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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发表于《文艺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我谈到一种看法：后现代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总体文学”的状况，它将狭义的“文学”置于边缘，又将广义的“文学性”置于中心，我名之曰：“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面对这一巨变，文学研究如果不调整和重建自己的研究对象，必将茫然无措，坐以待毙。 所谓狭义的“文学”指的是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和文化类别的语言现象，它的概念内涵主要由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所规定，其外延通常指诗歌、小说、戏剧、抒情散文。如此这般的“文学”在图象时代的今天边缘化了。但是，发人深思的是：在狭义的文学边缘化的同时，广义的“文学性”却中心化了。在后现代场景中，我们稍一留神，就会发现今天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道德活动、学术活动、文化活动、公开活动和私下活动是多么地文学化[1]。所谓广义的“文学性”指的就是渗透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并在根本上支配着后现代社会生活运转的话语机制，这种机制显然不是狭义文学所独有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我想以“总体文学”这个概念来涵盖“狭义的文学”和“具有广义文学性的非文学的话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拓展文学研究的领域，并回应后现代对传统文学研究的挑战，而不是简单地“逃离文学”和“转向”别的领域。 就此，我设想了一种“文学研究内部的转向”以重建后现代处境下文学研究的对象，即从狭义的文学研究转向广义的总体文学的研究，从狭义的文学性研究转向广义的文学性研究。在此的关键是：将“广义的文学”和形式主义者发明的“狭义的文学”区别开来，将“广义的文学性”和形式主义者发明的“狭义的文学性”区别开来，从全新的角度重提文学和文学性的问题。 提到“文学”与“文学性”，我们就会想到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其实，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与“文学性”研究有两大思路：其一是以“文学/非文学”的二元对立为前提预设，以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经验为对象的文学与文学性研究，这是形式主义的思路，我将此称为对了然的文学与文学性之研究；其二是解构了“文学/非文学”的二元对立，以全部话语为对象的文学和文学性研究，这是非形式主义的思路，我称之为对隐蔽的文学和文学性（或“白色的文学与文学性”）之研究。 在20世纪留给我们的知识传统中，“文学”与“文学性”的问题几乎是形式主义的专利。乔纳森·卡勒在《文学性》一文中回顾了这个专利史。卡勒认为文学性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从两个角度来加以理解：1，“关于文学的一般性质”；2，“文学与其他活动的区别”。[2]其实，确定文学的一般性质就是为了将其与非文学的活动区别开来，而通过文学与其他活动的区别也就是为了确定文学的独特性质，因此，这两个问题指向的是同一个任务，即要在众多的话语中划出一块被称为文学性的话语领地来安顿作为一门自主科学的“文学研究”。 形式主义研究文学性的思路主要受三大因素制约：1、现代职业分化及学科分类目标；2、美学旨趣；3、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卡勒认为文学与文学性的问题缘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我们谓之曰文学作品的创作已经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然而，关于文学的现代思想，仅仅可以上溯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文学’以及欧洲其他语言的类似说法，总体上仅仅意味着‘文章’，甚至‘书本知识’。在莱辛自1759年起发表的《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一书中，‘文学’一词才包含了现代意义的萌芽，指现代的文学生产。史达尔夫人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简称《论文学》）则真正标志着现代意义的确立。……19世纪末以前，文学研究还不是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人们同时研究古代的诗人和哲学家、演说家——即各类作家，文学作品作为更广阔意义上的文化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成为研究对象。