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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此之前，国内流行的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学所余冠英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主要是五、六十年代的产物。这些著作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囿于时代和社会因素的局限，主要从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角度界定文学，并以此为基础来论述文学的发展观。时隔三十年，学术界早就不满足于这种阐释方法与阐释角度了。有识之士在中国文学的具体研究中也早已突破了反映论的樊篱，对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作出了新的具体解说。其中有不少将西方现当代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文学的具体分析，也有不少在深人研究了中国既有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之后，通过传统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史。在1989年前后还专门展开了重写文学史的方法论的讨论。可惜新时期以来一直没有一部周密赅备、有独特系统的崭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问世。在这种背景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章、骆两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从人性角度阐释文学，并强调情感的作用，无疑如空谷足音，起到震聋发馈的作用，因此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致这部文学史第一次印刷就印出了5万5千册，足见广大读者对新的文学史的企盼与欢迎。 人们在拍案叫好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感到悲哀，这种本该在十年前出现的著作，至今才能面世，可见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进展速度之迟缓。然而迟到了毕竟还是到了。这部著作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可以预见，随着本书的出版，将会有一批《中国文学史》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我相信，未来出现的新的文学史著作，将不会重蹈人文科学界过去的那种因袭研究的覆辙—在一本开风气之先的著作之后，出现一批酷似第一本著作的后继著作。未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将在“文学”的观念和文学发展观上出现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独到见解，把文学史的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使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能有重大突破。我在阅读了章、骆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章先生执笔的《导论》后，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想法。现在不揣谫陋，提出来向章先生和其他前辈与同仁请教，不当之处，请予指正。 一 任何一套文学史的写作，必须在作者心目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学观和文学发展观，这种文学观和文学发展观通常在《导论》中明确并充分地体现出来。 章先生在《导论》的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讨论“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章先生认为，以往的文学定义—即文学是以语言为工具的，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不准确的。那些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无突出成就的游子思乡诗却可千古传诵。甚至在小说中，反映社会生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并不能说是比神魔小说《西游记》高明。读到这里，我感到其分析颇为精当，以为他将要否定反映论的文学观了。但及至读到最后，方才知道章先生的定义只是在以往的文学定义中加了“以感情来打动人的’而这八个字，作为前一个不完整的定义的补充。章先生定义的核心仍在于在原有文学定义的基础上强调文学应是以情动人的:强调以情动人无疑是不错的。但我认为这个修正过的定义依然是不准硫和不全面的。 章先生认为“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并不是一篇作品高下的主要尺度。”②“反映社会生活”是章先生文学定义中没有扬弃的内容，但在这里却受到了贬抑，目的在于抬高“以感情来打动人”这个核心。我认为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固然不是文学作品的全部内容，因为中国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是体现主体内在情调的。但这些情调依然是社会生活的折射。甚至神魔小说也是对社会现象的曲折体现—主要在事态人情方面让读者颖悟人生，获得共鸣。并且以其奇幻更具有趣味性，以其模糊给读者留下更大的领会和再创造的空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而在于“反映”这个字眼。那些深刻地剖析了社会历史和事态人情的作品比起脍炙人口的小品来确实让人们普遍地感到惊心动魄，获得强烈的震憾。只不过社会生活的这种广度与深度不是通过知性的解说反映出来的，而是表现在主体的强烈的情感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深切的体验之中，并且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得以物态化。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