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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中，一些所谓“时尚”的历史观念对创作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历史观念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有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多元主义的历史观念、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循环论”和“宿命论”的历史观念、“文化诗学”的历史观念等等。毋庸讳言，这些历史观念，尤其是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历史观念，在文艺创作中已造成了不良影响。为繁荣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我们必须强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对这些历史观念进行分析与批评。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反映历史的文艺作品必须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毕竟是文艺作品，应当允许和提倡创作主体进行想象和虚构，激发作家的创造精神，提高作品的审美品位。但这种文艺作品毕竟又是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不能不受到历史背景、历史内容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 恩格斯认为：“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5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他还提出，体现“戏剧的未来”的审美理想应当是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同上，第557—558页）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剧作的评论中，可以提炼出一些基本的原则：勾勒出广阔的历史背景；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的总体风貌和基本事实；正确表现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性质和特征；表现历史潮流，发掘思想深度，展示审美理想，折射时代精神。总之，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要坚持揭示历史真实、历史规律同艺术虚构、艺术规律的辩证统一。在时下一些戏说历史的作品中，却出现了一些完全不顾史实、胡编乱造的现象。这些作品崇尚“快乐原则”和“消费原则”，迎合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满足娱乐化、消遣化需要，以娱乐性、时尚性、消费性、世俗性消解了历史内容和思想深度。其本质是用主观虚构的文本决定论和语言决定论来代替历史决定论，而深层的动机和目的则是为了攫取更多的商业利润。 一些以正剧面目出现的历史题材作品，由于受到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其作品内容也与正确的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相去甚远。这些作品所勾勒的历史背景、所描绘的历史、所叙述的故事，大都违背历史的总体风貌和基本史实，使作品所折射出来的精神意向和时代精神失去历史依据，从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比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清王朝的康乾时代被某些艺术家写得朝霞似锦，却没有看到正是这个时候，英国工业革命带动经济腾飞，使英国成为现代世界的开路先锋，而中国却远离世界现代文明的潮流，危机重重，正在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灾难深渊。 更为严重的是，为数不少的作品，明显地歪曲了所表现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性质，甚至通过所谓“人性化描写”，采取正戏反唱和反戏正唱的表现手法，使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呈现出人格上的双重性，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崇高与卑下、英雄与败类、勇士与懦夫出现了大逆转和大颠倒。慈禧太后，这个被世人唾弃的顽固、残忍的专制者，却被某电视剧描绘成开明、仁厚、体恤下属、共赴国难的皇太后。写李鸿章的卖国行为，也要凭空添上几分从容、镇定和悲壮的英雄气概。 历史并非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不违背所表现的历史对象的基本性质，尊重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艺术创作应当恪守的一条底线。通过艺术渲染制造视觉幻象，诱发受众产生逆反的接受心理，大书特书好的历史人物的“坏的方面”，或者大书特书坏的历史人物的所谓“好的方面”，对历史上的好人爱不起来，对历史上的坏人恨不起来，化凶残为一笑，或戏忠烈为一谑，都将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情感评价和爱憎态度，于不知不觉之中模糊是非善恶的界限。这种轻狂和嬉戏的历史题材作品，消解了民族精神，玷污了人们纯洁的思想情感和正直的伦理道德情操，不利于培养和提升青年一代的正义、高尚的人格追求和精神境界。 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 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而历史的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应当表现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偶然性，这有助于启发人们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更加全面的体察，避免形而上学，增强科学认知的自觉性。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历史必然性强调得很充分，甚至产生了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新时期以来的一些作品着重关注和表现历史偶然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简单的机械的理解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反拨和纠正。但是，一些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受到新历史主义影响的文艺作品所描写的历史偶然性，并不是必然性支配下的偶然性，而是对必然性的反叛。特别是一些小说，十分明显地消解和颠覆历史的真实性、本质性、必然性和规律性，通过历史的文本化，借复原丰富的历史真相的名义，刻意消解历史，把历史演绎成偶然事件的堆砌，制造出一个个偶然性主宰世界的神话。在他们笔下，个人的遭际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都被无法捉摸和不可理喻的偶然性所捉弄，因而涂抹上一层浓郁的神秘主义、虚无主义和宿命论的色彩。