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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古代士人步入仕途后因种种因缘而或贬或谪或迁或黜，每每将心中郁结与所历之地的地理景观诉诸笔端，一部蔚为可观的贬谪文学史同时也是一部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学史。贬谪文学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从人与自然关系看，地理景观的特殊性直接影响居民的性格与美学表现，地理景观所隐含的物色影响作品题材、意象的选择，而贬谪士人具有地景写作的优势；就人际关系而言，乡党中亲老乡贤形成的网络影响后辈并对当地文风产生不可忽视的力量，而贬谪士人带来了清新的文风；就文化层面而言，地方经济、工艺、政治、历史以及文教发展状况影响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以及文学表现，而贬谪士人具有多元地域经验的体验。藉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贬谪文学呈现出与本土文学的风格差异，此一风格差异在地域文化的互补中呈现出既守恒又转换的趋势。因此，在处理小区域文学家的活动以及作品与读者之关系时，地域特性于文学传统的辨识是很有效的方法。有贬谪文学阅读经验者，常能指认出所读作品中或浓或淡的地域民俗特征。将过去主要以作家籍贯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分析，转换为以文学创作地点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研究，无疑是文学传播研究与地域书写研究的一次积极探索，值得我们去做更深入的研究，当有更富意味的收获。 关键词 贬谪文学；地景书写；地域经验；地域特性 古代士人步入仕途后因种种因缘而或贬或谪或迁或黜，每每将心中郁结与所历之地的地理景观诉诸笔端，一部蔚为可观的贬谪文学史同时也是一部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学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地方的越是全国的，贬谪文学具有相当深厚的民间情结与地缘意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相当一部分杰出的作家，是因其对某一地区的地域风貌、民俗百态和市民生活的激赏态度、关注角度和讲述立场而声名鹊起、流芳百世的。京都为创作最集中的地点，这是文学创作地点呈现的普遍性规律。如左思心仪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两京赋》，便费时十年写成《三都赋》，使得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两京赋》也随“洛阳纸贵”得以更为广泛的传播，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穷形尽相地再现了当时京都的繁华景象。同理，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的赫赫声名与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的闻名遐迩也都是以其对当日汴京和扬州繁华景象地真实再现而赢得世人认可，不同的是，前者是“画中有诗”，后者是“诗中有话”。 景观(Landscape)概念及其景观研究的进展,反映了人们对人-自然关系的认识的不断加深。在欧洲,“景观”一词最早出现在希伯来文本的<圣经>旧约全书中,作为风景的同意语一直为文学艺术家们延用至今。无论在中国或是在欧洲，最初的大规模旅行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也加深了人们对景观的认识（当然，景观一词在汉语中直到近代才出现，山水、风景一直被沿用）。文学对地域性知识的重建 和表现，正在引起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地理景观对文学的主要影响是文人利用自然景观为意象所形成的文学内涵与风格。在贬谪文学中集中表现了对乡国地域的歌颂、怀念以及对从事建设乡国的政治活动的莫大热情。对于故乡、故国的思念是贬谪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而乡国情怀的泛化又表现为对于山川之美的描写与赞颂。乡土之情是由于当时的时代环境造成的，古代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是人们唯一的谋生方式，因此贬谪文学的作品充满了乡土之情，比如作为比兴物的大量的山川河流、花草虫鱼等，比如农业生活诗和农业祭祀诗的创作、比如战争徭役诗中对故土家人的怀恋、对破坏稳定的农业生活的战争的怨恨等。与乡土相联的是对于国家的热爱与思念，在古代文人意识里，国家是家的放大，而君与国家是一致的；此种精神至近代则由忠君报国而转向追求国家的自立自强。 文学的创作，文体的转换，文学题材的取向，文学风气的盛衰，文学风格的形成与转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地理环境是影响文学内容与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前人的研究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源远流长的贬谪文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北雄南秀”的风格差异与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有着密切的关系。