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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文学艺术中的地位与在一般历史书中不同。女性在政治、经济、战争中很少亮相，其作用与男性相比，显然逊色。但是，在艺术领域，如果没有女性形象出现，将十分苍白。但这并不等于说，女性在艺术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女性在艺术中通常被表现为美女。什么是美女？在男权社会，过去和现在，东方和西方，无论美女标准怎样演变，始终是被“观看”的角色。越是貌美的女性，越可能是危险的、欲望的对象。男权社会怎样定义美女，艺术就怎样表现美女。通常，男性是艺术的创造者和观看者，而女性，是被创造者，被欣赏者…… 在历史书中，我们很少看到女性出场。因为，在政治、经济及战争领域，女性的参与较少或极少。但是在艺术的世界里，女性却频频亮相。女性往往是艺术家们创作、描绘和表演的主要对象。 那么，是否可以说，在艺术领域，由于女性的频频出场，女性与男性取得了平等的地位，抑或，女性显示出比男性更优越的地位？ 这里就艺术中的女性美谈一点感想。 截然不同的美女形象 各种艺术都注重表现女性美。但是不同的社会性别观念，对女性美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2001年中国的《作家》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杭州美女地图》的散文。作者用非常优美的文字描绘了一张美女地图。这些美女，分布在杭州著名的风景区西湖。她们各具特色，有的像“龙井茶叶”；有的像传统的佳肴“东坡肉”；有的像“很嫩”的“小白菜”。作者认为，杭州美女是杭州的一个品牌形象，“杭州的城市规模和消费水平也决定了美女的需求量”，因此，他有义务用文字对旅游者加以引导、指点、推销。而且，作者模仿导游图上“不要给动物喂食”，“不要触摸危险动物”，“严禁下水游泳”的警告，在《杭州美女地图》中也写下了与杭州美女打交道的若干游戏规则。文章一出，引来叫好声，还有人实地去杭州考察美女。 广州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反对这种将美女当作景物消费的观点。她组织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以美国女性创造的多媒体艺术《真实的女人》作对照，对《杭州美女地图》进行了批判。 《真实的女人》是一组女性群像的雕塑艺术品。1997年，美国女医生康海姆和另外几个医生一起，发起成立了“真实的女人”工作坊。她们在志愿者中选了13位年龄从2岁到75岁的女性，以她们为裸体模特，进行雕塑。她们有的身体肥胖，有的瘦骨伶仃，有的因乳腺癌失去一只乳房，但是，在她们身上，看不出自卑，羞愧和绝望，相反，她们以独立刚毅的自豪姿态，享受生命的美好。每一个雕塑都配有一首很美的诗，显现了每一个女人外在和内在的美。雕塑家们说：女性美是什么？不是外表的苗条柔顺、整齐划一，而是生命力的激荡之美…… 显然，这种真实的充满生命力量的美，不是传统男性心目中的美女形象。 这组雕塑的意义，不仅仅突破了以往只把妙龄少女作为美女的模式，还突破了把外貌作为女性美的衡量标准，丰富和加深了女性美的内容和含义，大大超越了狭隘的以身体外表来衡量女性价值的传统观念。和当下各种传媒中千篇一律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女相比，她们是我们生活中“真实的女人”。 艾晓明教授和她的研究生们通过比较提出质疑：什么叫美女？谁在定义美女？为什么男性总是把女性置于被看的地位？为什么女性被描述为风景的装饰、或者危险的、欲望的对象？有没有关于女性美的不同定义？ 美女形象的历史演变 我们不能直接看到历史上的美女，我们只能从流传下来的文字和艺术作品中欣赏她们。岁月的流逝渐渐改变着各个时代和地区的“美女”形象，但是，无论“美女”如何演变，都是那个时代男人心目中的标准。 中国古代早就有“美人”一词。不过，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美人并不特指漂亮的女人，它也指“有道德的人”，确切地说，“美人”是圣王、贤者、善人。中国最早的诗歌集中有“窈窕淑女”一词，原意是文静美好悠闲洁净的女人，渐渐地，词义发生了变化，“窈窕”后来被解释成“妖冶”，即妖媚而不庄重的意思。“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妖媚而不庄重，是男人内心的向往。 到了宋代，女性的柔美被推向一种极致的畸形——出现了把缠足作为一种妆饰。这是男人（包括丈夫）对女人的野蛮要求，在对女性柔美的极力推崇中，我们看到的是男性在社会地位和文化领域里的霸权地位。女性的柔弱经过夸张的同时更显示出女性对男性的依附。 中国古代诗词和绘画中，美女大多娇媚柔弱，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窈窕淑女”那“不庄重”的意思渐渐被掩盖。毕竟，女子一旦不“庄重”，就会公开表达对性的态度，男人便不能随心所欲，这对男人构成另一种威胁。中国男性对女性年轻貌美的要求是和女性的贞洁并行，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 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研究者王政在研究上世纪20年代陈东原所著的《中国妇女生活史》时发现，旧式女子羞怯的媚态，是文人们在诗词中喜爱描绘的表情，因此，女性美包括女性神态美也是由男性的喜好决定的。 可是女人对于女性美的标准，则是糊涂的。美女是男人的审美标准，男性确定的标准，女性只有认同的份儿。男人们怎么下定义，女人们便朝那个目标努力。男人们构建了美女的标准，女性竭力将自己按照男性企盼的那样打扮和修饰自己，满足了男人的欲望。反过来，男人却又将祸害归罪于符合这种标准的美女，谴责“女人是祸水”。 强势经济意味着强势文化。20世纪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引发了我们强烈的兴趣。