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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全面理解时代与文学的关系 首先，是对市场化时代与文学之间相关性的理解。“作家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时代空气”，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种时代的空气，不单是使得“小说本身也就在更广和更深的程度上被迫地或主动地由以前怀着无用之用的审美理想转化为一种市场化和 消费性的存在方式。消费、浮躁、自我抚摩、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等，几乎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较为普遍的精神姿态”的负面形态，还有其积极的、更值得重视的一面：市场化时代的来临，不仅为文学增添了新的活力，改变了文学的“一体化”处境，使文学的生产和流通方式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具有了多样化的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化时代的新气象新现实、时代的剧烈转型和激烈动荡，为作家提供了空前的创作素材和人生经验，提供了可以产生时代史诗和宏大叙事的黄金时代。 这就是当前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独具的特色。杰姆逊在为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英文版写的序言中说，西方的现代性问题经历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三个阶段，并且自卢梭开始进行了200年的现代性反思，这一进程在日本却压缩为一个世纪，因此，杰姆逊指出，“柄谷行人的著作打动我们的主要理由……在于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日本现代化的实验室。在此我们可以用新颖的慢镜头方式，看清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特点。”移用杰姆逊的这一理论到中国的历史与文学中，我们会发现，与日本文学的现代性比较，在中国，相关的状况更为复杂。在古老的东方大陆，中国被迫进入现代性进程比日本更晚，在英美法等国曾以较为从容的姿态展现的现代性三个阶段的更迭，在百年中国历史中以重叠和超越的姿态展开；尤其是当下，市场化时代的丰富性、复杂性，它对社会生活和欲望释放的强烈刺激造成的加速度运动，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都以各自的方式和样态，为人性的考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聚光镜和放大镜。这就是中国文学面对的繁复的现实，也是中国文学隐含的魅力和独特性之所在。我非常赞赏余华写在《兄弟》封底上的一段话：“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意识到这一点，获得时代的自觉，不仅应该看到时代对文学的消极影响，更应该看到时代对文学的巨大馈赠，捕捉时代特色，创造不朽篇章。 如何理解批判和建构的关系 有论者提出，当下的文学“亟须强化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普列汉诺夫曾经引证他人的论点说，与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社会现实相比，作为其反映的文学艺术是有选择的，一个少女可以歌唱其失去的爱情，一个守财奴却无法歌唱其失去的金钱。这里所言，就是强调生活自身泥沙俱下、兼容并包，艺术创作却必须明确其价值立场。被视作后现代主义作家的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词中明确宣称，人之所以不朽，不是因为他比起其他动物来得天独厚地掌握了语言，而是他具有怜悯、同情、善良和自我牺牲等优秀品质并且代代相传。就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言，人文精神和底层关怀，并不是稀缺资源，不在少数的作家。在很多作家的作品中，力求从纷繁的现实生活中，捕捉时代的主脉，肯定积极的价值，比如曹征路的《那儿》所歌颂的为捍卫心灵正义的自我牺牲精神，莫言的《生死疲劳》所张扬的农民对土地的执著眷恋和生死与共，毕飞宇的《平原》中通过右派分子顾先生背诵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性和异化的论述，所暗含的“回到马克思”的热切呼唤，铁凝的《笨花》对于乡土情怀和民族生命力的讴歌，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和都梁的《亮剑》所褒奖的“兄弟阋于墙，共御外辱”的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的明确选择，周梅森的《国家公诉》对代表底层民众利益为民伸冤为民请命的检察人员凛然正气的礼赞。就以阎连科的创作为例，阎连科在述说当代中国乡村的血泪苦难的同时，总是力求发掘出中国农民的顽强坚韧的生存意志和追求精神。在《年月日》中，对十亩地里一棵独苗的爱护，显然超越了此岸的功利目的；在《日光流年》中，看似简单可笑的“活过四十岁”的有限目标，却激发出无限的精神力量，悲剧性的奋斗过程胜过了卑微的“目的合理性”；在《受活》中，与不可承受的现实相对应的，是“世外桃源”的乌托邦境界的强大召唤。简单地判断说，当下的作品缺少正面的价值建构，恐怕会有所遮蔽吧。 我对上述的作家和作品，充满敬意，充满欢欣。但是，那些没有表现出正面的价值建构的作家作品，并不应该因此就受到批评。所谓“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这些人类的基本价值，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对于价值判断的不可或缺，并不就等于在作品中必须体现为正面建构的能力，甚至可以说也并非文学的当务之急。