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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争鸣》2005年的第2期发表了王晓华先生的文章《我们应该怎样建构文学的人民性》。王晓华先生引用卢梭的现代人民理论的公民性概念，在分析惠特曼、狄德罗、左拉等人的文学作品体现的公民性基础上，认为“中国文学要建构真正的人民性，就必须引入公民性概念。公民是现代人的普遍身份，现代语境中的人民在落到实处时就是公民。真正的人民性既以公民性为始基，又以公民性为指归”①，提倡公民叙事来实现文学的人民性。 但让人疑问的是，公民性这一概念能够反映中国语境下的人民性内涵吗？公民叙事能够实现新世纪文学的人民性吗？细读王晓华先生的文章，就会发现这种论断是可以进一步商榷的。 1、“公民叙事”的不适用性与对中国实存问题的悬置 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是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是西方现代语境下的产物。如果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必然会造成对中国问题的遮蔽，造成理论与实践的错位。王晓华先生由卢梭的人民理论及其公民性概念来呈现中国文学的人民性，就处于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的错位状态。 卢梭的人民理论及其公民性概念都鲜明地打上了西方社会的现代色彩，体现着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的现代民主观念。“人民就是公民共同体，公民则是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主权者，因而人民就是主权者的联合。将人民概念落实到具体处，我们看到的就是作为缔约者和主权者的公民。属于人民的权利归根结底属于公民，人民性在现代文化语境中最终显现为公民性。人民不是无个性的群集，而是联合中的公民。正如人民性来自于公民性一样。对人民的真正关怀也必须落实为对公民的普遍关怀。这种关怀不是居高临下的代言和安慰，而是让所有公民意识到自己的主权者身份，作为主权者站立起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实现自己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所有公民在人格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② 对卢梭这一理论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观念上，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西方社会已经拥有了一套实现公民的权利与尊严的制度体系。如果要用卢梭的理论来观照中国，就应该充分考量到在中国语境下的适用性。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体系之中，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弱势群体，农民固然“在人格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拥有充分的公民权利，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然有着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中国已经建立了健全的法律制度，但是，并不能就因此像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那样断定的那样，有了好的法律，就有了文明，诸如鞭打人的肉身和迫害天才等恶劣的事就不会发生。显然，中国人的法律意识与法律的实践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公民权，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利仍危害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来维护。 中国现实状态下的公民权不是左拉小说《几个选举场景》中所呈现的：作为选民，每个人意识到都有自己的权利、尊严、重要性并充分行使它。中国当代乡土作家乔典运的小说《问天》描写了一个村庄民选村长的故事，塑造了“听话惯了”、随大流、毫无公民意识的村民群体。村民把民主选举理解为“这是一个闺女许给两个男人，叫两个男人去争一个闺女，真新鲜”，村民们“都不操心选谁不选谁，有三爷哩，三爷选谁跟着选谁准没错”。③ 三爷不是想到充分行使公民权利，而是想谁对自己的恩情大就选谁。在最后无法决定选谁的时候，三爷决定带领全家人“上山给鸡打野菜”，以放弃选举权利来求得谁也不得罪。《问天》深刻生动地描写了中国农民群体的公民权利意识的缺失与民主法律意识的淡薄。 因此，王晓华先生所主张的以左拉公民叙事为本的人民叙事来实现文学人民性，在中国语境中会悬置、遮蔽中国实存的许多社会问题，造成文学人民性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缺席”。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在中国文坛引起的巨大反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代文学对中国实存的、重大问题的“遗忘”，表现人民性高度的作品极为缺少的状况。 2、文学人民性概念溯源 建构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人民性，首先要明晰文学人民性的概念的历史内容及其发展变迁，进而把握文学人民性的本质内涵，创造真正具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因此，对文学人民性概念进行溯源式的梳理与明晰化阐释，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 文学人民性的概念来源于俄罗斯。