这两点,本文打算从王国维“学术独立”之说提出的背景入手,进一步探析其“学术独立”论的深层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一
     王国维是在写于1905年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提出这一命题的。他说:“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从1902年开始,他就已大量阅读、翻译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著作,撰写了很多介绍文章,并借此进一步思考中国哲学问题,写了《孔子之美育主义》、《哲学辨惑》、《释理》等论文,颇有心得,深感中西“化合”、“互相推助”之益处。于是在此文中他大力提倡西洋思想,将西洋思想的输入作为中国学术发展的千载难逢的契机,并着意消除影响人们接受西洋思想的观念上的障碍。他感到西洋思想进入中国后往往变了味道,“非知识,而情意”,这样,即使再多、再精的西洋思想也不会给中国以触动。究其原因,乃在于“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为一目的也”。 [②]这几乎成了现代学人们的共识。王国维“学术独立”论的可贵在于他能由这一认识出发,去挖掘形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动因。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他指出:“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③]他感到问题的线索深深地埋在传统文化的逻辑之中,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如此一来,在他这里,输入西方学术思想、建立中国现代学术与“学术独立”根本就成了一个问题,它们共同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中国没有纯粹的学术传统,换句话说就是不知学术为何物。中国传统哲学、历史等是完全与致用观联系在一起,没有现实的用处,它的存在就成了问题。王国维深感问题的重大,故又于1911年在为罗振玉办的《国学丛刊》所作的序中,专文论述这一问题。这里他论述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由“独立”转向“学术”。强调“独立”只是表明态度,只有从“学术”的本意入手,进而联系中国的实际,才能找到问题所在,这也正是王国维的“学术独立”论区别于其他人的地方。
     在这篇序文中,他对什么是学术作了回答与阐述。他认为,古今中外的学术不外三类:科学、史学、文学。他说:
     “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德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像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也。”[④]
     这里,王国维对学术采用了与传统的经史子集学问划分完全不同的划分标准。他将人们在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与情况划入了三门学问的统辖范围之中,这三者也显现出三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实际上,这三者所指向的无非就是人类理解系统的结构的不同方面。这种结构本身是客观的、无关好恶的。这个标准是属于理性上的,他说:“……理性者,不过吾人知力之作用,以造概念,以定概念间之关系,除行为之手段外,毫无关于伦理上之价值”,“理性但为行为之形式,而不足为行为之标准。”[⑤]在他看来学问、理性只是理解问题的途径手段,只为把问题搞清楚,而不能指导行为上的价值判断。借用韦伯的话说,学术是“是什么”(is)的问题,不是“应该是什么”(ought)的问题。韦伯认为:“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⑥]在这点上,王国维与韦伯有着相近的认识。王国维将这种“非学术”的举动归结为新旧之争、中西之争、有用无用之争,这也是晚清以来困扰学者们的问题。王国维接下来对这些争辩逐一进行了驳斥,指出在学问上只有真伪的区别,而没有新旧、中西、有用无用的分别。其目的就是要把学术从实用理性的重重包围中解救出来,他通过学无新旧,在纵向上打破了学术的古与今的界限;通过学无中西,在横向上打破了学术的中与外的界限;通过学无有用无用,打破了对学术在现实的当下性中的利益取舍,从而显现了一个排除各种价值判断干扰的理想化的学术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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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6卷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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