大量泡沫化的影视剧以及通俗文学，其善恶分明、褒贬直观，都是以对普世价值的肯定为出发点的，其对于正面价值建构的溢于言表，远胜于文学和小说，究其实，却是和其市场效益的追求互为表里的，正面价值建构只不过是一种煽情的包装而已。 文学的衡量尺度，首先应该是表现出对人性理解的深度和塑造出富有深刻内涵的人物形象的功力，其次是尊重艺术规律，强调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昆德拉就宣称，文学是超越道德的，小说的唯一使命是探索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和小说形式创新的可能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笑忘录》和《玩笑》对人性和社会显然具有深刻的怀疑和追问，但是其普世价值却是毋庸置疑的。那一幅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本意只不过是奉旨行事，窥视大臣是否有叛逆之心，向当朝皇帝打一个“小报告”，其精湛的艺术才华却把这幅现场纪实变作不朽之作。在现代的中国语境中，鲁迅先生曾经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安在”，主张文学要充当“国民精神的火光”，在他的创作中，为了鼓励先行者的勇气和信心，如他所言，会在夏瑜的坟墓上平添一个花环，会在人力车夫的质朴善良面前做真诚的反省和忏悔，但是，他最发人深思的，却是对阿Q精神的刻镂，对吕纬甫和魏连殳的灵魂的追问。“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并不能保证作品的价值，还必须将其投入人生和社会的激流漩涡中，切入人性的深处，加诸艺术的锤炼，方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文学和作家的匮缺何在 如前所述，当下的时代对文学的影响并不都是消极的，相反，它是千载难逢的，社会生活的万花筒在剧烈地旋转，历史与现实、欲望与良知、都市与乡村、欢乐与悲哀、崛起与低回、迷狂与彻悟、传统与现代（后现代）、活力与悖谬等等，都在以空前的速度撞击、交汇，正是赋得沧桑句便工的大好时机。就大多数作家而言，他们也并不缺少道德正义感。问题在于，如何把握时代的命脉，如何强化对时代和人性的深入理解，才是当下作家的最大任务。在当下，无论是展叙百年中国的风云跌宕，还是对当下社会的巨大转型进行艺术勾勒，都需要有把握历史脉搏的高度，需要有观照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制高点。 当下的许多作家，有了较多的艺术实践，对文学的基本技能素有训练，写到如今，完全是在进行内力的比拼，眼界的较量，襟抱的展示。就认识和表现社会生活而言，百年中国一直是处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出发，“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找民族现代化的道路，为此付出了沉重万分的代价，却仍然在艰难前行。在此过程中，社会心理、生活习惯、文化传统、民情风俗、价值判断都处于空前的动荡之中。也就是说，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相互激荡、冲突和融合，构成了时代的主调，并且在不同阶段形成不同特色，也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异彩纷呈，变化多端。正如黑格尔所言，在这一进程中，许多时候，不是善良愿望，而是恶和情欲，构成了历史前进的推动力。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浓缩了也强化了中国自身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巨大矛盾，道路的艰辛、苦难的积淀和寻找的顽强，世所罕见，这样的现实，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经验”，它为文学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完全有可能产生世界级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但是，无论是血泪酿成的苦难还是历史吊诡的螺旋，从创作素材到不朽巨著，都不会自动转换，都需要作家的深邃目光和透辟思索。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那就一刻也不能停止理性思维。80年代的文学进程，从“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之所以生机勃勃，产生一批具有强烈时代气息和思想高度的作品，就在于作家们不懈的理性思考和艺术追求。遗憾的是，今天的许多作家，或者陶醉于所谓的个人化叙事，或者自诩于对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的关怀，而放弃了理性的追索。雨果有言，比大海更广阔的是蓝天，比蓝天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无限性的发掘和追索，是文学的永恒的生命力的所在。问题在于，要表现人性的广阔，作家首先要具有广阔的精神境界。我们今天的急功近利和自我禁锢，包括文学上的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急于走向世界的“诺贝尔情结”，一方面是在80年代对外国文学饥不择食地恶补之后对世纪之交世界文学潮流的淡漠和厌倦，以为“万物皆备于我”，束缚了自家的视野。或者说，因为自己心灵的狭小、精神的平庸，就无法以博大的胸襟去探测他人的心灵世界，去体验和展现大善大恶、大悲大喜、大迷大悟、大生大死。因为自己文学追求的浅尝辄止，也失去接受新信息新启示的精神空间。这些现象，我以为才是当下的文学最应该重视的！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8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