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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民族化过程就是作家、艺术家努力开发和体现民族精神、民族性内涵的艺术追求、艺术创造过程。一个民族的文学通常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着该民族意识的自觉，是该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中国优秀的文学家历来关心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具有强列的民族意识，其文学作品包含了深沉的血缘之情，热切的乡关之恋，深重的家国之虑，浓厚的历史感，深邃的哲理之思，强烈地抒发出中华儿女心灵的感受、震动和呼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经典文学在传播过程中通常有一个明显的民族化的过程。 关键词 民族意识；文学表现；尚文修史；文学传播；民族特色 文学的民族化是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标志和最终归宿。体现民族性是作家实现文学艺术民族化的努力目标。作家作为民族的良知，理应抱着崇高的民族使命感、责任感和博大的仁爱心、悲悯心，时刻关注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关注同胞的生活和斗争乃至他们的生存和苦难。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相信不论他写什么，他的文学都必定是具有民族精神的，都必定是民族的。别林斯基在《“文学”一词的概括的意义》中说：“要使文学表现自己民族的意识，表现它的精神生活，必须使文学和民族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能有助于说明那个历史。”当今世界追求经济全球化，文学却需要自己的民族特色才能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一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经西方化与民族化倾向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最终其实践都归于失败。（葛红兵语）但是文学的民族化思考却从此拉开了大幕。怎样理解和把握文学的民族化，是文学艺术界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理论课题。江泽民强调，发展和繁荣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使我们的民族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保持和发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张学昕在《民族化与当代作家写作》一文中指出：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包含着坚持文学的民族化方向，而文学的民族化就是对民族精神的追求。文学的民族化、民族性、民族精神是一组密不可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其实，鲁迅早在六十年前就超越了西化和民族化的二元对立，提出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文学口号，其中的民族性指的就是富于民族精神的创造性，世界性指的是时代性和进步性。 文学的民族化似乎是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不管是作家们的创作实践，还是评论家们的论争，都不断丰富了文学的民族化。葛红兵先生曾在《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矛盾》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问题不仅是 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命题，也是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命题。而张学昕先生也正是有感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绩有感而言：民族化的写作立场，使中国当代作家致力于在汉语写作中追求中国文学的自觉与成熟。他们捕捉自己独特的表述方式和语感，借鉴古代文学的创造性并对其进行极富当代感的“创造”和“激活”，重视汉语作为母语的“尊严感”，以充满自信的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平等对话。也有作家认为，在对本民族生活的表现中，文学语言一旦深入到它所表达着的民族的心境、情绪、特定意识、独有的生活，基于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时，作家的写作就会在汉语文学无尽的艺术表现力和包容力中，获得对祖国语言的净化、自信和自豪。 其实，文学的民族化问题首先是一个历史问题，与该民族经典文学的传播有着极大的渊源。一个民族在文学表现上，不可能丧失自己的民族个性，文化传统、根基不会溃散或倾覆，作家也无法脱离文学写作的民族文化定位，否则，就会出现文学形态与民族生活实际的错位。一个民族的文学通常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着该民族的自觉，是该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文学民族语言风格，特别是人物形象所表现的含蓄、简约、凝炼、节制，其所蕴藏的表达的可能性会与中国人的生活最为切近，必将构成作品充满民族性的哲性诗学内涵和艺术形式，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学创造和一个民族不可替代的内在精神气韵。 二 经典文学在传播过程中通常有一个明显的民族化的过程，通常会在传播中附着、增益某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包含了深沉的血缘之情，热切的乡关之恋，深重的家国之虑，浓厚的历史感，深邃的哲理之思，强烈地抒发出中华儿女心灵的感受、震动和呼吁。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心理特质的核心部分，民族意识中最为突出的是其民族群体意识，极强的民族群体意识可为民族高度凝聚力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不论是诗歌、散文、小说、戏曲，都不乏强烈表现民族精神的上乘之作。这是因为，民族精神融化在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之中，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中国文学作品，不可能不对此作出鲜明的反映。同时，也因为中国优秀的文学家历来关心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具有强列的民族意识。特别是在民族危难的危急时刻，更是与民族存亡休戚与共，他们中有许多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曲民族的正气歌。如宋代岳飞的一首《满江红》和文天祥的一首《正气歌》，写尽了民族英雄的浩然正气；即使素来以清俊旷逸的词风著称的李清照，在金兵入侵、人民离乱之际，也写出了“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样豪迈激越的诗句。对此，张俊才先生曾在《人民日报》曾撰文指出：就文学的民族性而言，包含着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其灵魂和核心是文学内容的民族性。文学的民族性自然会由于内容的千差万别而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形态，但其共同的、共通的基本要素则应是贯穿其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才是文学民族性的核心与灵魂。 文变染乎世情，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发生诸多巨大的变化。但无论时代生活怎样变幻，那些铭刻着我们民族物质和精神的独特内质、内涵底蕴却在文学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而在文学民族性内容中居核心地位的“民族精神”则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崇尚文学、善于修史的民族，这为“不分家”的文学、史学的发展、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个特点为世界各国其他民族所远远不及。中华民族崇尚文学、善于修史的热情和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治国兴邦的基本理念。这个思想突出地烙印在宋代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上。宋神宗读后，“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宋以后的历代统治阶层大力倡导读《资治通鉴》，也就是看中了这部书蕴含的巨大价值：“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修史，主要是为了利于后人“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而后人为了治理天下，谋身不致辱先，做事足以垂后，就必须读经典著作。 足够卓越的作家应该在作品中正视现实，深入表现民族在时代的奋进中走出生存困境，走向希望与光明的民族精神力量，揭示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存在状况。事实显示，民族发展的历史也是文学发展的历史，经典文学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民族凝聚意识由来的古老和历史文化认同不断深入发展的趋势。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同文学史上“义利之争”的传播关系密切。中国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的形成是围绕“义利”关系的争论展开的，争论的结果提升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中“义”的成分。