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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活在当代，凡有发言，当然须以当代生活的感动为燃料，为素材，但之所以在上访材料、投诉电话、“人大”提案、“纪录片”、“三农研究”、“国企改革对策”、“环保倡议”之外，还需要文学，是因为文学能够将这一切上升为人类普遍的情感，表达出来，期望超越个体生存的局限，被不同处境中的读者普遍地感到、懂得，于是有心灵的沟通、共鸣，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也可以在文学中得到某种共同的维系，于是而有“文学性”、“纯文学”、“艺术自律”种种未必高明然而也绝对有所实指的说法。 文学，向下固然可以被研究者、考证家们还原为若干的“本事”，并且可以参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的改造，可以“为人生”。但文学还不止于此，因为向上，文学可以一面将“人生”的一切实际问题包含着，一面却将诸般的信息转化为心灵语言，从而“改变精神”。“改变精神”的成绩，往往看不到，也无法为一些注重实证的研究者、考据家所重视。 从研究和批评的角度来看，要想充分显明文学的内在精神性的一面，确实需要“知人论世”，将文学的语言深入到、还原为原初的出发点，使读者也能感同身受。但，如果将这种还原性的工作定于一尊，断言一切或高或低的文学的意义，均可以、而且均只能还原为、“换算”为实际的历史政治的过程，这种新的“历史癖和考证癖”的“特种学者”，大概也只能是鲁迅当年所说的只能看到“物质的闪光”的“诗歌之敌”的借尸还魂，他们的貌似高深的研究文学的学术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渴望飞翔的精神的翅膀折断，大家一起滚入物质的污泥里去，才肯罢休。 这些本来浅近的道理，之所以到了20世纪的今天，反而变得异常暧昧，我觉得是有许多人故意要造成这种暧昧。 关于“纯文学”，李陀先生因为看到了80文艺争鸣中国文艺的理论评论史论当代文化的艺术现象地方视点视点年代的美学口号、艺术口号背后的政治原动力，于是大声疾呼，叫大家不要上当，其情可感。但这也并非李陀先生的发明，因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记得当文坛反思“新时期文学”为何“盛极而衰”时，就已经有许多批评家们指出了这一点，即“新时期文学”的发动机是政治。不过那时候，大家都还留意到问题的两面性，即还没有“一言以蔽之”，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文学性”和与之关联的“纯文学”的理想完全归为政治的权力运作。现在，李陀先生简化两面为一面，似乎一语警醒梦中人，大家都恍然大悟了。 这一次关于“纯文学”的讨论，我看先是李陀没有想好就说了一大通，后是许多人没有听清楚，跟着闹了一大通。把在80年代、90年代本来已经明白了的道理重新又变得不明白，变得高深无比，我看这是故意的，因为非这样，就显示不出21世纪的中国批评的气概、水平了。 如果说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因为“学术话语”和“学院批评”的参与，而让学院以外的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自认低能，那么，看看稍微诚实一点的孟繁华兄的不断进步的一套理论，就多少可以明白一点其中的奥妙了———虽然那原文，就发表在《文艺争鸣》2005年第三期上面，但因为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围绕“纯文学”的“争论”实在有帮助，所以还是值得整段引用： “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底层生活经验应该是社会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反映工人等底层生存状态的写作历来薄弱。在现代中国这一写作内容几为真空。当代中国的工人群体的写作虽然不成熟，但却引领过风潮。胡万春、蒋子龙、陈建功等工人作家的小说，李学鳌、戚积广、王方武等工人的诗歌，以及反映工人群体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在当代中国产生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文学经验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有机会重新提及包括工人在内的底层生活的写作，是缘于‘文学第三世界’的重新崛起。在#"年代中期，也就是中国中产阶层刚刚萌发的时代，是一群热血青年以观念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中产阶层的极大警觉和对底层生活的同情和重视。他们继承了无产阶级文学合理内容，倡导对底层生活和民众的关注。但这一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之命运是可以想象的，他们不仅被嘲笑被讥讽，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媒体和‘精英阶层’无情地剿灭了。事过多年之后，我们发现，当年青年们倡导的文学观念已经被部分作家所实践。王安忆的《富萍》，林白的《说吧，房间》、《妇女闲聊录》，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摩罗的《六道悲伤》，曹征路的《那儿》以及内蒙古平庄矿区工人作家群《太阳城》丛书的出版等，集中表达了‘文学第三世界’的再次复兴。” 妙。但话要说清楚： “在现代中国这一写作内容几为真空”。 真的吗？“五四”时期，不是已经由“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了吗？!"年代后期，不是已经“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了吗？稍后的创造社的“热血青年们”，不是早已经断言，像鲁迅那样的“老作家”，如果不获得“第四阶级”的“意识”，就写不出东西来了吗？随着“杂文时代”被强行宣布已经“过去”，随着专门躲在“亭子间”而不敢走上街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凯歌行进，“三红一创”、《金光大道》和“革命样板戏”，不都已经作为“红色经典”而呱呱坠地，至今还被不断“改编”吗？北京、上海两地的学者，现在不都在纷纷研究“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努力从中寻找“经典”吗？薛毅先生不是一再宣布，他所找到的“经典”，就是《子夜》、《红岩》、甚至《红灯记》吗？怎么能够说是“几为真空”？ “他们不仅被嘲笑被讥讽，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媒体和‘精英阶层’无情地剿灭了。” 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我竟然不晓得还有这等“无情地剿灭了”的惨剧。真是麻木得可以。但繁华兄尽可以不必悲观，至少据我所知，“媒体和‘精英阶层’”早就行动起来，一起来宣传、来论证、来保卫“无产阶级写作”和“底层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了。那辉煌的第一战役，就是为繁华兄复仇，越过时间的隧道，先行“剿灭了”80年代的“纯文学”。 现在惟一的遗憾，就是“胡万春、蒋子龙、陈建功等工人作家的小说，李学鳌、戚积广、王方武等工人的诗歌，以及反映工人群体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还“不成熟”。 然而，等到“继承了无产阶级文学合理内容”的“王安忆的《富萍》，林白的《说吧，房间》、《妇女闲聊录》，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摩罗的《六道悲伤》，曹征路的《那儿》以及内蒙古平庄矿区工人作家群《太阳城》丛书的出版等”不再“不成熟”时，一切“无产阶级写作”、“底层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外的“纯文学”，就不仅要“被嘲笑被讥讽”，恐怕将来的词典里连“文学”一词也要删去，一律换上“第三世界文学”。 我也想模仿繁华兄的基本句法，来上这么一段： 在现、当代中国，“纯文学”历来薄弱，几为真空，因为“政治正确性”永远高于“文学性”，“道德标准”永远高于并且随时可以取消“艺术标准”或“艺术自律”，所以很自然地，它受尽了“媒体和‘精英阶层’的嘲弄和讥讽”，等到李陀先生从“新时期文学”的旧营垒里杀将出来，反身一击，笑眯眯地来到上海“漫谈‘纯文学’”时，等到被繁华兄发现的新的革命文学传统日益成熟之后，区区“纯文学”，确实几乎要被“剿灭了”。’ 原载：《文艺争鸣》200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