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概是前年的寒冬罢,我读到了一部内容、观点迥异于当下十多部萧红评传的新作,那详密、细腻的史实,客观、冷静的书写,使我为自己、乃至为整个东北现代文学研究感到尴尬。我觉得,我们在《萧军评传》、《驰过天际的星群——关于东北作家群的整体研究》和一系列论文中的观点被悄悄地摇撼、冲击甚至颠覆了,我们对传统观点和权威论断的蹈袭和笃信被温和地改造、扬弃甚至消解了。我还觉得,多年重复一种观点、操持一种话语的萧红研究,这回不应该忽视这重要的参照系了。于是,在深刻的反思中,在艰苦的梳理中,在文本的细读中,我以逆向求证的发散思维为引导,唤醒自己学术的良知,疗救个人聋瞽的视听,尝试着汰滤烂熟了的流行史料,走出被权威遮蔽的阴影,力图用一种新的视角对《呼兰河传》进行观照和思考,以对传统的学术观点和研究定势有所匡正和突破。后来,在许多师长的启发和帮助下,我才将这些思考变成了那篇《寂寞论:不该再继续下的经典误读——以萧红的〈呼兰河传〉为个案》的短文(《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我知道,对于20世纪中国最优秀作家之一的萧红,对于20世纪中国最辉煌的小说之一、艺术想像力、感受力、思想和语言极其精致的《呼兰河传》,我写下的文字是十分浅薄和乏力的,然而期盼结束呼兰河畔的精神徘徊,深入萧红构建的思想文化腹地的心情则是殷切的。没想到,文章的墨迹未干,就被陈桂良先生全盘否定(《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其实,我哪里如陈先生所说,是想去赶质疑“经典”的“时尚”,以追求“危言耸听”的效应呢?对“权威”批评家经典性评论稍微有点微词,就是“尖锐的批评”,就是“仅凭个人好恶”放弃“学术原则”,就是“随心所欲感情用事的‘解读’”,这种逻辑恐怕难以说通吧。窃以为,我固然对我们这块黑土地上崛起的东北作家充满深情,但对陈先生高就的人杰地灵的天堂浙江,对那里走出的文学大师鲁迅、茅盾等前辈,更是无限崇敬。前不久,当我怀揣在几个月腰病缠绵中推出的《历史丰碑的现时回望——〈子夜〉的解读和诠释》,去拜谒茅盾先生的乌镇故居时,心中真像打翻了五味瓶。我一直自信,我对《子夜》的诠释,是出于对文学历史的捍卫;对《〈呼兰河传〉序》的解读,也是出于对学术原则的坚持,二者殊途同归,都是对茅盾先生文学伟绩的认同。特别是在解读《〈呼兰河传〉序》时,我始终从文本出发,从史料出发,战战兢兢,小心求证,生怕误解先生的深意;既没有偷换概念,也没有热衷诡辩,既没有无限上纲,也没有以偏概全,哪里想到会被人称为是哗众取宠的时尚酷评,是“惯性思维”的“可笑”之举呢? 陈先生的文章当然对我不无启发,但他对笔者观点的惊人歪曲和粗暴批评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正是为了追求学术真理,我不能对陈先生的指责保持沉默,并希望围绕茅盾先生的序言,对萧红及其《呼兰河传》的学术定位问题,与陈先生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讨论。 ?襠萧红寂寞吗?这是我们必须认清的首要问题。 应该承认,在多元化的批评语境中,萧红研究从来没有摆脱传统话语的引领;在困扰我们的诸多问题中,对萧红寂寞问题史料的辨别和指认又是最困难的一个。或者说,面对这个尖锐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根据什么史料进行判断。林林总总的说法弥漫于学界文坛,权威传统的评判形成了主流话语,使我们深陷其间而处于两难。探险烟锁尘封历史的艰苦和认同权威传统的简便,又日甚一日地掩蔽着历史的真相和学术的自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萧红的性格?我以为,必须在纵观她一生历程中确立基本的评价,必须从多种史料的对比中寻找历史的真谛。基于此,笔者认为,和那个时代所有的人一样,萧红回避不了漂泊天涯的寂寞;和那个时代所有的进步作家一样,萧红也自然有追求高远的寂寞;和所有的青年男女一样,萧红也逃避不了夫妻的龃龉和围城的寂寞。