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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怀以伦理、政治作轴心，突出的表现为经世致用，为国分忧。这与古代士人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往往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来考察社会现象和审视内心世界有关，更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因。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怀对文学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入世情怀；经世致用；文化成因；文学传播 一、古代士人入世情怀的主要表现 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怀以伦理、政治作轴心，突出的表现为经世致用，为国分忧。春秋战国时期旧秩序崩溃，新秩序诞生，士被社会变革推上了时代的大舞台，并从此与官结缘，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由士而仕、投身宦海成为其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逐渐成为古代士人最初的心态。如李白是位爱憎分明、豪迈不羁的伟大诗人。他一直关心国家的安危、兴衰，很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但却始终到处碰壁，坎坷一生。年过花甲仍不改想为国效力的初衷，但因体力不支，将忠骨留在了安徽的当涂县(今属马鞍山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也表达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积极用世、忧国忧民的典型心态。以后将这种精神推而广之的，由顾炎武提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把关心国家命运前途的责任，加到了每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上，增加了民主意识的成分。在关系到民族兴旺的时刻，这两句话有着强大的政治号召力。 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怀决定了他们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念念不忘拯世济民。在古代士人的潜意识里，国家是家的放大，而君与国家是一致的。我们说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时候，无论他处在社会的哪一个阶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关心社会，关心人民，关心国家，关心天下事，如果要是他没有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他可以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但是他不是伟大的诗人。帝王将相者如像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如曹操的《短歌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脯，天下归心”，他们所表现的是帝王的一种胸怀。那么对于普通的士大夫呢，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怀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同样也有这样的情怀，他们也用诗歌表现他们，自己以天下为已任的情怀。比如辛弃疾在他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里边写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种思想，不是一位两位诗人的思想，而是中国古代所有的重要诗人的共同的思想，从屈原开始到曹操，到曹植，到李白，到杜甫，到白居易，到陆游，到辛弃疾，他们都是积极入世，关怀民族、国家、天下的，他们写出了很多表现拯世济民之志的诗歌。 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怀集中的表现在其人生理想上。他们的人生理想就是依照一个既定的传统模式来规划自己的一生，沿着由圣人设定的“修、齐、治、平”的人生道路走下去。他们关注社会、政治与民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通过“立心”、“立命”，继承“中绝”已久了的圣人之学，“为万世开太平”，目的都在于检验自身的道德修为。历史上，每当中华文化出现断裂时，作为文化传承者的士人便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精神是推动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动力。而这种忧患意识也逐渐成了士人高尚人格的标志，成为古代士人激赏赞叹的对象。如唐代的诗人非常重要的有李白和杜甫，诗仙和诗圣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但是在长久的中国封建时代，研究杜甫喜爱杜甫的人非常多，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把杜甫看成一位诗圣，看成诗坛上的圣人。在封建时代，杜甫的地位非常高，对杜甫的评价，认为杜甫最主要的是忠君，苏东坡说杜甫是，每饭不忘君的，而到了建国以后，我们对杜甫的评价依然很高，这个时候，我们说杜甫是一位人民诗人，表面上看起来，他既忠于皇帝又热爱人民似乎是对立的，但实际上在杜甫这儿是统一的，因为杜甫有一颗仁者的心，他用仁者的心来看待社会，来看待自然，他对所有的人，都是怀着一颗仁者的心去看待的。 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怀往往表现出对民生、民众的关注和热心，这归根到底还是为国分忧，为忠君服务。极度崇拜以君、父为表征的社会政治权威，尊崇以孔子为宗师的知识传统及其内蕴的价值观念，认可伦理道德的绝对价值，热衷于介入政治体制等等，[1]这是古代士人精神的精炼总结，也是古代士人入世情怀的精准概括。在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封建王朝，终于迫使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懂得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认识了君和民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忧国同忧民是不可分的。所以，一心想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写下了“三吏”、“三别”的著名诗篇，以反映农民的疾苦。心怀“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思想的白居易，写“新乐府”也是为了把老百姓的痛苦反映给最高统治者，希望政治上得到改善，减轻人民的痛苦，以利国家的安定。柳宗元写下《捕蛇者说》也是为了“以俟观人风者得之”。 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怀往往在个人身处不得志的遭遇时，仍表现出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博大胸怀。中国几千年积淀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古代士人在“遇”与“不遇”、“仕”与“不仕”、“达”与“不达”两种路径间徘徊、统合、分离的历史。家国情怀似乎是中国士人的一种根性。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以致在古代中国有隐逸情怀的士人不少，但真正的隐士却不多。当然古代士人也有因避乱世而隐居的，如诸葛亮之高卧隆中，躬耕为乐，但他终于经不起刘玄德三顾茅庐的诚意，以天下苍生为念，最后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品格，成为“经世致用”的典范。在小说《三国演义》中，经过形象的、神话的渲染，更使他放射出异样的光彩，成为千古传颂的贤相。 二、古代士人入世情怀的形成原因 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怀有其深刻的文化成因。