普希金首先提出文学人民性概念，别林斯基则对文学人民性概念进行了清晰阐释。别林斯基认为：“‘人民’总是意味着民众，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阶层，‘民族’意味着全体人民，从最低直到最高的、构成这个国家总体的一切阶层。”④ 王晓华先生认为别林斯基的人民概念侧重于社会中的某些阶层，隐含着将人民性等同于阶级性的倾向。但是，这种理解是有所偏颇的。别林斯基对文学的人民性概念的阐释是极为广阔、深厚的，他对将人民性简单地理解为下层阶级性进行驳斥： 我们所以离题说了以上一段话，就为的驳斥这样一种毫无理由的见解：仿佛在文学方面，纯粹俄国的人民性只能从以粗糙的下层社会生活为其内容的作品中找到似的。……错了，一千个错了！现在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时候，我们应该以常识底一切力量、以严格逻辑底一切力量武装起来，反对这种见解！……现在应该明白，恰恰相反，俄国诗人只有在自己底作品里描写有教养底阶层生活时，才能使自己成为真正民族底诗人……诗人在描写下等、中等和上等社会时，必须能同样地忠于生活。⑤ 可见，别林斯基的人民性概念的并不排斥上等、中等阶层，而是以能否“忠实于现实”为评价文学人民性的一个准则。除了“忠实于现实”外，别林斯基还提出文学人民性应具有的特征： 一是，“对于一个要想在自己作品中描写人民的精神面貌的诗人来说，只有当他的天性、他的心灵是与所描写的那个民族的民族性有活生生的血肉联系时，他才能从那个民族的历史中得到益处。”⑥ 二是，“具有人民性的诗人是一种——就这个形容词的哲学涵义而言——现实的现象：即或他的诗才不大，他却站在坚固的基础上，站在他的人民的气质上，而关怀人民就是人民自觉的一种表现。凡是才能中没有一丝民族性的诗人，永远在某种程度上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现象：这好像是一棵树，起初繁茂地伸出枝叶，但以后由于无力使根须深入泥土中，很快地就枯萎下来。”⑦ 三是，“悲哀是我们的诗——无论民间的或艺术的诗——底普遍的主题。古代的俄国人不会愉快的诙谐：他们的揶揄或者很笨拙，或者就变为冷嘲；我们最优秀的民歌总是有着悲哀的内容和拖长的沉郁的调子。……但是，这悲哀并不是衰弱的心灵的疾病，也不是无力的精神的萎靡；不，这悲哀是强烈的，无尽的，它是伟大而高贵的天性的悲哀。”⑧ 即人民性的文学作品要与过去的民族历史有着活生生的血肉联系；要深深扎根于泥土，从大地中汲取民族精神营养，关怀人民；要有大悲悯的情怀，书写人民的悲哀与苦难，表现人民追求自由的斗争精神。因此，在别林斯基那里，“‘人民性’，成了我们这时代的美学纲领，犹如自然底美化的摹仿是前一世纪诗典的主要原理一样。在‘人民性’这一富有魅力的形容词下，包括了我们这时代诗人可能赢得的至高的赞扬以及当代和后世能够给他的最堂皇的头衔。”⑨ 文学人民性成为对作家作品的最高评价准则。 文学人民性是一个历史概念，它的表现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分别表现了文学人民性随时代发展演变的内容特征。莫·谢米沃洛斯深刻描述了俄国文学作品中的人民性随时代演进的历史过程： 1861年以前，俄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与封建农奴制作斗争，消灭农奴制度。这个时代的全部进步文学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并且本着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来解决这个问题，唤起平民，揭露地主的寄生生活和专横暴戾。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的诗人、普希金、果戈理等人的作品主要是写这种主题的。 19世纪下半叶，俄国人民的任务是与农奴制残余作斗争，进行农民革命。在这一时期得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正是这些问题，这一点可以从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谢德林、邬斯宾斯基以及其他许多维护人民利益的作家的作品中得到证明。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人民的任务是与资产阶级作斗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在高尔基的创作中提出来并得到了解决。⑩ 可见，文学的人民性表现内容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但是，别林斯基所提出的文学人民性概念的本质内涵依然体现并发扬于这些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之中，表现出了鲜明的新时代特征和新的人民利益要求。 3、文学人民性概念的中国化 俄罗斯文学的人民性概念在中国的传播正如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一样，经历了一个独特的中国化过程。这个中国化形成的最早理论形态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认为“五四”文学并没有真正让工农大众觉醒，没有产生为最广大的工农大众服务的文艺。所以，他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1) 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仅承接五四时期“平民文学”的为民众服务的意识转变，而且看到了“平民文学”的不足，进一步扩大了文学服务对象范围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分析了1940年代中国的现实国情，对这一时代下“人民”的内涵进行了定义：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2)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人民”，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外延极为宽广。