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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梨花诗”出来以后，写诗和裸体一下子扯上了关系，成为中国当代新诗的一个“事件”，这促使人们思考诗歌与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伟大的诗歌总承载着伟大的思想，诗歌与哲思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现代以来哲性诗学的巨大张力场。经历了朦胧诗的童话时代和后朦胧诗的解构思潮之后，反观当代新诗创作界和研究界，诗和思都沦为了消费品，主要原因就是丧失了问题意识，导致了创作和批评的滞后性。 失去问题意识后，相当多的学者只能以传媒的问题为问题，以新闻为问题，新问题变成了老问题，老问题变成了伪问题。如今，真正的问题消失了，思想变得疲劳并最终沦为消费。消费主义暗含的逻辑即听到谁提出某种“思想”，大家就一笑置之，作为看客或消费者，绝不会倾心于或信仰某种思想。今天的中国社会，再也不可能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为思而争鸣，也不会像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思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而苦恼。总之问题消失，而思想开始消费，消费开始疲劳，最后变成思想上的猎奇。我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方面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些西化诗所谓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诗歌的模仿，抄得越像原著，中国经验越少，中国立场越不坚定，就越是“正宗”西方现代诗。今天，模仿甚至变成了个体对某些文本逐字逐句的纯粹追踪。另一方面，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空前繁荣的背后也隐含着明显的贫乏，问题也在思想的“模仿”上。 思的贫乏必然引发思想链的断裂，思想退隐后欲望就走上了前台，这是弗洛伊德为人类找到的东西。欲望是隐含在个体无意识渊薮中的非常内在的东西，如今却被广为发掘成为许多作品的题材。希腊神话中，泰坦罗斯被惩罚站在水中，低头喝水水便退去，伸手摘果果便落水，欲望始终不能达到。欲望代表了当代的政治学，现代性不断挑起、满足和尊重人的欲望，而一旦失控，则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但中国文化不是欲望文化，而是和谐文化，抓住机会，超越现有境遇，做些前瞻性的思考，显然是必要的。在弗洛伊德之后，人们不应该停留在“欲望”本身，而要看到欲望背后还是个体的人性，把个体问题还原成个体之间的问题，进而成为一个群体或者社会的问题，最终变成所谓的世界问题。这是我所呼唤的升华。 今天的大学课堂上很少有人谈世界，如果某位学者教授谈世界、谈人和世界的关系，学生会觉得陌生。如果谈人和社会，同样觉得陌生。但要谈个人和群体就可以接受，感到进入一个轻松调侃的语境；如果谈个体，尤其高兴；如果谈欲望，那可能场场爆满。于是许多人假借思想的名义，大谈欲望，在学生中造成很高的关注度，但与此同时，真正的思想却悄然隐退。我曾在中央电视台参加过一个节目。主角是一位十五岁的小女孩，号称当代最有前途的少女作家。她侃侃而谈，说也许一不留神还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我忍不住问她：你的文学究竟想表达什么？在我看来，只有关心世界，关心它的过去和它的未来，有着悲悯情怀的作家，才可能成为“大艺术家”。而那位小女孩，包括许多女作家，完全缺乏思想的支撑，对人类宏大的主题漠不关心，只是每天晚上打字两个小时，充其量只是四流作家而已，怎么可能稍不留神就写出那种悲天悯人的巨著呢？ 中国之“思”的中断是非常可惜的。思想如果变得不合时宜，人们热衷于谈个体和欲望，那是一种沉沦。由诗、思的内在危机走向文化的自省和自信，进而开始自己的文化创新，将会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文化应如何在纷扰的时代找到自己的方向，并迎接自己的新世纪未来。 原载：《北京青年报》2007年1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