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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央1993年发表《〈野草〉：一个特殊序列》（《鲁迅研究月刊》第5期）将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过程及心理变化，作为影响鲁迅创作《好的故事》、《过客》、《死火》、《腊叶》的直接因素，认为它们构成了《野草》中一个带有连续性的情感起伏的“特殊序列”；此后，到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李天明的《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又试图破译藏匿在11篇散文诗中鲁迅与许广平的私人典故；再到2004年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面世，把《野草》整个定性为爱情散文诗集。至此，从爱情角度解读《野草》的尝试走上极端。 “极端”行为并不必然意味着荒谬，也并不一定导致出乎意外的成功，在我看来，胡尹强的这次学术冒险，其打破常规而获得的新见和妄说并存，所具有的启发意义和引发的问题同样触目。 读罢胡尹强的大作，我的第一感觉是鲁迅终于走下了神坛。我知道这种印象不完全源于胡的阐释，也与我从鲁研界所感受到的压抑，或者说是焦虑有关。虽然八十年代以来，鲁迅走下了政治的神坛，但似乎又被送上了思想的神坛，知识分子的神坛。也许就是因为自己无法与鲁迅的这一形象建立起密切的相关性，因而对从鲁迅的生活经历与爱情经验来把握其创作的路径兴趣盎然。这样的解读使我感到接近了鲁迅，亲近了鲁迅。为此，我愿意不计胡尹强的某些有点过于世俗化的臆测。 胡尹强及其同道者的解读，为《野草》“现实的与哲学的”主旨增添了一个情感的与生命的维度，使《野草》在社会公共领域的探讨进入到作者隐秘的个人生活的层面。胡尹强对鲁迅写作《野草》每一篇散文诗时心境情绪的考释，对鲁迅和许广平每一恋爱阶段的进展和波动在散文诗中曲传心象的解读，对每一意象象征含义的揭示，让我开始感到多少有些读“懂”了《野草》，这样说也许有点近于不知自己的浅薄，不过，鲁迅在《野草》中所创造的那些激烈达极致的感情和奇崛到恐怖的意象，以及读后无以表达自己内心的震撼而陷“无词的言语”的困境，过去的确让我望而生畏，知难而退。但经李天明和胡尹强阐释后，我开始意识到鲁迅和一般作家一样，其创作契机和动力同样直接来自切身的个人生活境遇和苦闷，不仅仅是关切外部的现实、社会以及思想的结果。鲁迅和许广平恋爱首先不能不面对自己“大概老了”，“头发已经苍白”“手颤抖着”，更何况还大病缠身，而许广平“可是滋润美艳之至”，有“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隐约着青春的消息”，这鲁迅无论有多么崇高的名声和地位都无法消泯的生命的鸿沟；他和许广平恋爱，也不能不面对自己已有妻的婚姻状况，他不能让自己的所爱沦为妾的位置，也不愿将妻置于弃妇的命运，他既要实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的承诺，又难以割舍“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的机会，这鲁迅无论怎样选择都无法解决的情爱与道德责任的两难。正是在体会到鲁迅所陷入的“醒了无路可走”，“彷徨于无地”的这种“自啮其身”，“创痛酷烈”的大苦闷和大绝望之后，我再读《野草》时，才似乎能够在那些专属于鲁迅的意象和词语上，甚至是具有哲学意味的抽象概念中触摸到那些专属于鲁迅的实在的情感和经验。有了这种实感，无论再如何升华，如何深入，似乎都好理解了，甚至哪怕是如何不通，如何荒谬，也变得不重要了。这也是我愿意忽略胡尹强的某些“牵强”和“犯规”的原因。 胡尹强为自己的大作起了一个“恶俗”的名字，但实际上，是一部将文本作家化，在细读方面取得不俗成就，并富有创见性的论著。可是也不能不看到，他的新见不少是以违犯学术研究的大忌获得的。本来，在把“历史”和“虚构”之间都能划出“致命的等号”的今天，不必过于拘泥学术规范。但胡尹强在一些最基本问题上的犯忌，不能不引我们思考在新观念的冲击下，哪些是我们应该做出调整的，哪些是必须坚守的。 首先，是如何看待文学作品问题。总结近来的一些理论对语言和阅读这两个概念的更新是把文本看作一个开放的话语资源，文本的意义取决于读者带来的参考框架，因而它是读者解释的结果，而非作者所能独占。这一观念所强调的是文本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不可能有一个坚硬的真理之核，也永远不可能有最终的解释。实际上，相对传统的观念同样强调“解释者可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选择一定的词语，使‘解释’朝任何方向发展”。