因此，直到专门的文学研究建立后，文学区别于其它文字的特征问题才提出来了。[3] 19世纪末，欧洲社会的职业分化和学科分类相互激励，出现了以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为专业的人，这些人必须确立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以便在学科分类的现代知识格局中证明自己工作的合法性和自主性，进而在巨大的知识场域和职业市场上瓜分出并占据一个独立的领域。这些以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为专业的人如何来确立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呢？美学和现代语言学为其提供了启示与限制。美学（感性学）启发他们注意文学作品与人的感性经验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发现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显著区别，即后者使人们失去了对语言和事物的原初感知，而前者则恢复和加强了人们对语言本身的感知，以及对所描写的事物的感知（即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谓的“陌生化”效果）。于是他们认为具有审美（感知）功能的作品是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并将“审美/非审美”确立为区别文学/非文学的坐标。 接下来的问题是：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从何而来？以什么方法可以客观地对此加以研究？现代语言学的形式结构研究为此提供了范例。循此思路，文学与文学性的问题被圈定在语言形式手法的领域，研究者们发现对语言的特殊使用可以使一段话语或一个文本具有审美功能，即引起人们对语言本身和被述说的事物的强烈感知。因此，不必研究作者的创作心理和作品的内容题材，只须研究文学对语言的特殊使用（包括结构主义对语言使用惯例的研究）就能揭示文学性的秘密。 在《词与物》中，福柯就认为发端于马拉美的现代“文学”概念是现代语文学的极端表现，在现代知识领域，“文学性”指的就是语言的独立自在性。 “自荷马、但丁以来，西方世界就存在着我们今天称之为‘文学’（literature）的语言样式，但‘文学’这个词是新出现的，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也意味着一种特定的语言被分离出来了，这种语言特有的存在样式就是‘文学的’。这是因为在19世纪初的某个时候，语言作为一个客体将自己沉入自己的密度之中，并让自己通过认知而被彻底地观察，语言也以一种独立的形式，一种难以接近、折回其起源之谜的方式在别处重构自身，并以完全关涉到纯粹写作活动的方式而存在。……文学与观念性话语的区别愈来愈大，并将自己封闭在彻底不及物的状态中。……文学破除了将体裁看作与描画秩序相符合的形式的定义，它成了语言的单纯展现，这种语言的法则就是去确认（与所有别的话语相反）语言自身的突兀存在；文学要做的就是不断地返回自身，似乎文学话语的内容就只是对其特有形式的表达；或者它作为写作的主体而对自己说话，或者设法在使它得以存在的运动中重新把握全部文学的本质；这样，它的所有线索都汇聚到那个尖端（虽然是个别的、瞬间的、但又是绝对普遍的），即那个纯粹的写作活动。当语言（作为被说出和被传播的语词）成为认识对象时，我们看到它以一种严格对立的姿态重新出现：词沉默而小心地排列在纸的空白处，在那儿它既不作声也不对话，在那儿它只讲述自己，只在自己的存在中闪烁。”[4] 就此而言，文学与文学性的问题在形式主义者那里由三个潜在的维度所控制：现代学科建制的维度、美学的维度、语言学方法论的维度。这三大维度的合力使文学性的问题变成了专属于感性审美话语领地的语言技术问题，而感性审美话语指的是“文学”，故“文学性”问题就只是“文学”内部的问题。 其实，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门类（以审美为目标）的狭义的“文学”和用来描述话语的某种审美品性的“文学性”是两回事。我们说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是狭义的“文学”而不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狭义的“文学”，但我们很难说后者不是文学性的。狭义的“文学”是一个艺术类别，“文学性”却不是狭义的“文学”的专有属性。 德里达曾说：狭义的“文学”是一种现代发明，而文学性却与文字一样古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研究是狭义的“文学”这种现代发明的一部分，甚至是关键的部分。因为只是通过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研究，现代“文学”的理念和现代“文学”的自主王国才能建立起来，现代文学教授（最典型的是英美新批评时期的大学文学教授）才有特殊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才能提供特殊的知识，才是一个有理由的合法职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形式主义将文学性的研究严格局限在狭义的“文学”领地之内，从而使文学性的研究和现代文学理念的确立遮蔽了一个更为深广的文学与文学性问题，即非文学话语的广义文学性及总体文学的问题。 