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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休闲文学——兼与张炯先生商榷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魏饴 参加讨论

     我的《悄然勃兴的休闲文学》一文在2000年4月25日《文艺报》发表后,很快引起了学界的积极反应,5月23日《文艺报》刊发了张炯、陆贵山和包晓光、童庆炳、陶东风等先生的四篇争鸣文章;7月4日,又发表了李孝弟的《需区分感官享受的情感愉悦和审美的精神愉悦》。看来,我所提出的“休闲文学”这个话题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同志们的文章,对拙文既有肯定,也有批评,同时也引起了我的进一步思考。这时,我觉得有必要再就休闲文学谈谈我的一些想法,并兼与张炯先生商榷(张先生的批评较有代表性),当然,也请各位读者赐教。
     文学休闲与休闲文学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它与一般的政治宣传品显然不一样,它的道德和认识价值是通过艺术的手段来实现的,它给人的第一价值是审美,是艺术的享受,因而我也完全赞同张炯先生的观点:“凡文学都属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都能使读者获得审美的怡悦,从而得到很好的休息”(本文未注明的引文均出自5月23日《文艺报》,不一一注明),也不认为“只有魏文所划定的‘休闲文学’才能满足人民休闲的需要。”但是,这里有一个关系我们似乎把它混淆了,即文学休闲与休闲文学的问题。诚然,凡文学都是可以供人休闲的,而休闲文学作为一种特别的类型,它的休闲与一般文学的休闲的含指并不完全一致,或者说其休闲的境界并不一样。我以为,休闲文学的休闲境界,是一种轻松自在的、注重品味人生乐趣的、没有政治功利的休闲;而文学休闲的休闲则是一种在审美自由的心境下接受道德教育、带有政治功利的休闲。这就是说,休闲文学的休闲不仅仅是审美的自由与休闲,还在于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的自由与休闲。人们通常所说的“被襟散发最宜闲”、“卸下办公室的面具”、“是都市机械动作后的一种放松”等,都是指的这样一种境界。
     区分休闲的不同境界是有意义的。有人把休闲分为“安适的休闲”与“忧患的休闲”两类,我看也不无道理,只是“安适的休闲”直到今天才是人民大众的现实存在。在过去漫长的阶级社会里,普通劳动人民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休闲,他们顶多也只能从艺术作品(如故事、小说等)得到一些审美自由的满足。如《聊斋志异》中的那些通达人情的鬼神形象,《西游记》中的疾恶如仇、敢打敢斗、神通广大的孙悟空等,这自然会给劳动大众精神上的慰藉,但这里的“休闲”毕竟是有限的、暂时的。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一般的人们也从未正视过休闲,甚至是谈闲色变。比如1980年出版的《辞海》,其中解释休闲的含义是:“农田在一定时间内不种作物,借以休养地力的措施。”这里,完全是把人的休闲排除在外了,难道人类就永远只有“斗争”和“革命”吗?可见,长期以来人们对休闲的认识就是片面的、肤浅的,而且也是十分模糊的。
     休闲文学以读者“安适的休闲”为旨归,那么,既然是娱乐休闲,大家就更愿意看那些轻松而明快的休闲文学作品也就很正常了。同时,这类相对独立的休闲文学的勃兴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
     要不要给休闲文学一个席位
     如果“时下‘休闲文学’悄然风行,的确是事实”,那么,我们就应该关注这一文学现象并给它一个名正言顺的席位。但在张炯先生的文章中,似乎存在着一种两难的心态:
     一方面,是明确承认时下休闲文学风行的事实,并“承认‘休闲文学’中确有些具体作品不一定涉及社会政治与道德”,还认为“有张有驰,劳逸结合,自然也需要,”明显地是在肯定休闲文学具有休闲功能和“丰富我们的生活情趣的积极价值。”
     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求休闲文学也要去表现政治主题,“认为写‘休闲文学’就可以与社会政治无关,恐怕很难经得起事实的检验。”似乎现在的所谓“休闲文学”一旦不关心政治,就是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
     之所以在张炯先生的文章里出现了如上两难的表述,我看其症结还在于如何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现在承认休闲文学可以不去涉及政治,这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文艺政策就有了矛盾,所以必须制止。而且,尽管休闲文学所写题材没有什么政治意义,但作家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的(过去我们提的是阶级立场与观点),同时它也必然体现到作品中去,这里当然还是有政治。沿着这样的思路,那么我们主张的休闲文学就自然没有了生存的理由。
     然而,时下不关涉政治的休闲文学的确正在勃兴,这是大家的一致看法,那么,我们就不能无视这个事实去铁板地看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人们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却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认为“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国进入新时期之后,邓小平同志则明确地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只是强调政治的强大影响,认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党关于文艺与政治的表述,更多的是强调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显然,从以上的这个发展过程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如果用这一发展的观点再来观照休闲文学,我以为,文艺应该对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给予积极的响应,并自觉地担负起引导国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理想永远战斗的神圣职责,而且这也是我们的文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旋律”。然而,在“主旋律”之外文艺也的确并非毫无作为了,“休闲文学”正是“主旋律文学”(或曰号角文学)的有益的附曲。或者说,文艺也可以在非政治的轨道上前行。
