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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人们在指出当前中国文艺批评家没有说“不”时不但指出了有些文艺批评缺乏批判精神，而且强烈呼吁文艺批评高扬文艺的批判精神。 在２００５年《文艺研究》第９期中，李建军以“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伦理”为题指出：在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界，“推销员太多，质检员太少；说空话的太多，说实话的太少；说鬼话的太多，说人话的太少；垂青眼的太多，示白眼的太少”。他认为文艺批评就根本性质而言，更多的是面对残缺与问题的不满和质疑、拒绝和否定。 在２００５年《文艺研究》第１２期上，赵勇以“批判精神的沉沦——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病因之我见”为题指出：“中国的文化批评在其发展流变中却逐渐丢失了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而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知识活动和话语游戏。”而“对于文化批评来说，批判精神的淡化或丧失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它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他提出“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价值观念紊乱、失去价值判断同时又热衷于价值中立的时代，我们也就更需要现代性的知识分子来承担起‘立法者’的重任，更需要记住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肩负起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 在２００６年４月８日《文艺报》上，郑伯农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穿透力”为题指出：“‘左’的错误带来的严重恶果之一是把文艺批评简单地当成阶级斗争的工具。‘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多次政治运动中，文艺批评起到了‘大批判开路’的作用，产生了令人痛心的后果。纠正这种错误是完全必要的，我们今后仍要防止文艺批评的简单粗暴。但是不能不看到，在纠正‘左’的错误中，确实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取消文艺批评的批判功能，只说好话，不说缺陷，只‘栽花’，不‘栽刺’，把评论变成创作的附庸和宣传品。” 可是，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界却存在一种消解文艺的批判精神的思想倾向。这就是有些作家为了肯定那些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丑恶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区别的文学，提出了粗鄙存在观。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具体的人也是人，这就如白马也是马。坚持白马非马的高论与坚持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人如出一辙。从这个意义上说“痞子”或被认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状的也仍然是人。有真痞子也有佯痞子，正像有真崇高也有伪崇高。动不动把某些人排除于“人”之外，这未免太缺少人文精神了。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他们认为，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是消灭大部分作家。这种典型的粗鄙存在观漠视价值高下的判断，它不是追求更好的，而是肯定更坏的。也就是说，它放弃了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放弃了对人的尊严和理想的捍卫。它只承认人的存在，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这种粗鄙存在观因为有些作家可能成不了伟大作家，就放弃了任何努力，甚至消解神圣，自甘堕落。这种颠是纳非的思想倾向从根本上否定了是非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不但消解了文艺的批判精神，而且严重地造成一些中国作家在审美理想上的迷失。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自由的人’是不嫉妒的，他乐于承认一切伟大的和崇高的，并且欢迎它们的存在。”而认为历史上的英雄们，“他们之所以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了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个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而嫉妒心的目的，“它设法把一切行动归之于心，使一切行动都具有主观的形态，好像那般行事者的一举一动都是出于某种渺小的或者伟大的热情。某种病态的欲望——就因为他们有这种热情和欲望，所以他们是不道德的人。”黑格尔所说的这种主观形态大概就是有些人所说的伪崇高的假面。黑格尔认为：“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总而言之，人类对于道德是要负责的，不但对恶负责，对善也要负责；不仅仅对于一个特殊事物负责，对于一切事物负责，而且对于附属于他的个人自由的善和恶也要负责。”粗鄙存在观就放弃了人类区分善恶这种绝对而崇高的使命。 而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界所高扬的文艺批判精神是作家批评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作家批评家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是统一的。否则，作家批评家的批判就是“用头立地”。也就是说，文艺的这种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列宁指出，列夫·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的内在的虚伪。列夫·托尔斯泰的批判之所以具有这种巨大的力量，就是因为他表现了当时俄国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威力。而列夫·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的咒骂之所以无力和绝望，是因为他看不出当时俄国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消除“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深重的灾难。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夫斯基的拷问就是真正的批判。鲁迅以“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为题在肯定陀思妥夫斯基的拷问时指出：陀思妥夫斯基“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作家的拷问和批判不仅揭示真相，即“剥去了表面的洁白”，而且否定罪恶，肯定洁白，即“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而陀思妥夫斯基的拷问之所以深刻而有力，就是因为这种拷问和现实生活的拷问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但是，有些文艺批评在高扬文艺的批判精神时不但脱离了批评对象，而且脱离了现实生活。有人指出，当前中国文学应该具有略萨所提出的文学抱负：“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像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对作家来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这种文学抱负不过是要求作家“用头立地”。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势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可见，这种拒绝和批判从根本上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的批判力量，必然是苍白无力的。当代中国作家张承志在肯定并提倡一种清洁的精神时就陷入了这种误区。张承志在他的一系列散文中反复地讲这样一个故事，即一个拒绝妥协的美女的存在与死亡，陷入了自我封闭。先是在《清洁的精神》（１９９３年《十月》第６期）中，接着是在《沙漠中的唯美》（１９９７年第４期）中，后是在《美的存在与死亡》（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新京报》）中。这个能歌善舞的美女，生逢乱世暴君，她以歌舞升平为耻，于是拒绝出演，闭门不出。可是时间长了，先是众人对她显出淡忘。世间总不能少了丝竹宴乐；在时光的流逝中，不知又起落了多少婉转的艳歌，不知又飘甩过多少舒展的长袖。人们继续被一个接一个的新人迷住，久而久之，没有谁还记得她了。美女这种对乱世暴君的拒绝虽然也是一种抗争，但比较消极。在一定程度上，张承志的这种反复的讲不但逐渐成为一种姿态，而且在自我重复中自我封闭起来。张承志这种反复的讲一是为了不断吸取斗争力量，二是为了提醒昏睡的人们。可是，反响却愈来愈微弱。而鲁迅当年的无聊和寂寞就是没有反响引起来的。他在为《呐喊》所写的自序中指出：“凡是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非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鲁迅为了驱除这种寂寞，先是想方设法地逃避，后是积极地投入战斗，终于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变革，的确离不开一个一个个体的抗争。但是，这些个体的抗争如果不能形成浩浩荡荡的洪流，就不能真正有力地彻底地荡涤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污泥浊水。因此，张承志不仅是反复地讲，而且要像鲁迅那样严格地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走出自我封闭，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斗争的盟军或同道，把个体的反抗和群体的斗争结合起来，从消极反抗转向积极反抗。 因此，我们所提倡和强化的文艺的批判精神不是作家批评家的一种主观精神和姿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基层民众为争取自己的美好生活和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的斗争和反抗。 原载：《文艺报》2006年6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