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网站立场无关】
     出差归来，又读到熊人宽的奇文《就“屈原不可能在怀王十六年使齐”答黄崇浩教授》（以下简称《答》）。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较之先前的《驳<屈原是否到过赵魏两国>》（以下简称《驳》），《答》虽然有了微妙的变化，但是，他的讨论问题的方式，却并无实质性的改变，而且，他还提出了一些让人无法接受的新观点。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还是先看看熊人宽讨论问题的方式。
     在《驳》中，熊人宽曾经说过：“也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证明，怀王十六年‘屈原使齐’。”故我在《驳熊人宽之<驳>》中，推测熊人宽“抑或是他在断定‘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证明，怀王十六年屈原使齐’之前，根本没有读过《新序•节士》？”因为，既然是“任何文献资料”，那么，汉人刘向的《新序•节士》总还是够得上“任何”的资格的吧? 遗憾的是，熊人宽毕竟没有提到《新序•节士》。而这一回，熊人宽在《答》中，却给读者提供了好几条新的信息。读者请看：
     一是他现在居然按照《新序•节士》这个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资格的“资料”排起“大事年表”来了！在这个“表”中，熊人宽列出： 1、约在怀王十四、五年，“屈原为楚东使于齐” ； 5、约在怀王十七年底，或十八年“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 7、怀王十八年，“屈原使齐，还”。
     看到这三条，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熊人宽现在也认为屈原是两度“使齐”呢？我想，细心的读者不会忘记，在《驳》中，熊人宽是曾经一口咬定：“屈原使齐、返国，是怀王十八年（前311年）之事”。就是说，他只认为屈原一度“使齐”，而根本没有表达过屈原“两度使齐”的意思。我们搞不清，熊人宽到底是如何看待《新序•节士》的文献资料资格的问题的呢？
     二是熊人宽在列过“大事年表”之后，下文他一面说：“《新序》中确有‘屈原两次使齐’”，一面又说：“《新序》不能作主证。”
     自己依据《新序》列“年表”，紧接着又如是说。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熊人宽该不会是自己否定自己前面所列的“大事年表”吧？
     三是熊人宽这回又说：笔者在《驳<屈原是否到过赵魏两国>》文中才说：“怀王十六年之时，屈原是不是已被怀王怒而疏之，尚在两可之间。”—就暗含了《新序•节士》中：“怀王十六年，‘张仪因使楚绝齐’之前，‘屈原遂放于外’”之说，尚须商榷之意。
     熊人宽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在撰写《驳》之前，是早已看过《新序》的。只是没有明说，而是“暗含”。可是，他在下文却又说：笔者“抑或是……根本未读过《新序•节士》”。不过，未读，也有好的一面。因为不读，就不可能误读，也就不容易“误人子弟”。熊人宽说读了《新序》就可能误读并误人子弟，当然不会指自己，而是指别人。所以，听这意思，熊人宽以前没有读过《新序》。那么，熊人宽到底要告诉读者什么呢？
     总之，读来读去，我们明白了，熊人宽原来是说：即使我以前没有读过《新序》，但这“也有好的一面”；虽然我在《驳》中没有明提《新序》，但我也“暗含”了；我要是读《新序》，我就不会“误读”；我还可以依据它来列表。而你黄崇浩虽然读过《新序》，却不能用它作主证；而且你会“误读”，会“误人子弟”。总之，熊人宽是脚踏三只船，左右逢源；里子也要，面子也要；自己永远不会错。试问，这是什么逻辑？
     我们再看看熊人宽在读过《新序》之后提出的新观点。看看他是否真的“不可能误读”。
     一是在熊人宽依据《新序》所列出的“大事年表”中，他提出张仪三度“使楚”的结论： 2、约在怀王十五年，秦“患”楚怀王重用屈原。“使张仪之楚”，离间怀王与屈原的关系。造成“屈原遂放于外”； 3、怀王十六年，张仪第二次使楚，破坏齐楚联盟。怀王“听张仪之邪说，遂绝强齐之大辅”； 6、怀王十八年，张仪为了“和楚”，第三次使楚，王归之。