古代士人是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有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和道德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这与在他们的精神内里和灵魂深处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息息相关：在精神上，他们是“圣人之道”和“王道”理想的殉道者；在行为上，他们是专制王权的忠诚奴仆；也就是说，他们是君主政治及其文化的产物。士人精神的主体部分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这里既包含着他们的道德价值、人生追求和理想社会，同时也是他们的全部知识的凝炼。正是“内圣外王”的召唤令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表露出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看来，理想的人生设计是汲汲于道德的自我完善，检验的标准则是竭力践行、推进以至实现王道理想政治，所谓“学而优则仕”。士人们所表露出来的“社会”责任感无不是以追循理想政治模式为基准的，其中内蕴着的是由衷的忠君情怀，说到底无非是他们的政治忠诚的一种表现。这在拙作《贬官士人的一般心态及其文学表现》里已有充分说明。[2] 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怀有其坚实的思想基础。古代士人忧国忧民，志在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这与他们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往往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来考察社会现象和审视内心世界有关。其思想基础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孔子孟子的时代就有儒学，我们称为先秦儒学，或者是原始儒学，然后到了两汉，到了董仲舒时代，就由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经学，第三个阶段，到了宋明时代，有宋明理学，然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出现了现代新儒学。我们现在所说的儒学，主要指的是原始儒学，原始儒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它所张扬的是一种天下意识、一种忧患意识。中国古代士人都具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从孔子、孟子就开始一直（发展）。在《易经》里边就有所表现，叫做“天行健 君子当自强不息”。至范仲淹则在《岳阳楼记》以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对古代士人的忧患意识作了精彩的概括。那是中国古代的士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国家、天下联系起来，他们的诗歌最主要的也是在表现这样一种精神。 三、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怀对文学传播的意义 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怀为古代文学传播提供了不解的动力。古代文学的传播很多都是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以实现经世致用的方式来传播的。如春秋战国之际，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为发布和传播自己对当时社会和政治的改革意见，大多采取聚徒讲学或周游列国的方式，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其中的代表，其中孔子和墨子更为突出。孔子“有教无类”地广收学生，形成“弟子三千”的规模，墨子也聚集了“三百之众”，而在周游列国方面，他们都常常不辞辛苦地东奔西走——“孔席不暖，墨突不黑。”在此种艰苦的努力之下，他们围绕着诸如“克己复礼”、“兼爱非攻”和“仁政”写成的文学性散文得以散布和流传。如果说周游列国与行吟方式的共同遗传，造成了后来的吟游；聚徒讲学则是拓展出一个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3]它们都共同地为后来的文学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自古江南多山多水多才子，“山光与粉黛，一种是逍遥”，明代文人城市历游书写中的自我对话，也是文学传播的一种类型。 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怀在创作上形成了一定的文学样式和文学流派。前者如咏怀诗、咏史诗、讽谏诗，后者如南宋爱国诗派等。所谓咏怀诗就是吟咏抒发诗人怀抱情志的诗，它所表现的是诗人对于现实世界的体悟，对于生命存在的思考，对个体生命的把握，对未来人生的设计与追求。其中较多的也是与经世致用的入世情怀有关。如谏诤是封建社会臣子对于君主所应履行的一项任务，酬唱则是封建社会君臣、士大夫间交际手段之一。但在中国古代，它们也作为散文和诗歌的传播方式表现出来。早在“诗三百”时代，士大夫就曾以诗谏诤，到汉代则是以赋以文谏诤。西汉那些“劝百讽一”的大赋和政论文都是这种谏诤的文学结果；唐代士人多以诗和表谏诤。白居易的《秦中吟》、韩愈的《谏迎佛骨表》是其代表，宋代人则擅长以论文来做这件事。谏诤的行为虽止于君臣间，但作为谏诤意见载体的文章或诗歌的传播却不止于这个范围。好的谏诤文辞，其传播是相当广泛的，并不仅限在当朝，甚至传唱千古，如李斯的《谏逐客疏》。酬唱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方式也源远流长，但其兴盛却是在南朝。其时君臣多在文学方面有所遇合，诗文酬唱也就增多，“宫体诗”即是一个典型例子。后来酬唱双方由君臣降至王公贵族，再后来更进到平民百姓，因相互酬唱而传播的文学作品也就难以计数了。仅以王公贵族、士大夫的文学酬唱为例，就有“三曹七子”、“竹林七贤”、“元白”、“李杜”、“二十四友”“竟陵八友”、“永嘉四灵”等文学方面的唱和群体；而因为这种酬唱所产生的文学流派也为数甚多。[4] 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怀影响下的文学批评对文学传播起到了积极的辅助传播作用。中国古代文论历来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 “教以化之”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主张“有为而作”、“有补世用”。如王充说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白居易对此说得更为明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苏东坡也提出文学创作要“有为而作”，“言必中当时之过”。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并以其其身的榜样作用，影响到后世士人的追随和响应，有力地推动了经世致用类文章的传播。比较典型的如从司马迁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降，《史记》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纪晓岚等主编《四库全书》等，从文学发展史上看，对文学传播起到了积极的辅助作用。 综上所述，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怀以伦理、政治作轴心，突出的表现为经世致用，为国分忧。这既与古代士人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往往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来考察社会现象和审视内心世界有关，也有其深刻的文化成因和思想基础。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怀对文学传播也在传播动力、传播方式、辅助传播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葛荃，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2期 [2]王运涛，贬官士人的一般心态及其文学表现，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3][4]曹萌，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作者单位：郑州广播电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