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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元先生《当代文学、美学研究中对“本体论”的误释》一文结合中西诗思理路，澄清了哲学、美学中不同语境下对“本体论”一词的种种误解首次在汉语美学界、真正对美学建设的前提及根据进行了历史性的反思。张弘先生的《作为美学基础的本体论的若干问题》一文以及高建平先生的《关于“本体论”的本体性说明》等文章也就这方面的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因为本体论(存在论)问题“最广泛”、“最深刻”、“最原始”[1]，对美学建设意义重大，引发了笔者较大的兴趣，故本人不揣浅陋，以向各位先生请益。 一 讨论作为美学基础的本体论问题，在相互对话之前，有一个必须明确的前题:美学是否有其本体论基础?显然，朱立元先生在文中对“本体论”范畴进行正本清源的梳理，其目的及意义就在于:一，澄清范畴，为哲学、美学对话奠定了共同的基础，使学术得以沟通且有效;二，把美学建设从“知”的理解态度转变为对“美学”自身存在之根据的追问;三，力图结合西方现代本体论思想，完善和发展“实践美学”，以期为传统美学走出困境拓展思路。因为当代中国的美学建设之所以步履艰难，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旧有的认识论框架中打转，而且对本体论的理解存在着诸多偏差，因此对这些问题首先进行厘清，就显得至关重要。 我们看到，“朱文”对“本体论”一词在汉语言学界(文学艺术、美学、哲学、新儒学、辞书等)中的诸种误用作了令人信服的清理。就文学、美学中的误用而言，文章首先指出了最根本的一条，即把本体论理解为本质论，于是，艺术本体论就成了艺术本质论，美学本体论就成了美学本质论。“朱文”在指出了用本质论替代本体论的负面效应后，又批判了将本体论与本源论相混淆(结果导致把对艺术、美学的发生学研究当作了本体论研究)，本体论与本源论相混淆(结果导致把对艺术、美学的思潮研究当作了本体论研究)等等情况。可以说，“朱文”在“破”(本体论非艺术品本身，非本质论，非本源论，非本根论)的同时，实际上也指出了各种传统美学流派以及所谓的“后实践论美学”理论的认识论倾向及其无根之处。而其本意在“立”，通过在不同的语境中确诊本体论不是“什么”而为纯粹的本体论领域划界，以便为哲学、美学确立真正的本体论基石。所以，美学研究之所以无重大理论进展，恰恰在于它一向以为不证自明的基础—本体论，却掩蔽在种种不是其所是的东西中(本质性、本源性、本根性)，而它自身却一直晦暗不明。而偏偏，对文学、美学的存在特性的寻找，只有在对其本体论的理解中才可通达。 那么，张弘先生是怎样看待哲学、美学中的本体论问题的呢?虽然他在文中大谈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及胡塞尔的现象学，其实，“张文”一个隐含的观点是美学与本体论无关，美学的建设与发展就是要消解本体论。而在另一文中他则明白地说:“当代美学消解形而上学本体论、走向经验论与分析论的强劲趋势，绝不仅是一种盲目的时尚，并且充分体现了美学学科的特性及其内在发展逻辑。”[2]张弘先生说的其实就是哲学、美学中的“语言论转向”问题，有人甚至相对于康德的成果称之为哲学史上的第二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分水岭。如何对待康德留下来的思想遗产?可以说，对康德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当代英美与德法这两种不同的哲学潮流。罗蒂对此解释得极为清楚:“……经典的胡塞尔现象学……只是使哲学占据康德曾希望它去占领的那个位置的另一次企图，这就是根据它对文化中其他领域的‘基础’的专门知识来评判这些领域。‘分析的’哲学是另一种康德哲学，这种哲学的主要标志是，把再现关系看成是语言的而非心理的，思考语言哲学而非思考‘先验批判’，也不思考作为一门显示‘知识基础’的学科的心理学。”[3]英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受现代逻辑和现代科学的精确性的启发，拒绝传统形而上学的种种问题，退回到休谟来理解康德，其本质是继承了认识论和经验论的传统。可以说，张弘先生对康德的理解也是一种退回到休漠后所作的经验论的解释。换言之，他对本体论的理解也只能是一种早已为康德所批驳过的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张先生在《美学与本体论问题再探讨》一文中一再宣判:“本体论也只能是指关于被感知到的实在的理论。”“划清同旧本体论之间的界线，并不取决于怎样规定本体的内容，而取决于是否承认本体存在取决于此在的认知与感觉条件。”