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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部分“思想界”人士提出的“当代文学作品脱离现实，缺乏思想乃至良知”、“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道德良知和社会承担”的指责，文学界部分知名作家、评论家表示，思想界也有“三缺”：常识、阅读量、感知力 ●上海评论家吴亮：在这场炮轰中最缺乏的常识就是“文学表述思想的方式具有特殊性”。文学永远是作家的提问，而不是回答。 ●广东评论家谢有顺：有很多创造性的文学，因为寂寞被遮蔽了。在批判一种软弱、无力的文学的同时，不要忘记还有很多有良知、有力量的文字沉潜在暗处。 ●上海作家陈村：没有思想界。哪里有思想界？都是空气，空气怎么能对人说话呢？ ●北京评论家李敬泽：按他们的看法，把文学取消光有思想就行了？ 5月12日，在一场被《南都周刊》命名为“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争论事件中，当代中国文学成了“思想界”的众矢之的。当代文学作品脱离现实，缺乏思想乃至良知是这场争论提出的最为醒目的观点。傅国涌称：“当代主流文学是没有希望的。”丁东发问：“现在还有值得我们尊敬的作家吗？”崔卫平认为：“文学要打破行业的隔阂，要铁肩担道义，关注新思想的潮流。”李工真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当今中国文坛上，众多的作家，或者是为了商业利益，或者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投机。”这一事件迅速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关注。一些“文学界”人士人士纷纷回应“思想界”的“炮轰”。 “大炮”是如何被架起的 记者首先拨通了《南都周刊》撰写该报导的记者的电话。据了解，学者们当时正在出席一部小说的研讨会，他们称这部小说具有某些关照现实的品质，并顺势开始指责当代中国文学。“如果是按照学者们的评价，这部小说不能算成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吗？几个人的发言如何成了一场‘炮轰’？”面对本报记者的问题，该记者说：“我们只是从研讨会中抽取了这一部分作为选题来操作。这些观点或许有其偏颇之处，也会有人认为并不存在‘思想界’或他们不能代表中国的思想界，但作为一些声音我们认为的确值得深思。” 但也有读者在网上发表评论：“思想界认为‘批评已经沦为广告’，理由之一是批评家们频频参加作品研讨会。这确实是事实一种，笔者完全同意基于此对文学批评的批判。然而笔者十分惊讶地发现，这次‘思想界’的发言就是来自于一个‘作品研讨会’。看来这个研讨会是那种好的研讨会，不仅没有啥利益而且能切磋思想，推动文学发展。否则，笔者倒想起赵本山大叔的一句话‘这个世界真疯狂’。” “思想”高于“文学”？ “且不论中国有没有“思想界’，或者这几位学者是否能够代表中国‘思想界’，也许他们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但这个批评实际暗含着一个‘等级观念’，即‘思想’高于文学，那么‘思想界’当然也高于文学界了。”上海批评家吴亮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如是说。 吴亮说：“没有人会指责思想界‘不够文学’，但人们却可以指责文学‘不够思想’！文学表述思想的方式不同于理论的表述，所谓‘思想界’对文学的‘思想要求’根本就不能成立，不论这种‘思想要求’正确还是不正确。思想界中的一部分人如果对文学有兴趣，他们应该做的首先是从文学现实中‘发现思想’，而不能满足于说文学‘缺乏这个’或‘缺乏那个’。至于文学为什么‘缺乏这个那个’，恰恰需要思想界来回答！” 广东评论家谢有顺认为：“说文学缺乏思想，但什么是思想？文学的核心意义是艺术还是思想？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文学的意义空间是多解的，甚至是无解的，暧昧、模糊、对世界的复杂感受，可能才是文学的基本精神，单一的、可以形成思想结论的那些东西，反而可能会窒息文学本身。” 何谓“主流文学”？ “炮轰”的矛头指向所谓“主流文学”，何谓“主流”？吴亮坦言：“我不知道什么是‘主流’，这个说法相当模糊，我自己从来不用这个词。”谢有顺认为：“没有法定的主流，只有不断形成又不断被颠覆的主流。即便是另类，也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主流。文学不是通过大多数来求证自己的价值的，恰恰相反，它是通过自己的差异和不同、通过自己的创造，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那么这些学者是否戳到了所谓“主流文学”的痛处？吴亮称：“并未击中要害。要害事关表达的自由。” 