① 艺术品的朦胧性、多义性和丰富性应该已成共识。既然承认文本的阐释永无止境，明智一点的做法就是不要以真理的发现者自居。而胡尹强将自己对《野草》的解读定位在“破解世纪之迷”上，在行文中嘲笑“连研究《野草》的学者们都看不出这是一部爱情散文诗集”，显然对文本的开放性，特别是对《野草》这样一部散文诗集的奇崛深邃，有时任何陈述都无法表达的语言的限度有所不觉了。 其次，关于研究中的想象和推测问题。经过新历史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不能不承认无论本身就是以“虚构”为天职的创作，还是受“言必有据”管束的研究都离不开虚构和想象。无论多么谨慎的学者在对一段历史或者某个研究对象世界的建构中，都不可能是完整的，必然存在着“断点”。但文学作品的断点是由审美（文体）和语义因素决定的，而且是自由的，因为它是在创造世界的行为中创造的，具有本体性质；而学术研究中的断点属于认识论范畴，受到知识的限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产生于证据不足。这样，通融的操作规则是，一方面要坚持只有在可靠证据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历史和对象世界建构的大原则，另一方面“在断点与历史事实之间可以进行各种可信的推测”。即使如此，也要意识到这些“被推测的事实并未被视为肯定的事实，而是被赋予一定的可然性”②，即可能性（possibility）。这就是说，研究者的推测要是“可信”的推测，而且被推测的事实不能被视为“肯定的事实”，只能赋予一定的可能性，两者不能混淆。 胡尹强要论证《野草》是一部爱情散文诗集，而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又是作者断然不让无聊的看客有戏可看，刻意要“守护”的秘密。的确不能不陷入缺乏证据的窘境，不得不依靠大量的想象和推测来弥合自己所要建构的鲁迅《野草》中的爱情世界和事实根据之间的“断点”。从这点看来，胡尹强的确是殚精竭虑地开掘了《野草》文本自身能够朝着“爱情”解释方向发展的话语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鲁迅和许广平的书信、日记和创作资料，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 就此而言，胡尹强不乏精彩之见。比如，他出人意外地把“影”要告别的“形”看作是许广平，将“影”的告别辞论证为鲁迅因不堪承受爱情之“重”，一度企图放弃，向尚处于“明暗之间”的恋爱对象诀别的周折。特别是他用鲁迅创作这篇散文诗同一天晚上写给李秉中的信，考释出“影”不顾“黑暗又会吞并我”，“光明又会使我消失”，执意要告别“形”，“独自远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的决断下，蕴涵的是鲁迅痛苦绝望到想要自杀的心境，是令人震撼的。按这样设定的情境再读《影的告别》，不但妥帖顺合，更有着卓绝的情感爆发力。另外，从“求乞者”形象中揭示出鲁迅在爱情面前的自卑感；在“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的不表白的表白中，意会出鲁迅独特的求爱方式。从“钉杀子‘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的指控中，读出鲁迅向他想象中的社会舆论将以婚外恋把他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几乎是“含着泪水”的警告和辩护。以“兀鹰”看见“死尸”的急迫和不舍意象，透视在这悖乎常情的恋人关系隐喻中寄寓的非同寻常的爱情的力度和强度。在作者让狗“驳诘”得无话可答，“一径逃走”的不合逻辑之处，推测鲁迅用省略号隐去的“狗的驳诘”是“还不知道分别新和旧”，也即“还不知道分别新潮的年轻知识女性和没有文化的旧式中年裹脚女子”，以此揣摩鲁迅沉重的负罪感和重重顾虑，等等。这些奇想，不仅突显出《野草》奇崛的风格，的确也给人以豁然醒悟的启发。 如果胡尹强只是谈自己对《野草》文本的领悟和分析，不管如何奇幻，恐怕都无可厚非。但胡尹强不满足于此，他挖空心思要证明的是鲁迅就是这样想，这样写的。尽管新批评派将这种探究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的途径斥之为“意图谬误”，但我认为这种研究路子仍不失为文本阐释的一个有效方法，关键是要拿出证据。按这样的思路来衡量，胡尹强的论证就有不少“不可信”，或缺乏“可然性”的推测。 比如，他一再将自己的阐释与文本或资料不合之处，说成是鲁迅为守护恋爱的秘密制造的“一片铁甲”，是“障眼法”。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当他实在无法将《淡淡的血痕中》归入爱情散文诗时，就自我作缚，提出为什么鲁迅会在爱情散文诗集中加进一篇针对时下政治斗争思考的伪问题，然后自我作答干脆说“诗人不希望人们发现这是一部爱情散文诗集”，“是《野草》最大的障眼法”，“是诗人对读者阅读注意力一种故意的误导。”