北方文学雄浑刚贞艺术风格的形成，得力于本地区多种文化基因的母育和熏陶，而这种艺术风格又在地域文化的互补中呈现出既守恒又转换的趋势。有地域经验的人，常能指认出所读作品中或浓或淡的地域民俗特征。艺术创作的风格会受到地理景观环境的影响，音乐如此、绘画如此，文学也如此。就诗歌而言，中国文学的二大起源《诗经》与《楚辞》分别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辉煌结晶，分别代表我国北方诗歌和南方诗歌两个源头。前者以北方的黄河流域为主要的写作背景，后者以南方的江淮流域为主要的写作背景，二者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刚柔质润迥异的文学风格。尔后，北朝民歌的质朴奔放，南朝民歌的绮靡婉约，莫不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读中国古代小说的文言笔记小说，也可窥见北派南派的分野。最出名的北派风格的笔记小说要推《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晓岚有流徙新疆的经历，因此他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就最远到达了伊犁、乌鲁木齐。袁枚的《子不语》、朱梅叔的《埋忧集》中的人物，多出入无锡、杭州、江阴、吴江、广东、义乌等地方。在上海墨海书馆混过事的王韬的《淞滨琐话》，也基本都写江南的故事，最远的写到了闽、桂、湘。这三位作者的文言小说集，可看作是南派笔记小说的代表。 贬谪文学展现的是一种不同于本土的地景书写和地域经验。盖缘于去国离乡之人对于贬谪之地的地域风情多能怀有一种新奇之感，能够克服土生土长的文人墨客对于地景因熟稔而产生的习以为常的惯性，加之贬谪之人将之与自己故乡地景以及京城景象的暗暗对照，以其升花之妙笔饱蘸浓浓贬谪之失意，自能写出一番独具风情、别有韵味、隐有所指的地域经验。大凡对古代文史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知道，中古时期山水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是南方的开发不断深入，以致其地理景观和生活方式逐渐引起以北方为文化本位的文人产生好奇、然后是推崇、再后来是艳羡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贬谪之人挟带着一种不同于当地的文化底蕴，以一种别具只眼探骊珠的睿智和一种不同于当地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心智模式来审视、打量、挖掘当地的地景风情的，在文化碰撞、地景对照、情景交融里完成一种身心投入的贬谪之旅。著名书法家王献之有一句名言：“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这句话使得“山阴道上”竟成为“应接不暇”的一个很雅的替代语。途经南昌有遗篇的王勃以其《滕王阁序》更是使得滕王阁成为中国四大名楼之一。 文学风格的选择与完成取决于价值的认定与追求，与地域并无绝对关系，但在处理小区域文学家的活动以及作品与读者之关系时，地域特性于文学传统的辨识仍是很有效的方法。用此来梳理小区域的文人活动状况，也可以跟其它地区的文风发展作一分辨。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一个地方地理景观的特殊性直接影响居民的性格与美学表现，惟作品风格的完成其实存在着更复杂的因素，如个人的阅读、才调等，地理景观未必为主要因素，但地理景观所隐含的物色影响作品题材、意象的选择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本土作家在表现本土地景时有局限性，他会视自身生活的环境所呈现出的景观为平常现象而不去表现，如果他们以平常的心态来对待生存环境中的物象，并写入诗篇，同样也在不经意中再现某一区域的文化特征。外来作家却颇有优势，他们是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环境的，从写作心理来看，他们更乐于展现跟以往经历和经验不相同的部分，而省略去相同的部分。正是这一点对贬谪之人起到了向左向右、相辅相成的积极作用：地理景观影响当地文人的同时，却给贬谪之人留下了出新出奇的地景书写的可能，也正是这一点成全了无数知名的游历了不同地景的诗人，如王勃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与滕王阁，李白之“遥看瀑布挂前川，日照香炉生紫烟”与庐山，苏东坡之“惊涛拍岸卷起千层雪”与赤壁，张养浩之“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与潼关…… 就人际关系而言，乡党中亲老乡贤形成的网络影响后辈并对当地文风产生不可忽视的力量。如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教授在《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一书中指出：家族是文化传承和文学传递的一种载体，家族承担某种文化或文学传播责任，并在文学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家的家庭文化背景和家学渊源在文学研究中显示出重要作用。