文学永远是作家的提问，而不是回答 有在场学者指责先锋作家的写作“没有感动”。先锋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作家残雪回应道：“关于我自己的创作，我的文学主张，以及实验文学到底是什么，我已经发表过不少文章了，当然思想者们是不屑于看这类东西的，他们要关心的是大众，他们太忙了，心胸太宽广了。而且他们自己的心灵也够丰富了，所有的矛盾都已经解决得很好了，所以现在要全力以赴地来关心作家和劳苦大众。”残雪认为思想者们需要补充文学常识和文学阅读量。 思想者们缺乏常识？对此，谢有顺认为：“常识是文学和文化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基本的真理谱系已经混乱。”吴亮则进一步指出：“在这场炮轰中最缺乏的常识就是‘文学表述思想的方式具有特殊性’。文学永远是作家的提问，而不是作家的回答。” 更多具有独特品质的文学被遮蔽 诗人于坚回应认为，中国文学远不是这些思想者们所接触到的那一部分。吴亮表示同意于坚的说法：“我的同意基于我对于坚的信任，这种信任又是建立在我阅读过于坚的一部分作品之上的。于坚所说的那部分‘中国文学’可能没有被‘思想界’看到，但看到了会怎样呢？我猜测他们照样视若无睹，因为‘思想界人士’好像缺乏‘文学感受力’。” 思想者们对文学作品似乎存有盲点，谢有顺说：“尤其是诗歌，有几个文学研究者、有几个所谓的思想者，真正了解其中的复杂状况？文学有不同的‘场’，很多的人，只注意发表在显赫刊物上的、出版之后引起公众关注的那部分文学，但是，更多具有独特品质的文学，都不能进入大众的视野，甚至也不能进入专家的视野，由此而判断文学的整体状况，肯定是偏颇的。今天，很多活跃的专家和思想者，在文学的理解上，他们的视野、他们的价值选择，其实和一般的公众大同小异，跟风者多，哪里有多少独立的判断呀，更不会主动寻找和发现那些被遮蔽的文学了。因此，文学是一个广阔的现场，草率的判断，必然导致遮蔽。” 为什么我们的精神面貌会这样？ 思想者们死死咬住当下文学写作脱离现实，缺少底线的关怀，鲜有直面公共领域事物的作品。“社会矛盾”、“底层”、“病痛”、“苦难”等字眼频频出现在他们的言语中。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道德良知和社会承担吗？也有人称，如果要指责，思想界和文学界完全可以互相指责，甚至媒体也有脱不开的干系。 对此，吴亮的观点是：“每个作家只对自己的个人写作负责，似乎不必对所谓的‘炮轰文学界’大举反击。当然，文学界一些同行的反击也许仅仅出于维护行业的荣誉感。文学现状在思想界受到的这种强烈批评本身，其实正是文学的一部分，反弹即延伸，遭到误解和指责构成了文学所渴望的宿命。但目前的这种指责的确表明‘思想界’似乎以为思想天然可以俯瞰文学。如果我们把当下的现实比喻为一个庞大病躯，那么文学就是某种病状的感觉表述和精神反映，这些病症并不仅仅是底层吃不饱饭、社会不公平、钱权勾结、道德堕落；还有无所不在的无聊、放纵、庸俗化、低级趣味、焦虑、不安感、压抑以及空虚，作家也许会对此迷茫，也许在其中如鱼得水，作家并不只有愤怒。这些精神问题也不妨理解为社会问题，思想界的朋友为何不去思考‘为什么我们的精神面貌恰恰会变成这样？’我们不能企图通过一个或几个伟大的有思想的作家偶像来为时代丑陋进行掩饰！退一步说，一个伟大文学家的出现可能需要等待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他绝不是被一群读过经典的‘思想界人士’愤世嫉俗地召唤出来的。” 谢有顺则认为“思想界”的这些判断似乎欠妥：“‘思想界’的这几位学者提供了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视角，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我并不认为他们对文学的基本判断是准确的。因为文学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它和现实、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面对现实，它既可能是一种直接、有力的介入，也可能是一种秘密、个人的表达，两种方式都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以一种文学来贬抑另一种文学的悲剧，在意识形态做主导的时代里是很常见的，今天我们重新讨论文学的现实责任的时候，仍需警惕这种简化文学的思维方式。一提起文学，很多人以为就是那些面上的东西，就是当下炒得最热的那些作家和作品，其实不是。相反，还有很多创造性的文学，因为寂寞就被喧嚣遮蔽了。我们在批判一种软弱、无力的文学的同时，不要忘记还有很多有良知、有力量的文字沉潜在暗处，等待我们去发现——它们同样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之一种。” 原载：《文学报》2006年6月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