按照张先生的“本体论观点”，还真不知道如何去“划清同旧本体论之间的界线”，而且，比张先生这个“本体论观点”还要“旧”的“本体论”又是什么呢?恐怕也只有张先生一个人知道了。 确实，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一个被本体论纠缠而深感困扰的人的作品”，但这是不是就如高建平先生所说的康德是“本体论的坚定反对者”呢?高建平先生认为，康德摧毁了本体论，从此知识论还原为知识论，并且，“只有这时候，本体论的地位才真正下降了”。坦率地讲，高建平先生的观点是不符合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事实的。我们知道，传统本体论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后，在中世纪被发展为一套神学本体论，而在近代，笛卡尔从“我”出发创建的“二元论”体系开始明确地把哲学研究的重心转向认识论，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支撑“高文”的主要依据是，笛卡尔时代，本体论这个词才开始出现，并由沃尔夫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本体论，而康德反了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所以，他说，只是从康德起，本体论才被知识论取代。难道仅凭“本体论”一词在笛卡尔时代出现，就能说明笛卡尔时代包括笛卡尔的哲学讲的就是本体论?不从哲学家的思想本身出发，不注重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在发展线索，就断言笛卡尔时代哲学研究的中心仍是本体论，高先生的这种立论不仅站不住脚，而且还犯了一个哲学史上的常识性错误。此外，如何理解康德的本体论思想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高先生讲康德“摧毁”了本体论，如果高先生的意思是说康德彻底地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观点，他的讲法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由此否认康德思想里面已经孕育了新的本体论观念，否则我们也就无法解释康德和现当代德法哲学之间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叔本华也讲过同样的意思，说康德以后“本体论”将不再存在，他所指的“本体论”也就是传统的形而上学，特别是独断论。但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只是将康德的“物自体”转换为“意志”这一自在之物，明确地将其树立为哲学本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里多次讲，“批判主要是反独断主义”，反对“在纯然概念之中摸索”的形而上学，而其目的是“扬弃知识，以便替信仰留有余地”。另外，康德对沃尔夫、对传统逻辑学也并非如高建平先生所说的那样完全持反对、排斥的态度。康德提出的范畴表也是依据传统逻辑的判断形式进行分类，并且继承了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学说，因为在康德看来，亚里斯多德以后逻辑便已在“可靠的途径”中前进，“毋须走回头路”。至于沃尔夫，康德指出，虽然他受囿于时代，“不曾豫先批判纯粹理性本身”，但其“概念清楚、证明严格、推理有序”的“严谨方法”是建立未来形而上学体系所必须遵从的。 康德说:“走马观花”地读《纯粹理性批判》，会觉得其结果纯是“消极的”，“只是警告我们决不可用思辨的理性来冒昧地越出经验的限度而已”(如张弘、高建平先生对康德之经验论、知识论的解释便会堕入这一消极层面)，而其固有的“积极”的价值乃是“消除横在实践理性上的障碍”，“相信纯粹理性有一必然超出感性的用途，即实践的用途、道德的用途”[4]。显然，德法哲学如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等则从此角度出发，对《纯粹理性批判》作了一种本体论的解释。譬如，胡塞尔又寸“理智的直观”的肯定;而海德格尔在《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一书中则明确地指出:“《纯粹理性批判》与‘认识论’无涉。如果可能允许对之作出认识论的解释的话，那就得说:它不是有关存在性知识(经验)的理论，而是有关存在论知识的理论。”[5]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