对西方国家女性形象的学习和模仿成了中国当下的时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各种传媒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告诫我们女人怎样才算美。在时尚杂志中，那些精美的摄影图片，塑造了一个个性感的美人：身材修长、三围突出、嘴阔眼媚，风情万种。当下，西方美女的“瘦”，成了中国时髦女性包括还是孩子的未成年女性趋之若鹜的标准。不肥胖原本是身体健康的需要。然而，时髦女性不择手段的瘦身大大违背了健康的原则。男人对瘦的盲目欣赏和对胖的厌恶，增加了女性的自卑感，也加剧了减肥的狂潮。 艺术作品对人的观念具有极大冲击力。事实上，生活中大多数女性形象，都不符合男性心中确立的审美标准。“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行业，通过让我们相信自己长得不够标致而盈利。整个工业都利用描绘‘美丽’妇女的狡猾广告，利用我们对自己不够尽善尽美所怀有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向我们兜售产品，从而得以维持。” 目前，从西方传入的女性隆胸术，和从前西方妇女的束腰、贞节带，和中国女性裹小脚一样在危害和摧残着女性健康，却在中国受到极佳的待遇。它“让现实生活中的妇女永远望尘莫及，自惭形秽，觉得自己与这样妖冶、风流的女性相比太不完美、太不幸福了”。尽管隆胸和中国古代的束胸截然相反，但都以损害女性自然的外貌特征为代价，以人工手法对女性肉身不断挖掘、修理，让自然赋予我们的躯体不断被修剪成男人们喜欢的形态。更加悲哀的是，中国传统的缠足是以家长强制的方式进行的，而当今妇女的隆胸是完全出于自觉自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自觉比强制更可怕，因为它没有法律条文加以限制。在尊重人的意愿的前提下，做着违反自然、违反人性的事，因而危害更大。 艺术家的责任 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艺术家（也包括女性作家和艺术家），对女性美的定义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通过音乐、舞蹈、绘画和文学作品，塑造了男人理想中的美女形象。尽管革命让中国妇女走出家门，在艺术作品中出现了许多革命妇女的形象。她们不胆小柔弱，而是勇敢刚强。但是，男权中心的文化不会在男人心目中轻易消失。一些艺术家尤其是男性艺术家，虽然对女性解放持支持态度，但是在内心深处，从没放弃过以往被他们定义女性美的标准。 有两个画展很能说明问题。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女画家王海燕的作品，展示了当今对人类有着卓越贡献的女性肖像。她们是：世妇会秘书长蒙盖拉夫人、前苏联女宇航员斯特拉日娃、中国核物理学家吴健雄、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吴仪等中外杰出女性。肖像显示这些女性自尊自强、充实坚毅、平易高尚的人格和性格特征。而另一位男性画家展示的是系列女性肖像，从古装仕女到现代女郎，清一色矫揉造作、迷惘空虚的病态形象。女性在这个男性画家的笔下是弱者、是依附者、是“花瓶”和“宠物”。两个画展的比较，充分流露出当代一些男士对旧式女性的怀念，反映出男性文化本位的欣赏趣味。 我们还可以从18、19世纪欧洲一些艺术大师的肖像画中发现同样的现象。大师笔下的女性形象，有的有着色情意味，把女性当做性欣赏对象；有的表现男性对女性的权力支配；有的将女性与植物等同视之，呼应了“女性代表自然，男性代表文化”的思想。马奈的著名作品中有一幅《草地上的午餐》——同一画面中，男人衣着华贵，女人一丝不挂。女性体现的是自然属性，是肉身；男性体现的是社会属性，是文明和心智。男性的优越感支配欲显露无遗。 艺术中的“美女”，究竟是“人”还是“物”？这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性别观念。如果艺术品中的“美女”散发出的不是生命的力度，不是内在的气质，而只是柔弱娇媚的外表时，“美女”只能是供人观赏、取乐的“宠物”。宠物可以受到极佳的待遇，但是，宠物不是人，不能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些，不都是艺术家个人的过错。传统的性别观念，市场的需要，参与了艺术家的创作。社会需求受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传统制约。当艺术家们都具有高度警觉和性别的敏感时，性别歧视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遗憾的是，我们的艺术家，有的甚至是知名度很高的艺术家，缺少对社会性别的思考和研究，依然沉浸在陈旧的性别观念之中不能自拔。 曾有一对知识父女在他们的两地书中有过对西方女权主义的一番讨论。父亲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莎士比亚笔下那些可爱的女性，不希望她用学院里的西方女权主义观念塑造自己。他借用托尔斯泰的观点说，女人应该是柔弱的，甚至经常有病，一个完全不会生病的强壮的女人“简直就是野兽”。他认为，托尔斯泰这种极端化的见解，表明他认为文学的“优美”范畴永远属于女子，“壮美”范畴则属于男子。女儿则反对将“美好女性”神化，她看重的是“人性”，而不是“神性”。“这种神话和美化固然是极其尊敬女性的，可是却不真实，忽视了人间女子具体的痛苦。”女儿的这些话，足以击破男权社会“女性美”神话，说明女性美只是体现在“人类于生存困境的挣扎”中。 像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吸收了大量来自西方的文化思想，瓦解了从小接受的僵化的概念化的理论根基，大大拓宽了视野，充实了思想的库存；另一方面，在女性问题上，他们依然固守原来的理念，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进步意义不屑一顾。这种矛盾性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缘由。 原载：《新民晚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