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的呈现固然与籍贯有联系，但和文学创作地点相比，籍贯只是对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静态描述，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来自远方的贬谪之人却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文风，往往能吹开当地读经风情别样的美丽。就文化层面而言，某一地区的经济、工艺、政治、历史以及文教发展状况影响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以及文学表现。而贬谪文人却能够在接触这些的同时，将之与异地的地景风情暗暗比较，抒写出多元的地域经验。如“烟水”作为一种景观在很多地方都可能有，但自从三吴烟水的名头做将出来，其他地方要讲烟水好像就有点不可以。吴人范成大在四川盆地看到“绿野平林，烟水清远”，马上便要跟一句：“极似江南”。 文学的内涵所呈现的民情风俗，文人的迁徙流动所带动的文化气息，可以作为士人宦海沉浮、文化盛衰变迁的研究。文学创作地点的变化，记录了贬谪士人空间移动形成的运动轨迹。贬谪士人活动地点的变换不仅改变描述的对象，其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古代文人观念里，政治是地域情结的概念化和虚拟化，参与政治是建设乡国的最好方式。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因此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着，诗歌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1]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其主体是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他们都是致力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当政治之路走不通或者走的坎坷时，才开始搞文学，成为文学家的，而文学在这些文学家手中主要是用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或者派遣政治郁闷的消遣品。这是由中国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模式决定的，“立言”是最低层次的人生理想，搞文学是读书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因此可以说，文学一方面是屈原、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孟浩然、陆游等政治失意者的事业，一方面是政治得意者的消遣，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上官体、花间集，台阁体、西昆酬唱集和玉楼春、金缕曲、玉树后庭花等。[2]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些文人描绘、注重的地域特色与民间现场，与百姓大众内心深层潜藏的市民意识和情感轨道极为契合，很多时候是在他们的笔下，当地的人文景观、文化名胜与古屋遗迹真正成为普通民众真实的日常生活中的背景，成为魅力辐射四方的地域名片，与当时本土居民取得有力的情感体验与精神支撑。 贬谪文学中的地景书写是文化意义上的地理再发现，即意味着空间的再生产。这种价值风标指向民间，只有对现实与底层市民的深切关注与同情，才有可能挖掘庸常状态下的地理秘密和生活意义。由于这种生产指向民间的维度而使得叙事空间异常广阔，大至国家风云、英雄伟人，小至糖水凉茶、煲汤喝粥。如果说“影响当地人民生活的地理景观以及受各种因素影响的地理景观是文化记忆库”[3]，那么由于出色的地域文学的存在使得这座记忆库得以用文字的方式集体复活于纸面，重获文化意义与生存价值，这些表面平淡无味或司空见惯的民间方位变得兴味盎然，充满灵韵。贬谪文学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一种个体性的情感记忆和社会认知，由具有心理替代功能的个性叙事去推广一种有代表性的世俗神话，而众多地域文学作家以其略带伤感兼具优雅气质的叙事笔调很能触动读者柔软的心灵。梁朝人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写下这样的句子：“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从此，草长莺飞就成为反映江南春景最动人的一幅画面。故乡人的怅惶失落、孤独悲凉，乃至爱恨情仇在优美文字的虚拟空间中放大、美化、沉迷、释放并抚慰着人们，历史最终在读者的假想中生长出浪漫。最苦恼的莫过于，“眼前有景题不得，崔颢有诗在上面”的遭遇了，连“一生好入名山游”一代诗仙李白也只能扼腕叹息。 对诗人而言，不同的地理景观给诗人不同的创作灵感与素材；对地方而言，文人的流动对当地的文风带来影响。文人或因游历，或因迁徙，或因仕宦，往来于各地。贬谪文学中的地域文学极大的得力于贬谪士人的贬谪之旅，诗人的苦照亮了地域文学的路。正是怀着贬谪的苦闷心境和无奈之情，多少诗人踏上了本来终其一生也不能到达的地方，苦闷抑郁之际寻访贬谪之地的某条老街、古巷或深山老林，于是才有了后来闻名于世的柳宗元的小石潭、欧阳修的醉翁亭、苏东坡的喜雨亭……，并且尝试用自己的亲历去欣赏、体味异乡的风光，一边寻访一边四处探听当地的历史典故，或许发现不少传说或故事，有时还要向农家讨几口水喝，同时为了更好地疏解内心的烦闷，免不了借酒浇愁、寄情山水。[4]当然，他们凭借良好的抒情文字和各种极具哲理的思考，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和还原现场的方式，描绘出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廊。