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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理论界客观中道、令人信服的理论观念不多，相反，偏激、怪异、荒诞不经、违背常识、不讲良心的怪胎理论大量产生，并非文人们道德与知识水平不高所至，而是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社会因素。 一、怪叫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的学术理论界既缺乏宽松自由的发表思想观念的条件，又缺乏正常合理的学术评价与讨论。更兼有出版机构的垄断，人情书、关系书的大量出现，使得普通的没有任何地位名气的年轻人或理论新人，崭露头角脱颖而出的机会很少。不仅你写的东西发表不了，就是发表了也没有人关注。要想让人知道自己，让人们了解自己的思想观念，就必须宣传和炒作。在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文化市场，仅仅吆喝自己的东西如何好，有什么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这太平常，没有人会耐心的听你把话说完。但是，若有人在理论市场发出一声怪叫，说：经科学验证，哭比笑更有益于身体健康；威权制度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坏，民主制度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文革的发动有它的合理性，计划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成功的。这样的观点一旦新鲜出炉，自然会引起足够多的人们驻足关注。 论市场化全球化的好处、优势，那太平常，反市场化、反全球化才够新鲜；说民主好、专制不好乃老生常谈，畅言民主的陷阱，论证民主的弊端，才足够新颖；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是我们社会一切变化的根源，这稀疏平常，反思改革、反省改革甚至反对改革，论证改革的弊端，抨击改革迷信症，证明计划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阶段，计划经济奠定雄厚的物资基础后，市场化改革才有可能，这样的观点才够得上鹤立鸡群，才能吸引住人们的眼球；说人是经济人，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这个观点谁人不知、何人不晓，论证它如何体现得出作者的水平来。证明人是道德人、政治人，证明需求曲线向右上倾斜，这才是具有国际水平的理论创新。 时下理论界所以怪论多多，根源即在于此。 二、骂名人最具广告效应 市场竞争常常呈现马太效应，出了名的人会越来越有名，拥有的资源亦会越来越多，没有名的人则恰恰相反。“赢家通吃”的结果是：名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名人说句笑话甚至昏话，都会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主要内容，都会被奉为真理而大肆宣传。而普通人苦心孤旨几年几十年写出的东西，即使有价值，也没有哪家出版社愿出，哪家文化商店愿意陈列和销售。 只是名人实在有限，所发言论更是不多。即使炒作丑闻绯闻，那也得有才行。没有瞎编，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千方百计吸引读者的良苦用心，催生了骂名人批名人文章书籍的大量出版。情况确如王朔所说，名人是公共汽车，谁都可以坐，不让坐是不行的。余秋雨在文化界是当红明星，借余秋雨说事，批判余秋雨、挑余秋雨毛病的文章书籍就一批一批的出现。名人说话多，难免有失言的地方，难免有不严谨的观点，普通文人抓住了，作一番名人文章的机会就来了。于是乎，报刊和网络上便不断出现批厉以宁热、批张维迎热；在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中，吴敬琏先生爱说话，喜欢就现实问题发表自己态度鲜明的看法，一时间也就成了矛头指向的焦点；而勤奋有加、文章不断，在学人中影响很大，常言他人所不言的张五常先生，更成了一些文人批判的重点对象。一场场“骂名之战”下来，没有名的人出了名，没有效益的出版社杂志社有了效益，读者平静的文化生活增加了某种色彩。虽说是搞笑甚至是恶搞，但比起没有事来还是热闹得多。比起不联系实际、晦涩难懂、没有观点、千人一面的文章还是受用得多。 三、作文的目的在争宠 由于政治文化领域的改革严重滞后，在这些领域没有竞争和探索改革的需求，因而各部门各组织对于合理科学先进的思想观念与理论产品也就没有需求。就像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经济改革的要求，没有不同经济主体的竞争，因而就不需要经济学的新理论新观点，也不需要经济学家一样。 市场需要的是帮闲或师爷，需要的是跟风、辩护与注解文章。上级说，要搞商品经济，一些文人就开始论证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说过要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之后，才可以搞产品经济”。上级说，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文人们就开始论证两种体制结合，将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领导要强力推行政改，文人们就论证新权威主义的优势和必要性；领导说要搞新闻改革，要解放思想，文人们就论证观念开放、言论自由的伟大意义；领导说思想领域要有秩序，不能乱哄哄一片，文人们就说资本主义舆论也是控制的，强化意识形态管理是国家不变颜色的重要保证，苏联就是在这方面失了足，才翻了船；领导说现阶段推行民主条件还不够成熟，文人们就开始论证民主的误区、民主的陷阱，“在可以看到的将来，中国不具备选举领导人的可能”，“英法等国都是在经济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才开始推行新闻自由、政治选举、多党制等等民主体制改革的”；领导说，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一些文人就大谈姓资姓社问题。 会揣摩领导胸臆和态度倾向的文人，因此获得了政策研究者、政府顾问、改革设计者的地位，获得了“王者师”与思想垄断者的权力。只是作为顾问和参谋的文人，虽地位很高，舆论影响巨大，但也有风险。某一政策出现了重大失误，设计和鼓吹这一政策的文人，在领导决定抛弃这一政策的时候，就会受到打击。再高明的师爷，也不可能完全摸透领导的思想，况且领导的思想还是不断变化的。一旦领导采取了新的观点，而老的顾问和师爷还在念旧经，这时更换顾问和师爷就是必然的啦。 普通文人、理论界的新人，要想在思想领域谋一碗饭吃，或想成为一个有影响有地位的文化人，就得非常注意领导思想观念的变化，留心当红文人的失算与失宠。一旦有了机会，就要大力批判这些狗头军师，以便斗争中崭露头角，成为新的师爷和顾问。既是争宠，目的自然不在理论本身的是与非，而在某一理论观点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简单的理论是非搞不清，问题也就不在文人的智力和水平，而在理论以外的其他因素了。 原载：学说连线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