其实，在19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史上，对非文学话语之文学性和总体文学的思考并不缺乏，只是这些思考并未引起人们的真正注意。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非文学话语的文学性和总体文学太隐蔽？或许是因为对它的思考从未学科化？ 德里达说哲学是“白色的神话”。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神话”即诗，而古希腊的诗与后世的文学有某种亲缘关系，故德里达之说也可译为“白色的文学”。说哲学是“白色的文学”指它是看不见的文学（神话），因为我们的俗常之见早已被哲学所铸造，哲学一再宣称它不是文学，并通过攻击文学来成就自己。哲学说文学是虚构的神话，是不当真的修辞游戏，是“用墨水写在纸上的”歪曲存在的文字（墨迹替代、遮蔽了它要说的存在）；而哲学是认真严肃的真理性话语，是“用心灵写在心板上的”再现最高存在的文字（它是白色而透明的，可透显出存在）。德里达说哲学的自诩是靠不住的，只要我们在哲学上面播撒一些显示剂，暗藏其中的文学性便会显示出来。德里达的解构就是这种播撒，他让我们发现哲学和它攻击的文学一样其话语的根是修辞“隐喻”，其写作的文字是墨迹斑斑的“分延”（différance），其意指的“替补”运动没有终止，其再现是“不再现‘什么’的再现”，其所谓的“真理”也只是“虚构”。简言之，哲学非它，就是它攻击的文学，或“原型文学”（archi-literature）之一种。德里达的“原型文学”即“总体文学”，它包括了狭义的文学和别的非文学的文字文本。 其实，从事这一播撒工作的不仅仅有德里达，还有马克思、尼采、罗兰·巴特、保罗·德曼、海登·怀特、鲍德里亚等人。在西方，柏拉图以来的哲学统治是无所不在的，哲学与文学的对立还派生出形形色色的话语与文学的对立，这些话语通过与文学划清界线来逢迎哲学，从而分有真理的禀性，自诩为真理与非文学。 马克思以“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来分析当时的德国哲学、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他指出这些自诩为真理的理论不过是一些虚假意识，是从某种潜在的利益立场出发而对现实关系的想象的、梦幻般的表达。其实这就是对意识形态之文学性的最早揭示，只不过马克思仍未摆脱哲学的真理性迷梦，因为他相信有一种与意识形态对立的“科学”（他的潜在意思是说他的学说是这种科学，列宁就直接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是真理（非文学性的），并且他也相信有一种伟大的文学（比如莎士比亚的作品）是真理性的（按德里达式的眼光看，这是哲学化的文学神话）。有意思的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詹姆逊等人清除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潜在的真理梦幻，将所有的学说话语都还原为意识形态。一方面，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思想文化的必然表现，是一种虚假意识，但又不完全从消极的角度看待意识形态，而认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趋向正义的现实方式。破除了意识形态与科学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文学性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深入的揭示。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文学性的揭示还必须提到罗兰·巴特。巴特也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更注意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他用“神话”来称意识形态，将自己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名之为“神话学”。对巴特来说，意识形态就是“白色的神话”，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的神话，而神话就是文学。 尼采虽然借颠倒形而上学在真理/非真理、哲学（道德、宗教）/文学（诗、艺术）之间制造的二元对立来攻击前者，但他在谈到一切话语都是修辞时则指出一切自诩为非文学的话语（哲学、道德、宗教）都是文学话语。保罗·德曼更为彻底地发挥了尼采的这一思想，他深入解构了语法（逻辑）与修辞之间的对立，将修辞揭示为一切话语中不可取消和不可排除的要素。在德曼看来，修辞性就是文学性的别名。 历史学家从来都极力宣称历史叙述是非文学性的，历史叙述可以真实地再现历史事实，但海登·怀特则告诉我们历史叙述也是白色的文学。历史叙述必须借助于文学性的叙述模式（悲剧的、喜剧的、反讽的……）和文学性的比喻修辞才有可能。