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有很多理由对当前的文学批评表示愤怒和不满。其中,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或许就是有些批评家骨子里的出尔反尔与见风使舵。他们不是忠实于文本的细读和基本的学理,而是依赖于公众舆论和个人的私情。这使我们看不到批评家相对恒定的价值立场,看不到率真的批评勇气,也看不到真正的批评智慧,字里行间,却透射出某些市侩的气息来。是的,批评的世俗化和创作的世俗化一样,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顽疾。但是,人们更有理由认为,批评的世俗化,其危害远远大于创作的世俗化,因为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批评具有对文本进行审美鉴别和阅读指导的意义,就像英国诗人奥登所言,批评家的功能就是“使我相信,由于我没有很好地阅读,我低估了某个作者或某部作品”,或者“对一部作品进行‘阅读’,以增加我对它的理解”。 我很赞同奥登的这番话,因为它强调了批评的阐释功能远比简单的判断更重要,对文本的尊重远比个人的趣味更重要。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批评就是利用批评家的专业知识和在长期的阅读实践中逐渐完善的审美标准去解读批评对象,阐释自己的理解和想法,“说明艺术品‘成长’过程”,或诠释“艺术与生命、科学、经济、伦理、宗教等等的关系”(奥登语)。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对批评对象的细读之上,通过认真的研读和专业化的分析,并自始至终围绕自己的批评对象来发言,而不是动辄就套用自己先在的观念,以“旁骛八极”的方式标榜自己的所谓“学识”或唬弄一般的读者,更不是抓住一两个所谓的“细节”问题便粗暴地对文本加以否定。 批评当然需要判断,但这种判断,是建立在对文本进行丰沛阐释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审美判断。批评也是一种创造,但这种创造是“及物性”的创造,是针对具体文本所蕴含的审美信息而延伸出来的创造,并不是借用“评论”某个文本的机会,大肆灌输自己的某些所谓的体系化思考,更不是凭空的、甚至是莫名其妙地训诫作家应该如何如何地写,而不应该如何如何地写,仿佛自己是一个文学法官。 将自己视为文学评断的法官,这是批评家的一种角色错位。它造成了批评家的武断、草率和粗莽,远离了文学批评应有的科学、理性和公正。尤其是当批评家受到自己趣味和私情的蒙蔽时,不认真地去研读文本,便四处表明自己的这种“法官”身份,无疑更伤害了批评应有的尊严。法国著名的批评家蒂博代就曾一针见血地否定了这种恶劣的、市侩化的“法官”式批评做派。他认为,如果作者是律师角色,那么,法官就应该是公众,而批评家只是一个检察长。显然,在蒂博代看来,批评家的责职,就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桥梁,使读者能够更科学、更全面地了解作品,但批评家也并非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和事佬,所以他又使用了“使决定倾向一方”来委婉地表达批评家应有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批评家建立在文本细研之上的价值立场。 抛弃“法官”的潜意识,回到具体的批评对象之中,以自己的专业学识来阐释它们的内在品质,以此展示自己所恪守的艺术立场和价值标准,远比四处兜售所谓的“学识”更重要。如果在文学批评中强制性地兜售所谓的学识,那只是一种丑陋的“炫技”。用奥登的话说,在这类批评家的文字中,我们从他的引文中所获得的教益,要远远高于他自己的批评文字。遗憾的是,这种“炫技式”的批评并不少见——动不动就扯出一个大概念,做理论谱系状;或者无论针对什么批评对象,都要与某些经典性的文学作品作“跨越式”的比较;甚至因为某些评价风向的转变,批评家自己便悄悄地改弦更张,先抑后扬或前倨后恭,而且不乏以所谓的“学识”来印证自己的“观点”。通过卖弄“学识”来遮掩自己飘忽不定的价值立场,为自身批评的出尔反尔和见风使舵提供便利,从根本上说,表明了某些人正在以批评作为手段,来获取专业之外的世俗功利。如果加上他们对自身“法官”意识的不断强化,其恶俗化的效果可想而知。 当然,我并不想否认,一个批评家必须拥有敏锐而准确的艺术感觉,必须具备丰富而深邃的思想积淀,这两种素质将决定他能否有效地阐释作品,并对作品进行令人信服的审美评判。但是,要使文学批评真正地沿着学理性和科学性进入良性循环,我觉得仅靠这两点专业素养的强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将职业操守和艺术立场提高到应有的位置上来,认真地处理并协调好批评家作为“世俗的人”和“专业的人”之间的角色区别。作为世俗的人,我们或许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需要,在日常伦理规范下进行自由的生存选择;但是,作为专业的人,我们必须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和严谨的评判眼光,对待自己的批评对象,维护批评职业的基本准则和伦理操守,即它的公正性和科学性。 没有什么比立场更重要。因为,一个批评家的思想、勇气、智慧甚至人格魅力,只有紧系于他的艺术立场之上,方能给人以真正的启发。相对恒定的艺术立场,意味着批评家的诚实,一种对批评职业和批评对象的忠诚。它会让世俗的油滑靠边,使出尔反尔受到职业道德的耻笑。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他的所有华美而灵性的文字,他的敏捷而锐利的审美眼光,他的丰沛而宽广的知识储备,都应该膺服于他内心的坚实的信念和鲜明的艺术立场之中。这种立场,直接关系到公众对他的批评文字的信任度,也是公众判断他的文字是否科学和公正的核心依据。如果一个批评家认为批评应该像暴风骤雨,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期待他的文字像暴风骤雨般地痛快淋漓,但倘若他一边叫着批评要像暴风骤雨,一边却玩击鼓传花的游戏,那么,他不仅催毁了自身的艺术信念,而且破坏了批评所应遵从的基本立场。 我之所以使用“相对恒定的艺术立场”,是因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样,都会随着批评家个人学识、人生体验、专业储备和艺术感知能力的发展而变化。但这种变化应该是一种渐进式的,有着内在关联的。它与见风使舵的油滑无关,与学识卖弄更无关。与此同时,不同的批评家或许有着不同的艺术立场,由此导致对同一个批评对象会产生不同的阐释效果和判断结果,这种效果或结果有时甚至会完全相反。但它不足为怪。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只要它们恪守了各自的艺术立场,体现了他们具有说服力的论析依据,我觉得公众都可以凭藉自己的理性加以选择地接受。事实也是如此。当批评家们站在文学的第一现场对文本进行阐释和判断时,常常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差异。这种丰富的差异性,不仅表明了一部作品存在的多重意义,同时也折射了批评者各自的解读方法和解读能力。 也许“立场”这个词语给人以异常空泛的感觉,但在今天这种“改变思想就像更换内衣一样随便”(葛兰西语)的知识分子精神现状中,它却越来越显示出存在的珍贵性。尤其是在文学批评中,没有它的存在,我们不仅无法看到一种合理的批评尺度,无法恪守学理性的批评思维,而且也无法体现自己批评的价值和作用,更无法维护批评自身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在本质上,也就无法道出批评家自己真实的声音。 原载:《文艺报》2007年4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