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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中国美学陷入困境之时，本刊于1993年第3期发表了傅谨同志的《中国美学需要什么》，之后，《新华文摘》同年第8期转载了此文，引起学术界、特别是美学界的关注。在社会、文化处于转型期的今天，美学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美学研究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如何介入生活，更好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已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为此，本期发表一篇与傅谨同志商榷的文章，以引起大家对美学的进一步研究。 《中国美学需要什么》[①]，傅谨同志在这个很有吸引力的题目下，探讨了中国美学陷入危机的原因及走出危机的契机与道路。傅文的许多卓识，笔者深以为同，傅文讨论的主题，更为大家所关心。但笔者认为，真要搞清“中国美学需要什么”，还得回到它的前提—“中国需要什么美学”。从“中国需要什么美学”这个大视角来看“中国美学需要什么”，那么傅文确立的美学本体的价值观念、逻辑起点、交流语境.似有在学术上再商榷、再探讨的必要。 美学的兴衰取决于什么? 50年代、80年代中国的两次“美学热”，与近年来美学冷落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学由极盛而极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傅文的回答是:“几乎是从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进入中国以来，它的价值就被误置了。它或者被视为达到某种社会政治目的的工具，或者被视为具体的艺术创作与欣赏操作的方法大全。这两种误解都使人们忽视了美学作为一种纯学术所真正具有的价值，同样也对我们评价各种美学理论造成了不良影响。而一旦人们真切地感到美学所能起的作用并非那样可以实际触摸，失望也就随之而来。这就是近十年来美学由极盛而极衰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就是说，两次“美学热”的极盛一开始就建筑在美学价值被误置的基础上，是一种“人类精神活动的虚假的繁荣”。极盛是历史的大误会，极衰也就成为神话破灭后的必然结果。显然，这种观点对两次“美学热”的评价不太公平，对美学盛衰原因的解释也不太科学. 唯物史观认为，一门学科、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盛衰，取决于该民族的需要程度、接受程度以及它能否满足于这种需要的发展成熟程度.美学的兴衰也是如此.中国学术界引人注目的两次美学热潮的形成，正是反映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特别是热情而纯真的青年，对建设美好的新生活的渴望，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追求，正是顺应了刚执政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中破除唯心论、确立唯物史观的历史需要，顺应了“十年动乱”后中国在各方面“拨乱反正”的需要。而美学在满足民族的热切需要中，也获得了自己的相应发展。 历史在前进，时代的需要在变换。进入90年代，进入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接期，国际上“两极对抗”的格局向多极化转型，中国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旧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转型，中国人民从求温饱向求小康转型。三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新追求，需要美学从深层次作出自己的理论回答.然而没有完成相应的理论转型的传统美学，却无力回答历史提出的新问题，无法满足时代转型的新需要。 例如，当今世界一个也没有解决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以及各种全球性危机，迫使人们在世纪之交时不能不严肃地反思人类自身的本质、使命、前途、命运。传统美学能给人类在未来世纪的变革提供理论的准备吗? 又如，在中国新旧体制的大转型过程中，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传统美学在支持改革新人、谴责腐败现象，在新的价值系统的重建中能作出自己的独特的贡献吗?能给当代青少年，包括狂热而又迷惘的“追星族”以亲切而又深刻的理想指导吗? 再如，随着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面对高标“实用功利性”的技术美学、旅游美学、建筑美学乃至烹调美学的大发展，主要以艺术美学的趣味标准、范畴概念为理论构架的传统美学能经受得住体系性的挑战与冲击吗? 传统美学不能以自己的理论优势指导三大转型，不能满足民族的新需要，它就只能被置于被冷落的境地，它就只能落得个衰败的命运。这就是近十年来中国美学由极盛而极衰的根本原因。 中国美学要从衰转盛，走出危机，也必须从这一根本原因着手，发扬两次“美学热”中积极参与历史进程、满足民族需要的优良传统，在当代的变革大潮中完成学科建设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傅文依据自己诊断的所谓“美学本体价值误置”的病根，在反对“经世致用传统”的口号下开出的回到“纯学术”研究、追求“美学作为一种纯学术所真正具有的价值”的药方，不恰恰是要把已经远离时代热点、民族需要的传统美学，更远地拉回到圈子更小的“象牙塔”吗?上述两种不同的“病因”诊断与救治药方，究竟哪一种更符合于中国美学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呢?围绕这个根本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进入传统美学内部作更细致的剖析。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