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后写作在最近几年的图书市场上大出风头，其声势完全超过了他们的前辈60年代或70年代作家，已是不争的事实。走近大小书店，他们的作品多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各种名目的畅销书排行榜也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这种商业上的成功不仅吸引了更多的青少年投身写作大军，也使出版人的胃口日益膨胀起来。弄不好又是一“郭敬明”，许多出版人心里都是这么想的。这没有什么不好，在文学普遍萎靡的今天，80后写作能一花独放，也给人们一点希望。有人预测，“80后”市场远没有开发尽，还有很大的潜力，这是很多出版社都在挖空心思发掘文学新“星”的内在动力之一。 海南出版公司出版“80后丛书”，我想，也是由于这块“蛋糕”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吧。虽说前有韩寒、郭敬明这样的成功者，谁又能担保新的写手不能后来居上呢？这套丛书第一批推出4种，我粗略地翻阅了其中3种，分别是：《赤》、《天爱走失》和《大四新生》。就我看过的三种而言，首先题材就完全不同。《赤》写民国年间的故事，主人公是生在西北闭塞之地白家淀白家大宅里一个名叫白瞳的小女孩，作者以一种沉静而略带奇幻的笔调，描述了白瞳的幼时经历以及她与两男一女离奇的情感，包括白家大宅沉浮于世的传奇。《天爱走失》是一部中篇小说集，由8个中篇组成，主要内容为天界、冥界、阴界人物交织的爱情，有玄幻色彩，结局都是悲剧。《大四新生》则以当代大学生活为背景，以第一人称为视角，讲述大学四年中发生在“我”和“我”周围人身上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的某种生活状态，将大学男生中几种代表性人物描绘得活灵活现。 这几部作品在写法上以及所表现出的才情也很不一般。《大四新生》讲述的大学生活虽多有所见，但作者的语言和叙事态度却有其个性，比如他写老爸送他上大学，“汗水从老爸额头滚下，堆积在眼角，刺激着眼睑，人流拥挤，不好放下包擦拭，于是他使劲眨眼，想把汗水挤出视野，但残留的苦涩又引出泪水”。这样的叙述，轻松中略带惆怅，能给读者留下长久的回味。《赤》是另一种写法。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以及想像力都表现得很突出，她用华丽的语言讲述这个有些阴郁、有些荒诞的故事，而且创造了很多非常奇特的意象，这些意象构成了小说略带诡异的风格。《天爱走失》则显示出作者在幻景中营造想像空间的能力，小说有一种玄妙的意境，语言细腻而又色彩斑斓，女性叙事的特征十分鲜明。 我一直以为，不能把“80后”看作是铁板一块，他们的写作从一开始就不是整齐化一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批评和研究的角度来说，也许需要这样的分类。电影界早有第五代、第六代乃至第八代的说法，文学界也习惯将60年代和70年代作家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分类或者也都有其道理。但由于它们只强调年代和年龄的因素，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作者的个体存在、个性特征以及作品的独特性，常常因为这种大而化之的概括而被遮蔽、被剪裁，以适应这个概念。我曾读过韩寒、肖睿、祁又一、春树、李傻傻、张悦然的一些作品，数量不是很多，但感触还是有的。最大的感触就是，这几个作家，除了文学天分都比较高之外，其他方面很少有相似之处。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过不多的接触，在我看来，无论人还是作品，他们都有只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的写作，从语言、叙述方式，到写作态度、出发点，以及所关注和表现的对象，也许不是十全十美的，也许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许不能讨好每一个人。但他们的写作却是十足个性化的，凸显了各自不同的特点。这次所看的三部作品，其实也有这样的特点。这说明一个问题，即这些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是很少条条框框的束缚的，他们只是服从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只是服从自己内心的命令，这是他们的作品很少相似或雷同之处的原因之一，也使得他们的写作更多锋芒毕露、朝气蓬勃、个性张扬、鲜活生动的特点。实际上，就我所知，这些作者中有许多人，他们最初的写作常常不是因为有人要他写，而是内心的感受要表达，要宣泄，不得不写；所以，他们是坦白的，纯粹的，透明的，也是真实自然、率性天真、不同流俗的。 面对“80后”这代人异彩纷呈的写作，文学批评却显出了僵硬、老化和色彩单一的症候，主要表现为批评的泛化或一般化。到目前为止，批评家们还很少针对这些作家和这些小说的个案分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很少有人肯花很多时间精读细读他们的作品，让人觉得有一些心浮气躁；另一方面是，批评家们所使用的文学价值观，或批评标准，是否可以承担对“80后”写作的评价和判断？换句话说，80后写作是否应该拥有自己的文学标准和价值观念呢？我们正处于文学理论和实践急剧变化的过程中，曾经是大家公认的批评标准或文学价值观，常常受到年轻一代的质疑、修正或取而代之。因为这些作者生长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前辈的环境中，他们对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曾经有过一些对他们的批评和责难，比如浅薄和幼稚，比如偏执和叛逆，比如过分柔性的问题，比如谈情说爱、抒发苦闷的作品居多，等等。这些意见在我们看来也许是有道理的，也许应该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和警惕，但他们对此却未必能够认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许多场合都曾表示，他们有自己的文学标准、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他们甚至呼吁，80后应有自己的批评家。这至少说明，到目前为止，对于“80后”写作，文学批评还没能建立起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式，因此还缺乏批评的有效性。或者说，文学批评标准与批评对象之间的真正沟通还未能完全实现，二者基本上还属于“两股道上跑的车”，自说自话，自娱自乐。 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对文学批评来说，“80后”写作既是机遇，也是考验，甚至还是一种挑战。美国著名学者拉尔夫·科恩在所著《文学理论的未来》序言中就曾指出：“文学理论中的变革产生于先前理论中的空白，产生于对当前理论提出的新的观点，产生于对理论新的质疑。”很多事实也证明，任何一种理论创新，都来自现实的需求。当固有的理论模式不能解释新的创作实践的时候，重新思考理论模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很自然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群体，人们对文学价值的认识总是不一样的，人们的审美标准也是有差异的，文学批评的目的是要尊重这样的不同和差异，而不是抹煞或取消这样的不同和差异。但是，这样也带来一个问题：不同的文学价值观或审美经验，互相之间能否实现真正的沟通呢？当我们刻意强调个体差别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是否还应强调沟通的诚意和必要性呢？而且文学批评所以存在的前提之一，也是它所面临的一个难解的悖论。 那么，走出困境的路在哪里呢？从当下的情形来看，文学批评和“80后”写作群体的互动和亲近，可能包含了在两代人或几代人不同文化背景的激荡和照亮中产生新的因素和建构的可能性。哈贝马斯在讲到现代发展的时候，建议走“批判—沟通—重建”之路，他的意见或许有些道理。他认为，任何体系的构成，首先要“定位”，也就是“自我设限”，无边无际是无法构成体系的。但体系一经完备就意味着封闭，而封闭正是老化的开始。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途径就是沟通，即找到一个参照标准，在与参照标准的比照中，用一种“非我的”、“陌生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这样，才有可能跳出原有体系的“自我设限”，扩大自我，以承受和容纳新的体系。这种开放、融合正是对原有体系的批判，也是对原有体系的重建和新体系的诞生。如果这个建议是可行的，并且被认真实行了，那么，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难解的悖论”还是有希望被破解的。而文学批评的历史性变化，也许就孕育在这个过程之中。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12月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