但是,这寂寞不是陈先生所说的“作为一个非常需要男人依傍的女人,她一次次地期盼,一次次地失落”的寂寞,更不是“不该有第二次并不如愿的婚姻”的寂寞,抑或是说,寂寞是时代的寂寞,不是萧红的主体性格,不是当年萧红的主流心态。这是我对萧红性格的总体认识。不知陈先生为什么回避我的基本观点,王顾左右而言他,一味进行自恋式地观点演绎。 出生在呼兰河畔的封建大家庭,成长在北国严酷环境中的萧红,从小就养成了自己坚韧、执着、顽强、不屈的性格。幼年,因为捅窗户纸手指被刺得鲜血淋漓,她不吭一声;童年,她冲出家庭的四围高墙,把家里的鸡蛋、红枣拿给小伙伴;五卅惨案时,她勇敢地走上街头,到呼兰著名的富户八大家去为工人募捐;小学时候,为了表示自己对新思潮的拥护,她毅然剪掉了自己钟爱的长辫;初中时候,在反对修建吉敦铁路的抗日示威中,她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为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她与表兄闯到遥远的北京求学……特别是在此后的婚姻问题上,她一次次地与封建家庭作斗争,即使被开除族籍也无愧悔。她简直就是冲出家庭牢笼的中国娜拉,在北中国的小城搅起了反封建的波澜。“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几乎和子君一样,以自己大无畏的行为,向源远流长的封建传统挑战;①以惊世骇俗的反潮流举动,向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叫板。然而,自诩没有偏见的某些论著却无视萧红的人生历史,抓住她在特定氛围中的只言片语大作文章,把性格刚健、追求执著的萧红打扮成脆弱孤独的第二性。明明是反封建的英勇斗士,却偏偏说她是个寂寞的女人;明明是女性解放的先锋,却偏偏说她是“一个非常需要男人依傍的女人”。更有甚者,有的文章还污她“生性孤傲,需要别人哄(骗)”、“酷爱虚荣”、常作“病态的呻吟”等②,太过分了!真的,“如果不是抱有偏见”,如果能够摒弃男性中心语码,客观地审视萧红“艰难的人生之途”,我们怎么能发现“她的情绪基调中有很浓重的寂寞成分”呢? 至于萧红作为左翼作家的人生历程,以及在鲁迅麾下的战斗岁月,“已有大量的学术论著”论及,因为那时萧红还没有“再婚”,所以“寂寞”不“寂寞”,在陈先生等学者看来,那肯定“是无须再予置辩的”了。关键是萧红“第二次并不如愿的婚姻”之后,陈先生断言,那“绝对是一种寂寞的、孤独的心绪”。为了渲染这种寂寞,尽管陈先生说他怕牵扯到一些人和事,不愿意去“捣腾”历史,去翻检尘封的旧帐,但是,却立马抛出锈迹斑斑的史料,对历史进行了冷酷武断的宣判。“萧红与端木蕻良的结合,原本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生活。然而,这一并不太高的愿望却成了奢望,萧红婚后依旧过着自囚式的生活。”结论是:“这足以说明,萧红当年的确处在孤独、痛苦的情绪之中,用寂寞论概括其写作《呼兰河传》时的真实心态,并没有离开事实本身,或许还可以说,这正是对萧红一个时期思想情绪的精当概括。”“在萧红同时代人的回忆中,大量篇幅都是关于她的性格、经历和感情的讨论”③,陈文所引用的这些史料,当然是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由一位深陷矛盾纠葛当中的青年作家提供的孤证,当然是那些有意无意以男权中心的话语,激烈反对萧红再婚的朋友们的传闻,当然是当时那些以主流意识形态批评萧红创作的评论家的断言,当然是漂泊天涯贫病交加时萧红的,也是那个环境下所有人都会有的感情流露,了无新意。但是对萧红再婚的干涉和指责,却彰显出一种封建男性的霸气,令人难解。对此,艾晓明先生气愤地说:“世界上有很多著名艺术家有过多次婚恋经历,中国男作家婚变与再婚者亦不计其数。为什么惟独萧红不可以有自己的再选择?”判定萧红“不该再有第二次并不如愿的婚姻”,认为这是萧红的寂寞痛苦之源,并引用某些材料对再婚对象进行谴责,陈先生,您说是不是有点越位? 尤其令人不理解的是,陈先生竟然“危言耸听”,说“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中提到萧红的寂寞,远不如生活本身的严峻”。怎么一个严峻程度呢——萧红想离港赴新加坡,并鼓动茅盾夫妇也去,可见她是何等的“寂寞”了。