但是，毛泽东又说，“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有许多同志，因为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13) 毛泽东通过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足点的批评，明确地表明了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人民大众”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间接否定了第四种人，即“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即使描写这样的人，也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这样一来，毛泽东的人民概念外延就缩小为工农兵主体的无产阶级，体现为“工农兵方向”，人民性也就被阶级性所替代了。 在1940年代抗日战争及以后的国内战争的严峻情况，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思想在服务对象、文艺创作实践方式上有着特有时代的合理性。但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一文艺思想提出的价值取向本身所具有时代局限性日见明显，而且渐渐趋于惟一化、写作姿态的雷同化、导致这一文艺思想日趋僵化，失去了自身的鲜活生命力，成为文艺发展的桎梏。到1978年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时代局限性才开始渐渐地被打破。 1980年，邓小平果断地对党的文艺方针进行重大调整，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目的和方向，从而开辟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新局面。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他在为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所致的《祝辞》中，提出了“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崭新命题和深刻论断，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作出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括。 文学的人民性回归到了“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概念本义。 但是，随着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涌起，文学人民性受到了新的挑战。在新的社会转型期间，“人民”内部的不同群体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化，在新的富裕阶层大量出现的同时，社会中也出现了许多贫困、弱势群体，如大量的下岗工人、众多在城市与乡村边缘游移的农民工、新的贫困农民群体等等。文学在新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沉浮，没有对“人民”内部的巨大波动做出及时而切近的书写。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令人诧异的怪现象，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等甚嚣尘上，主流作家群中只有少数作家仍在坚守大地、深入当下生活的激流，为农民等弱势群体进行创作，文艺研究领域竞相比拼炫目的西方各种现代、后现代文论，少有研究工人、农民形象的著作。当前农村主要的文艺媒介——电视剧绝大多数是远离农民的，当代工人、农民题材电视剧不仅制片数量少，而且资金等投入规模也少得可怜，工人、农民题材被边缘化，农村农民重新成为“被遗忘的存在”。 文学该为谁写作、文学怎样体现人民性，这个问题在当代显得尤为迫切与紧要，在拷问着每一个作家的灵魂，考量着每一部作品的价值。 考察文学人民性理论在中国的吸收、转换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为文学人民性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文学创作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 4、中国文学的人民性传统与新世纪文学人民性重申 从文学作品看，中国文学自古就有人民性传统。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源头的《诗经》里的《国风》，如其中的《硕鼠》、《伐檀》就有强烈的人民性特征；作为开创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源头的诗人屈原写下了包含浓郁人民性的不朽篇章。汉代的司马迁、唐代的杜甫、白居易、宋代的陆游、辛弃疾、元代的关汉卿、明代的施耐庵、清代的曹雪芹都为中国文学写下了具有高度人民性的作品。 