他释名何以题“为爱情作证”，就是源于《题辞》中的一句话：“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胡尹强认为，这句话是不完整的，鲁迅因为“难于直说”，“故意省略了作证的对象”，这句话的完整意思应该添上“为我和她的爱情作证”。且不说，鲁迅是否是“故意省略”本身就待证明，还有语句的不完整是诗歌语言一大特征，难以为据的问题，即使按胡尹强的观点，实际上在下一段开首，鲁迅紧接着就写道：“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理解这是一句承上启下的话，既可以承接上一句的延宕，或说是省略，又开启“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的话锋，这也是《题辞》不仅语言修辞回环往复，而且内在逻辑也缠绕迂回的风格特征表现。 面对证据不足，胡尹强一再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猜想充作“肯定的事实”。如仅根据鲁迅4月23日记载“下午有一学生送梨一筐”，即推测“最大的可能就是许广平”，然后据此断定这一天“才是她真正的‘秘密窝探险’。他俩不仅作了第一次无拘无束的长谈，而且确认了彼此的相爱，从此，他对她真诚炽热的爱情确定无疑了。就在她回去的当天——4月23日晚上，作为对她‘秘密窝’探险的回应，鲁迅创作了《死火》。”也许，不妨用“很有可能”之类的话语，把这件事限定为自己的推测，但作为“肯定的事实”来叙述，就站不住脚了。另如为了给鲁迅创作《死后》提供相应的情境，在王得后考证出“一九二五年的端午节，即六月二十五日，可以当作鲁迅和景宋定情的节日”的基础上，胡尹强推测，鲁迅请许广平几位女师大同学和俞氏姊妹吃饭是和许广平一起商量决定的。应该说这是合乎情理的推测，但胡尹强在以此作为进一步推测的跳板时，同样把这一被推测的事件确定为“肯定的事实”。他说：“既然25日的宴请是他俩商量决定的，只是在最亲近的朋友中心照不宣的仪式”，接下来的结论就是他们应该在25日之前有定情的长谈。成问题的并不在于胡尹强进行了推测之上的推测，而在于他对自己的推测和“肯定的事实”之间所做的有意无意的混淆。 这让我又想到研究者的叙事问题。西方叙事学理论所强调的信奉真实性标准的历史写作也是一种话语形式，只能诉诸叙事，和文学的想象叙事并无二致的观念，虽然削弱了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的对立，揭示出二者之间相互渗透的现象，但并不能消泯二者之间的根本性区别。虽然虚构话语和历史话语所创造的都不是真实世界，只能是“可然世界”（possible world），但虚构的可然世界是“生成”的东西，创造的是一个此前从未存在过的虚构世界，而历史话语的可然世界却是建构在写作行为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过去，因而不得不接受这个“既定”和“先在”存在的检验，不能回避或者说是排除历史真相的问题。正是这不同的目标又决定了二者不同的叙事方式。 文学研究恐怕也应与历史叙事相类，无论是文学史的写作，还是作家作品的研究赏析，归根结底还是要与“既定”和“先在”的研究对象的接近为归依。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历史等于虚构”这个“致命的等号”对历史学家产生的巨大的冲击。经过重新反思研究的功能、角色和限度，研究者已经将自己的使命缩小又缩小，像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柯文所说，“一切历史真理无不受到限定”，只能体现在“对事实有足够根据的一组有限的陈述，这些陈述是对史家心中某一特定问题或某一组特定问题所作出的回答”。③ 研究者自我意识的改变给历史叙事的风格带来了巨大的改观。过去自信或自居是历史规律或真理（真相）的发现者、阐释者时所常用的非个人化的权威性叙事，成为小心翼翼对自己采取的研究方法和角度，研究对象的范围进行一系列限定，有着明确操作意识，越来越个人化的叙事。对虚构和历史这两个本以为相互分隔的独立王国，实际上经常相互跨越，相互渗透状态的认识，也使历史叙事越来越自觉地借用虚构叙事的技巧和方法。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二者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和疆界。怀特曾经将历史话语分割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已经确立为事实的事件的叙述”；第二个层面是“一系列将事实清单转换为故事”，进行“情节编排”，赋予“事实”以意义的叙述。