实际上,这是茅盾先生的一个误会。萧红和端木早有回内地的打算,皖南事变后,风云突变,史沫特莱预见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力主他们去南洋,并安排新加坡朋友和二人建立了联系。茅盾来港后,他们关心先生的安危,就由萧红去转达史氏的建议和看法,希望与茅盾先生同进退。但这个热心行动,由于后来听信了谣传,竟被先生误以为是萧红的“寂寞”之举。老实说,这是一个不难索解的方程式。试想,如果萧红真的是因为“寂寞”要离开香港,那么,到人生地疏的新加坡不是更加“寂寞”吗?况且,当时部分文化人撤到南洋,已在筹划之中,郁达夫、阳翰笙都已经或打算成行,十分正常④。陈先生拿茅盾先生这个误会作为寂寞的佐证,恐怕真的有悖于“常识”吧。至于萧红初到香港时给白朗、华岗信中倾诉的“寂寞”,那纯属人之常情,不足为怪。“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沟水之人,尽是他乡之客”⑤,有谁能体味我们东北人当年流浪他乡的悲凉呢?1935年2月,鲁迅给刚到上海的萧红信中说,到一个新的地方,“觉得寂寞,这心情是能有的,原因就在上海还是一个陌生人,没有生下根去。”鲁迅先生是深切理解这种寂寞之情的。其实,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这寂寞之情,不独萧红有,端木有,茅盾先生也有,翻阅那个时期作家的文章书简,几乎人人都有,没有倒是怪事了。 但是,萧红没有沉湎在个人的寂寞之中,她以创作的亢奋和丰收的喜悦送走了香港两年。可惜,陈先生对拙文写实性的陈述视而不见,故意绕开它大谈“寂寞”。多部萧红年谱毫无分歧地告诉我们,创作《呼兰河传》时的萧红,迎来了她创作的巅峰期,实现了她创作高产的梦想。“作为夫妻作家,她创作的热情和激情又有端木蕻良的呵护和回应。夫妇二人行影双双,出现于各种社会活动场所,回到家里又比翼如燕,辛勤吐哺,如构筑窝巢似地创作出他们的短篇巨构”⑥。这个时期,萧红出版作品三部,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散文集《萧红散文》,忆旧散文集《回忆鲁迅先生》。此后,又发表和出版了小说《后花园》、书评《〈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作》,长篇小说《马伯乐》、《呼兰河传》。这样,1940年,萧红出版作品达到了创记录的5部,80万字,攀上了她的也是那个时代的创作最高峰。叫人感到愤懑和无奈的是,许多人对这段创作的评述不是失语、缺席,就是粗略引证,不加分析,倒是茅盾先生当时在给蒋锡金的信中给予了公正的评价:“红姑娘创作甚为努力,闻有长篇在星岛副刊排日登载……”看来,当时的茅盾先生还不相信“自囚”、寂寞的传闻。 同时,一个必须重视的史实是,这个时期,萧红和端木的创作一直是互相促进、相映生辉的。比如,端木的长篇小说《科尔沁前史》与萧红的《呼兰河传》就是差不多共时进行的“同题创作”,一部写辽宁,一部画龙江。再如,《马伯乐》与《新都花絮》虽然题材相异,但讽刺的意味和锋芒则毫无二致。而《马伯乐》中的马伯乐,就是端木取的名;萧红纪念鲁迅先生的哑剧,实际是由端木捉刀代笔;端木筹划描摹辽北大地的“红粮系列”小说,萧红则要推出勾勒呼兰河小城的“呼兰河系列”作品。这一切都说明,此时端木和萧红在生活上相濡以沫、创作上互相砥砺是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没有这样和谐的关系,萧红创作的大丰收是不能想像的。无怪乎柳亚子先生热情赞誉他们是:“文坛驰骋联双璧”⑦! 至于在战乱流浪、贫病交加中产生一些矛盾(如大家庭出身的端木生活能力较差,加之文协活动较多,为给萧红治病筹款到处奔波,本人又有严重的风湿病,对夫人有时照顾不周,使萧红产生怨言),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应讳言,让夫妻关系变得复杂起来的,是被端木委托照顾萧红的青年作家骆宾基先生。