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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之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学事业，那是19世纪30年代的事，按照当代法国批评家阿尔伯特·蒂博代的看法，那是在1827年，在法国的大学里出现了文学批评课程。文学批评家作为教授，这与大学设置了这一教职位有关。也就是说，大学教授文学，文学成为大学的科目，是得益于文学批评设立教席，是由文学批评带动起来的。蒂博代认为文学批评的产生有三个条件:其一是诞生了教授行业和记者行业；其二是历史感的加强，对总结的需要；其三是多元化的创作和欣赏趣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大学文学教育的势力一直在发展，在西方，随着全球化的加剧，文学教育成为民族国家文化建构和传播最重要的手段。在英国牛津教授特里·伊格尔顿看来，英语文学是战时民族主义的产物，那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殖民主义推行帝国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看法遭到美国耶鲁教授哈罗德·布鲁姆的痛斥。后者颂扬一种纯正的文学，这是西方文化的精髓，也是人类美好的语言和精神家园共有的财富。布鲁姆在90年代力挽狂澜，写下《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强调文学的历史由其自身的传统构成，且文学性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根本依据。 不用说，布鲁姆是持有传统的精英主义的文学观，他把文学批评活动视为一项建构文学经典的事业。现在，这种观点无疑受到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来自经典建构极度困难，它几乎接近不可能。因为后殖民理论的介入，经典建构被视为一项文化霸权事业。在西方，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那些反映了白人中心主义的作品被确定为经典，而其他的作品则永远进不了经典系统。70年代以来，西方的理论批评迎来了一个批评的黄金时代，一方面是以后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批评在大学人文学科的兴盛，另一方面批评开始广泛关注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自70年代以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各种奖项的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但也有观点认为，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在西方经典文学影响下才获得的成就，才被承认具有文学价值。很显然，颠覆经典的新理论越来越把文学理论批评变成一项社会政治事业，演化为文化研究的超级学科，传统的文学理论批评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况。 不用说，大学文学教育的分化瓦解适应了当今时代媒体兴盛的现实需要，文化研究把学问深奥的文学理论研究与面向大众媒体的文化研究规划为一项共同的事业，它们在新理论的运用上共享了一个话语平台。当然，文学经典的建构变得极为渺茫。失去了经典为依托的文艺批评，终究发现自己在进行一场泡沫大战，它属于整个娱乐帝国主义的一部分。才逃离现代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又落入后现代的(同样是)西方娱乐帝国主义的疆域。“娱乐至死”终于嘲弄了文化研究反抗帝国主义的宏大抱负。 确实，没有一种在疆界之外的事物，总是有一种疆界存在，重要的是意识到这个疆界，在疆界的边界思考，去做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是批评在今天依然秉持着建构经典的信念，依然在不可能性中去阐释经典，去发现经典，去建构不可能的经典。这是批评摆脱困境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这是批评在绝境中依然怀有做不可能之事的信念。 批评的存在，批评价值和意义有赖于它对经典的建构，如果经典的建构功能丧失，批评存在的力量和进一步的可能性就大受影响，如果批评依然有能力重建文学经典，维护文学价值，就是在文化传媒肆意扩张的时期，也依然有自己的道路可走。 因此，在这一意义上，经典是不死的，不会因为解构而死去，经典的死，只是因为遗忘，只是因为不再存活于当代的话语场域。如此看来，一方面，我们看到，批判理论为基础的新理论批评(包括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要与文学的经典价值建构产生紧张关系，经典的确定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另一方面，当代的经典也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存在和再生产，同时新的经典的建构也依然有可能幸存下来，这就使得文学批评对经典的读解变得弥足珍贵。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在这个最重要的基础上，当代文学批评或许可以找到自己幸存的依据。 原载：《文学报》2007-07-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