与历史事实符合一致的、唯一正确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与历史事实总有出入的、总有某种虚构性的复数的小写的“诸历史”（histories）。怀特提醒我们摆脱历史学幻想的有效策略就是将历史叙述当作文学作品来读。 人们通常认为经济、商业、消费活动是最为理性的活动，鲍德里亚则揭示了这些活动的文学性秘密。离开了文学性的运作，后现代的经济、商业、消费活动就没办法进行。在今天，一个成功的企业就是一个文学故事，一个成功的品牌就是一个文学神话，一种成功的营销就是一种文学活动，而一种后现代的消费就是一种文学接受。在此，文学性的成分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经济、商业、消费活动的核心。在虚构、修辞、抒情、讲故事的文学话语运作中，后现代的经济、商业、消费的“眩晕”被制造出来了，我们昏昏沉沉于其中。 当然，最“伟大”的文学莫过于政治和当代传媒。正是政治话语最为喋喋不休地（也最为无耻地）宣称自己绝对真实、真诚、可靠，它们“代表”正义和真理，替天行道（布什和萨达姆在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都这么说，前者代表上帝，后者代表真主），其实，它们究竟代表（再现，在英文中“represent”既指“代表”又指“再现”）什么人们永远也不清楚，但它必须让“代表”（再现）看上去就是那么回事。因此政治话语最讲究（甚至比通常的文学话语还讲究）文学性的修辞、叙述和抒情格调（政治家常常琢磨一个比喻、一个词、一种叙述、一种语气可以达到你不可想象的地步），它只有通过文学性的狡计使自己产生一种魔力，让人们觉得它绝不是文学虚构和游戏，让人们觉得它真实、真诚、可靠。政治话语是隐藏得最深的文学性话语，对此古希腊人比现代人老实，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政治即修辞，而在西方古代，修辞学也一直被看作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不过，说政治是文学也并不必然暗含着对政治的贬损，正如对意识形态之文学性的认识那样，而是要更老实地看待政治，更深入地探究政治运作的秘密。现代传媒最热中的是“现场直播”，但观众从来就到不了“现场”，“现场”永远是一个没有真正所指的文学语汇，它是当代传媒语汇中的“上帝”。以“现场”之名无异于以上帝之名。 以上对文学和文学性思考的路向显然不同于形式主义，这种被理论界忽略但又十分重要的路向可以启示我们寻找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跨越现代学科分类的界限，将形形色色的人类话语经验作为总体文学来设想，而不同的话语只是总体文学的特例，它们都具有文学性。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一篇社论、一条广告、一个企业的营销手册、一条新闻报道、一个理论、甚至一个政治家、一个企业家、一个学术明星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这种研究不是说被研究的对象就是“文学作品”，而是说可以对它的文学性加以研究，这种研究将有助于对其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道德的、宗教的意义之理解。因为，在宗教信仰和哲学信念日益式微的后现代，话语的终极所指没有了，话语以什么方式打动、说服人们呢？只有文学性的修辞、叙述和逼真的虚构。就此而言，离开了文学性的运作，后现代的政治行为、经济行为、道德行为、宗教行为和文化行为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后现代文学的研究应该瞄准使后现代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宗教运作成为可能的文学性运作，考察在这些领域中文学性运作的方式，功能与意义，从而使后现代文学研究介入后现代的脉动。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强调研究后现代状况下的广义的文学与文学性，并不是要以此取代对狭义文学和文学性的研究，而是说不要忘了被后者掩盖的东西，更不要忽略前者与后现代社会以及我们当代生存的特殊关联，明白这一点，文学研究大概可以与时俱进了。 注释： [1] 参见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见《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2][3] 乔纳森·卡勒：《文学性》，见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南昌，白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7页，第30页。 [4]、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 New York: Vintage, 1973, pp.299-300. 原载：《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0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