这个多情重义的东北青年,在陪伴他敬慕的红姐那段时光,有过什么幻想,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撰写的传记里,从葛浩文“他们在倾心的诉说中,产生了爱慕之情,萧红答应在康复之后,与骆宾基永结秦晋之好”⑧的记叙中,我们似乎明白了寂寞论为什么得以流行和认同的底里,明白了端木为什么长期缄默不言的苦衷,也悟出了萧红研究中传统话语形成的历史渊源。被视为复杂的寂寞论真的十分简单,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俱往矣,历史无言。让历史沉默吧,或许这是它最好的发言。不过,作为后人的我们可不能亵渎历史,不能亵渎作古之人。即便当年他们有谁真的说了一些过头话,做了一些过头的事,那也是可以理解的——那可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兵荒马乱的岁月,对于这些年轻人,上帝都会原谅的。 总之,我以为,那种认定萧红“是个非常寂寞的女人”,不是对萧红人生历史的误解就是对作家心路历程的隔膜,不是传统世俗的偏见就是男权中心话语的歪曲,不是圈内人的夸大其词就是圈外人的轻信传闻,此无它。在港居留时间不长且与萧红没谋几面的茅盾先生,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中,最终没能拒绝弥漫港九的“寂寞”谣传,后来又影响到他的序言写作,这倒是让人感到遗憾的。 ?襡《呼兰河传》是寂寞之作吗?芽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 凡是有抱负的作家,总是坚执着超前的文学观念,守望着崇高的精神家园。他们的某些思想和实践可能不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但是却会被历史所接受。萧红就是这样的作家。1938年,在武汉的抗战文艺座谈会上,萧红提出:“现在或是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就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在旅居日本的时候,萧红在给萧军的信中又提出“批判愚昧”的文学主张。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萧红创作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不只是现实的苦难,更是人类心灵的痼疾。在她的所有作品中,我们都不难发现,她总是对人的丑陋进行揭刺,对人的愚昧进行鞭挞,对人的存在发出质疑,对人的价值不断追寻。抑或是说,她是借地域风情的描绘和乡土中国的记忆,来面对“老中国的儿女”和人类共有的精神灵魂。 可惜,萧红的文学理想很寂寞,不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认识。更令人悲哀的是,有人竟然把她看成是自艾自怜、大抒寂寞之情的弃妇,把她深刻、独特的民族自审曲解为命运的感伤之歌。这真是太皮相了。应该说,茅盾先生的序言是那时对《呼兰河传》进行文本解读的难得佳作,完全不同于石怀池等人的批判文章,然而由于是在寂寞论的包围中写就的,没能洞见作品的隐形结构和深层意蕴,令人抱憾。先生在那篇序言中不惜把“寂寞”一词重复了27遍,强调的不是萧红的文学成就、艺术创新,而是作者的思想消极、情感苦闷;她“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样,先生的这篇序言就误解了萧红的创造主旨,也与《呼兰河传》的写作秘密失之交臂。显然,这种“寂寞”论,是茅盾先生听信传闻后,在抗战特殊语境下一种男性批评的误读,一种感情的、直觉的、感性的判断。这也正是我们和陈先生分歧的焦点。茅盾先生明明是说自闭式的生活产生了大寂寞,寂寞心情的“暗影”笼罩“全书”,成为主旋律,而且“见之于思想部分”,是“暗影”,而不是闪光,但是陈先生却转换概念,强词夺理,硬是把茅盾先生对作品的批评定位为“挖掘了《呼兰河传》这部作品独有的艺术格调,是对创作艺术的提升”,硬是把这篇6800字长文中5800字的寂寞论析说成是对萧红作品的褒扬,岂不怪哉。茅盾先生若地下有知,也会为此啼笑皆非。指鹿为马,到底是谁更可笑呢?金无足赤,尽管什么经典都不能摆脱历史的局限,但我始终认为,茅盾先生这篇序言的缺失丝毫不影响先生高尚、尊严的批评品位,丝毫未遮掩其高超、敏锐的艺术鉴赏,丝毫没销蚀先生崇高、伟大的人格魅力。