显然，在把“事实”转换成“故事”“情节”方面，历史或研究性叙事在某些方面可效法虚构叙事，但严格说来，这两个层次的叙事都是虚构叙事不必一定有的（不妨借用），因为都是根据“事实”的叙事，研究者的功能是要在真实对象和自己根据“事实”创造的分析对象之间通过叙事建构跨世界的同一性。对文学研究的叙事我没有做过系统思考，但胡尹强在叙事方面所出现的问题让我感到文学研究叙事恐怕不能通过全知叙事，也不能通过潜入研究对象的内心作心理透视，自居为研究对象的虚构性叙事来获得同一性。也就是说，研究者应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应将你的根据、描述、判断、推测和想象叙事毫不含糊地加以区分，与研究对象毫不含糊地加以区分。 也许因为胡尹强既是作家，又是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他非常善于“情节编排”，根据鲁迅《野草》文本、日记、书信、许广平创作等资料和自己的推测、想象，他为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铺排出一条大起大落的发展线索，不仅为每一篇散文诗都提供出作者相应的心境，而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架构。但这双重身份又使他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出入于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比如描述鲁迅创作《复仇》的心情时，胡尹强写道：“诗人越想越激愤，就写了《复仇》：我们不恋爱了，让你们无隐私可以探索，无聊直到干枯！”谈《希望》时，胡尹强自居为作者，想象鲁迅一直在焦急地期待着许广平对他前几篇散文诗所传达的爱情信息做出回应，“然而，她竟然没有回应，竟然没有新的行动，爱情的期待落空了。诗人情不自禁地要向她发出不满的信息了：你也在爱情面前逡巡不前，难道你的青春也逝去了？难道你也如我似的衰老而丧失热情了？”这些小说式的口吻无疑都超出了历史叙事的合理限度而演变成近乎创作的“虚构叙事”了。 胡尹强通过《野草》的阐释，建构了一个让爱情折磨得苦闷、彷徨、绝望、犹疑、自卑、嫉妒、患得患失，又从爱情中获得“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让爱情的“温热”救他从“坠在冰谷”的“死火”，“忽而跃起，如红彗星”，宁愿“烧完”，也要走出“冰谷”，“向着人间，发一声反狱的绝叫”的鲁迅。这个“活在人间”的鲁迅，也许让胡尹强说得有点过实，过俗，也许是因为我们心目中的鲁迅有点过虚，过高，但大体说来，我觉得还是丰富了鲁迅文化形象的内涵。 将《野草》定性为爱情散文诗集，显然是一种偏于一端，不计其余的研究操作。那么，是不是这种研究路子就走不通，就不能只从爱情的角度解读《野草》呢？我想，如果胡尹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限度和主观意图，像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研究《野草》那样，首先明确宣布“我关注”的是什么，“执著于”什么角度的探讨，声明“我在此将尝试沿着一个观察方向走到尽头”，看看“在一个平面上疾走而过所留下的痕迹能够描写出什么”④，并且有意识地遵守一定的限制，恐怕谁也不会置喙。胡尹强在“野草”中，沿着爱情的观察方向“走到尽头”，即使不能得出是一部爱情散文诗集的结论，但的确“留下”了和爱情有关的“痕迹”，使《野草》焕发了另一番奇光异彩，揭示出鲁迅生命中还有这样一面“美丽，幽雅，有趣”的“好的故事”，让我们不能不感叹，人类爱情的情愫能够被表达得这样酷烈、决绝、真诚而“美丽，幽雅，有趣”。 鲁迅说：“我真爱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也要说，我真爱鲁迅所“追回”，“完成”，“留下”的《野草》，而这是读过又央、李天明、胡尹强的解说，重读《野草》后产生的，为此，我要感谢他们。 注释： ① ［英］威廉·燕卜荪著、周邦宪等译《朦胧的七种类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2页。 ② 卢波米尔·道勒齐尔：《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见［美］戴卫·赫尔曼主编、马海良译：《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9、190页。 ③ ［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第212页。 ④ ［日］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