还有的作品以纯粹虚构的叙事，破除和拆解阶级斗争历史观的模式，执拗地展示一种改写和反叛的意向。在他们看来，小说只不过是自己“随意搭建的宫廷”，是“按自己的方式勾兑的历史故事”，年代不详，人物虚构，人生无常，历史无情，真假莫辨。个别的偶然的非人的故事都是在“阶级斗争”中和“革命队伍”里发生的，夺权、争位、倾轧、偷情、乱伦、背叛、陷害、抢劫、复仇、酷刑、杀戮、冤案等种种丑剧，都是在“革命战争”的背景下反复演出的，真实的改天换地的伟业都只不过是“红色的虚构”，理应被中立的民间立场所颠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任何光荣而伟大的事业，都可能会出现消极的乃至丑恶的个别现象，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本身。正如鲁迅所说，革命有污秽和血，但是也有婴孩。从本质上说，正义的革命战争是推动社会变革、实现人类进步的动力，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过程，是广大人民群众获得自由、幸福和解放的盛大节日。 关于宏大叙事和微小叙事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另一个特点是：采用微小叙事的策略，反对和消解历史文本的宏大叙事。在一些作者眼中，宏大叙事只不过是由当权的统治者按着自身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所虚构和编造出来的“伪文本”，因而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他们的做法是回避和消解历史的本质和主流，追寻和拓展微小叙事的空间，从野史、稗史、逸史中寻觅素材，注重描写宗族史、家族史、村落史、家庭史以及个人的命运史、心灵史、性爱史和欲望史，虚构和编织带有非理性主义色彩的灰暗、奇异和狭窄的故事。 的确，历史是有大和小、个别和一般之分的，微小叙事也有其合理性，它是对主流历史宏大叙事的补充，而且它关注的对象多是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但是对于在描写这些小历史的时候，也必须表现出历史的大趋势；在描写这些细微现象的时候，也必须凸现出历史的本质特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令人遗憾的是，受新历史主义支配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开掘出这个领域真正影响历史发展的本质力量，表现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是通过大写小历史，把小历史变成大历史；通过小写大历史，把大历史变成小历史；通过大写个别现象，把个别现象变成一般现象，造成文本和史实的易位和倒错，以诱导读者误读历史、误解历史。 事实上，任何国家、民族、地域和群体，都有自己的宏大叙事。特别是在时代演进、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往往会出现决定国家以至人类命运的重大事件，而个人的命运总是以各种方式同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对历史的微小叙事是不可能脱离历史的宏大叙事的。单纯孤立地表现小历史，会使小历史丧失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客观依据。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艺术家们，应当自觉地表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推动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正是当代中国的“宏大叙事”。 个别人物的历史作用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的伟大社会实践创造的。个别历史人物，只有当他的思想和行为代表人民的意愿、体现历史发展方向的时候，才能真正起到推动和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非英雄化和把英雄神化的倾向，非群众化和把群众神化的倾向，都是不妥当的。文艺创作应当自觉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正确地表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 20世纪80年代前，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描写农民起义领袖，代表性作品是姚雪垠的《李自成》。随后，出现了一批描写农民起义的优秀作品，如《星星草》、《义和拳》等等。这些作品形象地演绎了“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经典论断，凸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又充分彰显了领袖人物的先进的历史作用。进入新时期以后，历史题材的创作视角有所改变，开始从政治视角转向经济和文化视角。我们需要正视和认真研究新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作出新的理论阐释，以深化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的认识。 必须看到，在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中，仍然存在着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对立的两种不良倾向。一种倾向是“非英雄化”，有些作品专门描写极度世俗化、低俗化、鄙俗化和欲望化的小人物，他们充满奴性和惰性，不能主宰自己命运。这种描写亵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消解人民群众的社会作用和创造精神。另一种倾向是公开鼓吹“英雄史观”，不论是在历史题材还是在现实题材的作品中，都充满着由被神化了的个别人物主宰历史发展的神话，“官本位”、“家长制”、“一言堂”，逞能施威，特别是那些戏说的历史剧中所塑造出来的圣君、贤相、清官大老爷，几乎都是十分完美的人物。他们为了国运昌隆，勤政爱民，整顿吏治，反腐倡廉，惩治邪恶，执法如山，被描绘成江山社稷和人民利益的代表。这些好皇帝和好官员既宽厚仁善，爱民如子，又唯我独尊。他们主宰历史的进程和人民的命运，平民百姓却奴性十足，只能下跪磕头，或三呼万岁、谢主隆恩，或感激涕零、五体投地。可以说，此类作品露骨地流露出皇权意识、人治观念和专制思想，实质上是在宣扬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贬低和抹煞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 今天，我们中国正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进程中，文艺舞台上却依然在宣扬这些陈腐的观念和意识，这显然不利于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显然背离了奔腾向前的历史主流。当代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们应当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更加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表现出历史理性和人文理性、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展示历史发展的光明前景。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载：《求是杂志》2006年15期8月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