诗人目光抚摸下的风物人情，既可以触摸过去，又可以想象未来，从而治疗贬谪带来的忧伤，帮助世人更深刻地认识某地的景观，强化地景的记忆功能，重建地景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苏东坡的一曲《大江东去》响彻千古，虽说此赤壁非彼赤壁，但也可以说是摸错了庙门拜对了神，将赤壁古战场的幽情和豪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而陶渊明笔下的故土图景，也在总体上提供给我们特定历史时段那一区域文化的风貌，在区域文化认识上具有极大的价值。 贬谪士人游历不同地域皆有文学作品流传，众多贬谪士人的作品形成了一部蔚为可观的贬谪文学史，同时也是一部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学史。地理景观对贬谪文学的主要影响可以分为由内而外的情感投射与由外而内的兴托感发。由内而外的投射指的是文人内心有所感触，面对不同的自然景观，以情衬景。如贬谪士人理想受挫很容易产生愤激的情绪。忠而被贬，贤而遭迁，许多贬官士人都是异常悲愤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屈原《哀郢》）“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历史、现实与人事，纠结攀援着难以化释的艰苦、不幸与灾难，令人不平则鸣，由不得已而后言之，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李白写《将进酒》，韩愈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陈子昂作《登幽州台歌》，莫不是愤激之作也。由外而内的兴发是指藉自然景观为意象，以景衬情，李白“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而其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秉性和欲凭借缚鸡之力廓清乾坤的性情又很难改变的。美好的理想失落后，古代士人不得不在现实中调整自己的心态，“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报任安书》）又如王国维先生所言：一切景语皆情语。贬谪对士人来说绝对是一场政治悲剧，溶进骨子里的理想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心就难免被莫名的悲凉哀伤笼罩。表现为文学就多是英雄穷途末路的长哭，书生生不逢时的感喟，官宦贬谪流放的不平，名哲退居山水的寄托，情人望断归帆的伤痛，字里行间流露壮志难酬的惆怅，浪迹天涯的彷徨，想望而不得的苦闷，相思而难遇的忧伤。如范仲淹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如秦观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白居易闻琵琶女演奏琵琶，就触发了自己政治上的感慨而作《琵琶行》。纵使苏轼的“大江东去”，亦终落在“人生如梦”上，不过借酒浇愁，借壮语而抒悲酸，借豪放而达婉约。[5] 一言以蔽之，贬谪文学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从人与自然关系看，地理景观的特殊性直接影响居民的性格与美学表现，地理景观所隐含的物色影响作品题材、意象的选择，而贬谪士人具有地景写作的优势；就人际关系而言，乡党中亲老乡贤形成的网络影响后辈并对当地文风产生不可忽视的力量，而贬谪士人带来了清新的文风；就文化层面而言，地方经济、工艺、政治、历史以及文教发展状况影响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以及文学表现，而贬谪士人具有多元地域经验的体验。藉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贬谪文学呈现出与本土文学的风格差异，此一风格差异在地域文化的互补中呈现出既守恒又转换的趋势。因此，在处理小区域文学家的活动以及作品与读者之关系时，地域特性于文学传统的辨识是很有效的方法。有贬谪文学阅读经验者，常能指认出所读作品中或浓或淡的地域民俗特征。一部蔚为可观的贬谪文学史同时也是一部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学史，将过去主要以作家籍贯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分析，转换为以文学创作地点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研究，无疑是文学传播研究与地域书写研究的一次积极探索，值得我们去做更深入的研究，当有更富意味的收获。 参考文献： [1] 张少康，《中国历代文论精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曹萌，《明清小说的文化批评》（明代卷）[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 [3] [英]麦克•克朗着，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9 [4]王运涛，<略论贬官士人的特殊心态及其文学表现>，[J].《沈阳大学学报》第5期，2004：81-85 [5]王运涛，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 (作者单位：郑州广播电视大学） 原载：作者投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