五四时期开始的以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新文学也体现出了很强的人民性：“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肯为老百姓说话而绝不同黑暗势力妥协的新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算不上‘伟大’，他们的努力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敬的。时到今天，我们最珍惜的那份文学遗产——《诗经》、古乐府，以及杜甫、关汉卿等肯为老百姓说话的那些文人所留给我们的作品——也可以说属于‘新文学’同一传统。”(14) 在继承古代士大夫的感时忧国、为民请命的人民性传统的基础上，鲁迅等现代作家以对人民的无限深情创造具有高度人民性的新文学，形成了新文学的人民性传统。 新世纪文学人民性必须回归人民性的真正本义。别林斯基对文学人民性的阐释提供了理论之源。对文学人民性的任何探讨，都不能不回到文学人民性的本原意义上来。以文学人民性的本原意义来解读有关探讨，我们就会发现问题之所在。 别林斯基认为，“不错，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凡是属于人民的人，就不可能没有人民性；但不幸的是，在有的人身上，人民性的素质来得薄弱、隐晦，不易看出来。又有的人固然是鲜明地表现了人民性，但并不是人民性可以引以为骄傲地那些方面。每个德国人都吸烟和吃马铃薯，每个德国人都沉郁而慎重；但并不是每一个德国人都是歌德或席勒。”(15) 对照当前的小资文学及其小资情调，或新新人类文学，就能对其中的“人民性”看个究竟。而且别林斯基还启示我们，文学人民性不是仅仅写底层，那恰好写不出人民性，而是要有民族历史的、社会各阶层的、扎根于大地的社会历史的广阔度；不是为某一个阶层“代言”，而是从整个民族、站在大多数人民利益之上，书写人民的悲哀、痛苦与欢悦。 新世纪文学人民性必须体现鲜明的当代中国特征。文学的人民性表现内容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而有新的时代特点。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文译本为《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中国基体论”。所谓“中国基体”，是指“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历史情况及其发展规律；这种发展规律可以从其长期绵延不断的各种丰富的历史演变中窥测到；因此中国的近代应该是可以与前近代的关联角度上把握的。”(16) 对于中国问题，只有置于中国历史和文化自身的语境中才能得以理解，中国本身就是一种视角，就是一种方法。即应该用中国本身历史和事实来研究中国，从中国内部的历史事实出发，探究中国现代化的内部原因、内在动力。沟口雄三启示我们，中国文学要立足于“中国问题”，书写当下存在的与民族历史血肉相连的、表现大多数人利益的、深深扎根于大地的文学，才能体现具有社会转型性质的、新世纪中国特点的人民性。 在新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近代以来的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当代又盘根错节的重新纠结在一起，中华民族正在全力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事业，人民的含义及其内在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为中国作家的文学人民性创作提供了一个具有宽广深厚的历史机缘和宏大丰富的写作资源。这也是新世纪文学人民性所必须包含的时代性内容。 王晓华先生认为，在上个世纪中叶以后的近三十年间，中国的主流文学以阶级性置换了人民性，不但没有走向辉煌，反倒日趋单调乃至荒芜。因此，建构文学的人民性就必须另辟新路。应该说，以阶级性置换人民性，确实是文学人民性中国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它既有当时的合理性所在，也对后来文学发展有过扭曲、压抑的影响，而在建国后这种羁绊尤为明显。但这造成荒芜的结果，并不是说文学人民性之路行不通，恰恰是因为我们偏离了人民性的正确轨道。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要“另辟新路”，而是要重新回归真正的文学人民性。屈原、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等中国文学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悠久的人民性传统，昭示了一条走向新世纪文学人民性之路。 注释： ①② 王晓华：《我们应该怎样建构文学的人民性？》，《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第13页、第12页。 ③ 乔典运：《问天》，《九十年代中国乡村小说精编》（上卷）， 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北京第1版，第504—505页。 ④⑤⑥⑦⑧⑨(15)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第82页、第83—85页、第87页、第90页、第100—101页、第78页、第89页。 ⑩ ［俄］莫·谢米沃斯基：《反对错误地解释文学的人民性问题》，《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学习杂志社出版，1954年8月第1版，第269页。 (11)(12)(13) 毛泽东：《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43页、第58页、第58—60页。 (14) ［美］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36页。 (16) ［日］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原载：《文艺争鸣》2005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