     当前,我们的时代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转型时期,我们的文艺政策就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政治思维”甚至“阶级思维”上,那是不符合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这个基本原理。张炯先生说得好:“当今之世我们需要的是急起直追的紧迫感和强烈的竞争意识,有张有驰,劳逸结合自然也需要。”所以,我主张文学繁荣也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好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旋律文学(这是主导、主旋律),一手抓好丰富人们生活情趣的休闲文学(这是副导、附曲)。江泽民同志说:“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里的“多样化”是相对“主旋律”提出的,它应该包括有益于人们的生活情趣的“休闲文学”。“闲暇是美好的,是人们渴望的。”自然,如何消闲费暇也需要文艺加以政治的或非政治的积极的引导。
     或有人认为,文艺不表现政治就等于内容不健康,我看这正是过去“阶级思维”的结果,在今天它就未免太偏狭了。因为政治是阶级或政党利益的集中体现,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就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社会的进步,政治的相对淡出则是必然的趋势,而超阶级的或超政党利益的人文关怀、民主精神、环保意识、历史责任和山水之美等这些非政治的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在过去民众的生存需要和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好的日子里,人们无暇顾及这些则可以理解——但它确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同样特别需要的。
     休闲文学就是休闲文学,我们没有必要用主旋律文学的政治标准去要求休闲文学,同样,也没有必要夸大休闲文学的功能与作用,这正如陆贵山、包晓光两位先生所指出的“今天的‘休闲文学’所满足的需要是极为有限的,它与‘人民大众’的‘闲暇’并无等值的对应关系。”但不论怎么说,休闲文学在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的今日之中国自有它的生存空间,也应该有它的一个席位。
     休闲文学的高品位
     如上所述,休闲文学不要求有什么政治功利性,不去追求主题的重要意义,不等于就是那些摆满地摊的形形色色的单纯供人消遣的低级趣味的东西。然而,休闲文学写休闲也不能毫无选择地和不作任何主题提炼地去表现,这样也无疑将十分危险。所以,张炯先生又指出“弛与逸毕竟要适当”。这是对的。或者,也如童庆炳先生所说,我们不是要拒绝什么休闲功能的作品,“重要的是要有对休闲功能作品的思想品位的追求,”“是追求高品位还是迎合低级的趣味,关系对人的精神建设是否负责的问题。”这一点,在笔者的关一篇文章中未能涉及,但这又的确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从目前的休闲文学现状看,不能否认确有些休闲作品出于“物质欲”的目的,存在格调低下、金钱至上、惟利是图、趣味庸俗的现象,对此,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休闲文学的高品位,意在要求休闲文学也要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不过,它的思想价值不是指一般意义的政治功利,而多是指超出了阶级利益和政党利益的,诸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人文关怀、环保意识、山水之美等,体现的是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尽管这些共同的主题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社会制度环境下,其重视的程度不尽相同,但从人类社会发展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或者总是要符合一种进步的发展趋势的哲学原理看,尤其是整个人类的物质文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的今天,大家共同关心的主题将会愈来愈广泛,这将毫无疑问。
     为什么休闲文学会更多地体现出人类共同的主题呢?这要从休闲文学为何在当今蓬勃发展(尽管它在古代也曾经存在)的原因来观察。我以为,休闲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必须要以高度的物质文明为前提,同时也要受到社会环境是否安定与政治制度是否清明这两个可变因素的制约。今日之中国,不仅大多数的人们都已经过上了或即将过上小康水平的生活,而且社会环境与政治制度也处于前所未有的良好状态,这时候人们便有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时间去关心自身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这是很自然的。尤其是,人们在“八小时以外”的越来越多的休闲时光里,大家都会更愿意去享受人生、体验人生,而将一些工作烦恼和政治问题暂时抛向一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所谓“社会的人”和“自然的人”,也正是基于我们过去谈论得较多的政治在生活中淡出这种变化提出的,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非绝对化的),决不是要把“自然的人”与一般动物等同起来。或者说,人在政治之外也不全是非人的(或动物的)存在。
     还要指出的是,休闲文学的高品位与号角文学的高品位也不是对立的。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中国共产党还代表着一种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那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事业,从大文化的角度,其休闲文学高品位追求的内容也就应该包含在我党所倡导的主旋律文学或号角文学之中,只不过是各有侧重,各具特色而已。
    原载:《文艺报》2000081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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