因此，文学史上“义利之辩”的过程，既是中国传统道德价值、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反映和缩影。在中国传统道德形成的过程中，“重义轻利”观在总体上处于支配地位。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将义利关系严重对立起来的代表性观点，它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来董仲舒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统治阶级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强调“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人们“存义去利”，“存理灭欲”，当义与利严重对立时，就会出现个人主动放弃自身利益或自身利益被剥夺。“重义轻利”观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抑制人对社会的侵害，强化民族凝聚力的民族国家为大的信念，从而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 三 文学的民族特色是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发展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独特标志。它是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不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文字、心理状态、民族性格、思想感情、风俗习惯等种种特点，在文学创作中的综合反映。如在经典文学传播过程中，国家至上、民族团结的大一统精神，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灵之中，形成了民族凝聚力量的最深层心理基础。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以国家社稷为重，以民生民瘼为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许多古代名言，都是对群体价值取向的最好诠释。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集体主义精神得到了更进一步弘扬。人们普遍认同：把社会的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在保证集体利益的基础上，要把社会和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统一起来，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正是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形成了团结和谐、互帮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产生了关心集体和国家的强大凝聚力量，形成了个人、家庭、国家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中华情结。 中国小说的叙述模式一定程度上担负着相当的历史重任。如经典文学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崇尚群体、鄙薄个人主义的民族特色是有其深刻的民族原因的。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国家统一为乐，以山河破碎为忧。这从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不拔到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情怀；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无悔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襟抱……引得无数有志之士望风而随、矢志不悔。如杜甫面对山河破碎，则感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痛，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则喜极而泣，“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称赞它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其实，祖国统一被不少古代文学作家都视为生平第一快事。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成为凝聚力全社会的巨大精神力量。在先秦，大一统思想就被儒法两家所重视，后经秦汉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实践，逐渐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定势，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推动并决定了中华民族始终如一的统一发展和进步。 中国古代文学在华夏大地的传播与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国家的统一和相对稳定，各民族和睦相处是促成古代文学在全国范围广泛传播的基本条件。宏观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学也只有担当起宏大历史叙述的重任，才能成为民族国家政治的盟友。元代曲家面对污秽黑暗的现实，常常很自然地借助于古代的英雄和让人同情的帝王，以表现民族的耿耿之气和亡国之痛。因此元代历史剧总是蕴藏着一种幽远的呼唤声，具有浩然之气和愤懑绝决之情这样的情感基调。尽管元朝、明朝和清朝统治者各有其实施民族压迫政策的一面，但是相对而言，在元朝和清朝时期，国家是统一的，各民族之间，乃至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颇为广泛，这些为汉族古代文学的传播营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明廷与北元的对峙，加上由蒙古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导致的东西部战事连绵二百余年，使这一时期的蒙汉文化交流受到严重阻隔。历史事实如此，蒙汉文学关系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四 文学创作是民族精神环境中民族现实和民族理想的双重作用的产物，随着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的深入，人们对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价值的实现过程有了新的认识。不少学者认识到，传播推广经典文学，能激发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助于提高大众的审美情趣，丰富青年的精神境界。论者认为，其意义重大至少表现在“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增强全球炎黄儿女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和认同；有利于全面提高中华儿女的人文素养，倡导和鼓励少年儿童从小诵读中华文学经典，树立远大志向，塑造优秀品质，陶冶完美人格，促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海内外华人的情感联系纽带，努力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经典文学传播作为一种文化行为，是社会文化中最具活力的文化现象。经典文学传播中的民族情感因素、民族伦理道德和民族风俗的作用，说明经典文学传播过程中存在着特有的一种民族情结。民族文化从一开始就被深深地烙入经典文学传播的灵魂之中，因此，经典文学传播要突破，就不得不将民族情感、道德、以及风俗的因素加以考虑，加以运用，才能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经典文学可以形成一个“文字共同体”，借助丰富的文学传播方式，将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变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正是基于这一层面的意义，我们说民族凝聚力是一个民族在理想、目标和利益高度一致的基础上，其成员之间所表现出的亲和力、向心力和聚合力，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是实现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团结合作的内在动力，是实现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一面旗帜。古代文学传播的经典化过程，迈出了中国文学民族化坚实的一步；眼下中国当代文学要走向世界，同样应在民族化的基础上不断开拓与创新，既与世界格局的文化意向的发展相融汇，又与民族审美意态不相脱离，坚持文学的创新品格，才能真正显示出中国文学的民族精神与个性来。 文学传播的实践证明：愈有民族风格、特点的文学，便愈加在国际上有地位。中国文学追求民族化本身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价值，预示着中国文学光明的发展前景。文学自身发展状态和某一过程的自在情形，对文学人物形象的生成常常提供种种历史机遇，具民族性格和特质的人物形象尤其如此。经典文学人物形象的民族身份呈现出鲜明民族个性、民族性格，不仅取决于当时的文化状况、经济状况，还要考虑当时国人的民族信仰、民族心理沿革、民族心理建构的原形，要捕捉民族生命隐秘的启示以及文学人物的民族精神构成。也只有充满民族自信、民族自尊的写作才是真正的写作，丧失民族品性、品位的文学将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学。我们的文学只要切实地展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只要和我们民族的愿望、民族的历史、民族的生存、民族的命运息息相通，则不论它在艺术上使用什么样的技巧和方法，不论它属于什么流派，它都一定是民族的，一定是有艺术生命力的。 (作者单位：郑州广播电视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