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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自己的命运，书评又何尝没有自己的十字架。诗人奥登论书评家：“一般说来，当我们阅读一个有学问的批评家的书评，我们从他的引文里获得的教益，要比从他的评论中获得的教益为多。”这个说法虽然不免刻薄，但也确实道出了书评写作的某种真相。 奥登还曾有言，一个书评家刻意去攻击一本劣书，不但是浪费时间，而且对书评人自身的品格也可能造成伤害。因此，大多数时候他对劣书都会保持沉默和不屑的姿态，如果一定要对劣书发言，“那么诱发我写篇文章抨击它的那种冲动只能是源于我自身，源于那种挖空心思的卖弄，卖弄学识、才智和戏谑的念头”。他说，一个人无法在评论一本劣书的时候不去炫耀和卖弄。 奥登的说法难免使我对书评写作感到“英雄气短”。也许因为自己是搞创作出身的，所以书评文字写得再多，甚至自以为对书评文字所投入的感情和智力超过了创作，但是，最终距离做一个“独立书评人”的梦想，还是那么遥远。黄艾艾小姐在一篇谈论我的书评写作与文学创作的“印象比较”时，引用过我的一句牢骚话：“我本来期待你们能欣赏我的领带，可是你们却只盯着我的衬衣。”这说的也是实情。 事实正是如此，在目前我们所面对的媒体环境下，做一个真正的“独立书评人”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小的。布尔迪厄在他那本可敬的小书《关于电视》里说到，追求所谓的“收视率”，是电视受制于商业利益操纵后的必然结果，他认为，随着电视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以及商业因素对电视的控制不断加强，迅速地造成了另外一个“更加难以控制”的后果，那就是电视从它所采取的一种文化行动策略转向了某种自发主义的“蛊惑术”，这也就是所谓“通俗化的力量”。在他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视，为了尽可能地招徕、取悦、迎合、甚至利用公众趣味，而全然放弃了自己的立场与责任感。这一点，也正好与著名媒体文化研究学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对当下文化生态所作的“娱乐至死”的概括相吻合。在这里，我们只要把“收视率”替换成“畅销榜”，把电视替换成出版，把观众替换成读者，那么布尔迪厄和波兹曼所描述的状况，也同样是当下每一个书评人所面临的最真实的阅读环境和媒体环境。那么，要想从这样的环境下突围出来，保持住自己的独立、冷静与体面，至少在我看来，暂时是非常不容易的。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读书环境，就产生什么样的出版界和畅销书；同样，有什么样的出版界和畅销书，就造就什么样的读者和书评人。这就是我的“悲观论”。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书评何为？就我个人而言，我感到只有一种比较省事的和“独善其身”的方式可供我选择，那就是奥登所指引的：我只愿意向自己心仪的好书致敬，而一般不肯为一本劣书浪费时间。我希望，在我的书评文字里，熠熠闪耀的都是好书的光芒，而不是堂·吉诃德孤独的长矛的舞动。在劣书和平庸之书面前，我宁愿选择缺席或者保持沉默。沉默与拒绝，即是我唯一的批评。 关于批评方式，我希望自己的书评能介于蒂博代在《批评生理学》里所说的“自发的批评”和“职业的批评”之间。那就是，尽力讲究阅读的趣味，具备比较准确和深邃的洞察力与鉴赏力，却决不故作高深，更不刻意追求所谓宏观和深刻，同时也不要让自己陷入一种繁琐的趣味主义。我希望在自己的书评中，首先要有“阅读”，进而有阅读与阅世的感觉与理解的抒发与呈现；然后能够做到，用准确、有力和雅洁的文字，让隐藏在好书里的那些光亮放射出来，让读者眼前一亮。 发现并揭示书评对象潜藏的美质，提醒读者并使他承认，由于自己的错失或者没有很好地阅读，而忽略和低估了某一本书或某一个作家，也应该是一个优秀的书评人的职责之一。我希望，在我的书评里能看到自己对这一职责的遵循与履行——直到有一天，也许我将发现，有一些好书，竟然被自己冤枉地遗漏和失敬过，但是所幸的是，没有哪本劣书，被自己无原则地奉承过。 一篇好的书评，还应该不乏学理和逻辑的力量。但我更倾向于散文化和感性化的表述。我希望自己的书评文字具有知性散文的品质，既能摇曳多姿，而又根蒂牢固。据说，追求文字漂亮的人通常会有这样的危险：要么自恋，要么滥情。我希望，自己在这两方面都能有清醒的警惕和节制。 很有可能，在茫茫书海中我得首先越过一千本劣书，才能抵达一本好书的身边，但是我相信，好书依然还是存在的。它们需要付出精力和时间去寻找。那么这样一来，你花在别人书上的时间会比花在自己书上的时间多得多。但是，正如卡尔维诺所说，“我并不介意。任何消耗在有益于以文明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事务上的精力，都是适得其所的”。在寻找好书的同时，我其实也在寻找做一个“独立书评人”的空间。那是我的梦想。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3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