     我们读《史记•张仪传》，只见到张仪两度“使楚”的记载，何来“三度”使楚？《秦本纪》《楚世家》有没有？也没有。这些文献都只有张仪“两度”使楚的记载。现在，我若是再说：熊人宽“抑或是……根本未读过”《史记》这几篇，熊人宽该不会又说：即使我没读，也不要紧，因为我没读“也有好的一面”；而你虽读过，却必然“误读”了，必然又要“误人子弟”了！
     看了熊人宽所提出的张仪“三度使楚”的结论，我们就知道什么才是“不顾完全不顾史书之记载”了。当着熊人宽指责我“臆造”这个、“臆造那个”的时候，是否应该反躬自问一下：自己也在“臆造”着什么呢？
     二是熊人宽从《新序》中抓住“屈原遂放于外”一语，说什么：《新序》中怀王十六年张仪使楚，破坏齐楚联盟，是在“屈原遂放于外”之后。黄教授对《新序》中的“屈原遂放于外”，视而不见。
     在这里，熊人宽显然是认为，《新序》所记，是说屈原此次被放，是在“怀王十六年张仪使楚，破坏齐楚联盟”之前了。
     《新序》果如是说么？回头一看，《新序》说：“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 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可见，《新序》说的，分明是：屈原被放，乃在“怀王十六年张仪使楚，破坏齐楚联盟”之后。
     熊人宽岂止是误读？他自己把《新序》原文所说的屈原被放的时间先后恰恰读“反”了，却还在那里大大咧咧地指责我“不顾《新序》记载”， “对《新序》中的‘屈原遂放于外’，视而不见。”这不能不使我再一次“咋舌”了。
    本来，屈学界对于屈原何时被放、被放几次的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现在，熊人宽却要用“屈原被放”而且是“怀王十六年张仪第二次使楚之前，屈原已经被放于外”这样“无迹可寻”的话，作为屈原“不可能在怀王十六年使齐”的依据。这样讨论问题，还有实质意义么？
     三是熊人宽在“大事年表”中说： 1、约在怀王十四、五年，“屈原为楚东使于齐”。其依据是什么呢？熊人宽说：“《新序》所记屈原第一次使齐，不但在怀王十六年张仪二次使楚、破坏齐楚联盟之前。而且是在张仪初使楚，离间怀王与屈原的关系造成‘屈原遂放于外’之前。也就是说《新序》中的屈原第一次使齐，只能在怀王十六年之前，不可能在怀王十六年当年。”
     很清楚，这并非史实，而是推论。可惜的是，熊人宽推论的前提，也只是他从《新序》中误读出来的结论：“怀王十六年张仪第二次使楚之前，屈原已经被放于外”。前提不存在，推论又如何立足？熊人宽还凭什么否定我“屈原怀王十六年一度使齐”的推测呢？
     彼此的依据都是《新序》，我黄崇浩先读出“怀王十六年”就是“误读”，熊人宽后读出“怀王十四、五年”就不是“误读”。这样讨论问题，未免太霸道了些吧？
     现在，熊人宽的话真的应验了：不过，未读，也有好的一面。因为不读，就不可能误读，也就不容易“误人子弟”。如今果真有人读了《新序》之后被发现“误读”甚至“读反了”，那当然也要“误人子弟”了。只不过，这种怪事正好发生在熊人宽身上了。
     最后，我还得就熊人宽的“有个小小的阴谋”说几句。
     熊人宽在《答》中说，他的“措辞严厉”， “就是想刺激先生一下，以便得到‘反批评’，从而引起争鸣。”对于熊人宽的“坦率”，一方面我表示佩服，另一方面我也感到忧惧。何以故？因为，对于熊人宽的“刺激”，我若不予理睬，他便可以宣称：黄崇浩的观点站不住脚，不敢应声了，我熊人宽的“观点”是对的；我若是应答了他的“刺激”，他也会自豪：我推动了学术争鸣，我熊人宽的“方法”是对的。总之，无论熊人宽怎么作，都有“好的一面”。面对如此“大智慧”（在读《新序》时就显现出来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担心，说不定熊人宽今后又在哪儿搞点“小小的阴谋”，让我落入他预设的圈套或陷阱，岂不冤哉枉也？假若学术界都象熊人宽这样，在论争之中耍点“小小的阴谋”，还有几个人能够消受？观夫熊人宽所与“商榷”的几位学者，既不“驳”也不“答”，莫非他们比我明智，不愿中计？假若学者们都象我这样“犯傻”，那熊人宽希图“炒作”自己的“小小的阴谋”不就真个儿得逞了？
     说到这里，读者们该看清了，熊人宽的逻辑就是：就阅读文献而言，他不读《新序》也是好的，读《新序》也不会“误读”，即使读“反”了也不是，别人则必然“误读”；就提出观点而言，他提出“张仪三度使楚”，即使没有依据，也不算“臆造”，而别人就一定是“臆造”；就表达方式而言，他无论怎么“严厉”，也是“好的”，也是有益于“正常的学术争鸣”的。
     明日就是端午节。我们情不自禁地忆起屈原。因而想到,若是他也遇到今日之事,会作何感想? 会如何对待? 或许，他也是虽然不屑与之理论、却又不免有几分无奈罢？
    

2006 .5.30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