正确的经典重读应该是实事求是,不为尊者讳;“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嘛。不知陈先生以为然否? 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是被压抑的感情的升华,《呼兰河传》当然概莫能外。所以,《呼兰河传》有寂寞,有苦闷,而且很抢眼,不过——如果说《呼兰河传》真的“寂寞”,那么,这“寂寞”是小说文本创制的必然,是作品思想意旨的需求,是作家的刻意营构和艺术升华,而不是作家生活的反照和消极的表露,更何况,感情的抒发远非萧红小说的独特素质。因此,这种“寂寞”,只是一种自然皴染的精神底色,只是一种艺术创造的感情表象。 这种自然皴染的精神底色主要来源于怀乡感情的宣泄,主要出于文本外在形式的需要。故乡,永远是游子梦牵魂绕的热土,永远是文学抒写不尽的母题。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她献上了自己的血泪真情,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闪光的篇章。抛开在天涯望故乡渺远的古代断肠人不说,光是现代作家中对故乡情殷殷、意切切者就数不胜数。怀念童年百草园、三味书屋那浙东故土,鲁迅先生为故乡建造了许多不朽的、苍凉的文学“雕像”;为了心中那永远的湘西,沈从文先生在边城里精心刻绘憧憬中的“希腊小庙”……他们虽然或怀想,或追忆,采取的艺术方式不同,但文势都凄清、苍凉,复杂情感溢于言表,怀念之情动人衷肠,都有浓烈的、消解不了的寂寞失落之情。同样,萧红的怀乡类作品也不例外,也自然以寂寞作为小说的精神底色,以寂寞来开发文本的丰沛资源。《呼兰河传》聚焦于作家永别了的东北故乡。那里的“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上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涌”⑨;长白山巍峨连绵,松花江波涛滚滚,大平原广袤无垠;更重要的是,那里有萧红割不断的人生脐带,有她血脉相通的父老乡亲!萧红说:“人类对着家乡是何等的怀恋呀,黑人对着‘迪斯’痛苦的向往……”⑩“此时静夜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如今,故乡沦陷,回归无期,流浪天涯,漂泊海角,满眼皆为异乡之物,满耳都是异乡之语,她当然会寂寞,当然会苦闷。在给白朗的信中,她曾说过:我寂寞;在给华岗的信中,她不讳言:我寂寞……这样,《呼兰河传》就和其他怀乡作品一样,也自然把寂寞、荒凉作为小说的咏叹调、流行色,以此突显小说的思想。《老残游记》序言云:“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于西厢,曹雪芹寄哭于红楼梦……欲不哭泣也得乎?”就一定意义而言,萧红的《呼兰河传》也可谓一哭,这自然是她对家乡怀念和国民愚昧的长歌当哭。 萧红是一个有几副手笔的作家。在《呼兰河传》中,因为是文本建构的需要,她铺染了寂寞的精神底色。而在同时创作的《马伯乐》中,她则灌注以嬉笑揶揄、调侃讽刺的元素。在小说《北中国》中,则赋予作品铁马冰河、秋风塞北的刚性。至于在《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信》中,五内俱焚、高歌呐喊的萧红肯定是毫不寂寞了。如果陈先生真把寂寞理解成作品的风格之一,把《呼兰河传》看成是寂寞、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那倒和笔者没有什么大的原则区别,可以讨论。问题是,他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需要说萧红再婚痛苦了,寂寞就是写作《呼兰河传》时的“真实心态”和“精当概括”,需要回避和为“暗影”论辩护了,寂寞就成了《呼兰河传》的亮丽风格。随意演绎,完全离开了茅盾先生的原意。 为了论述“寂寞”论的误读,我在文章中认为,作品的主要艺术特色,不是寂寞的情调,不是抒情的笔法,而是潜隐其中,流贯全书的喜剧性幽默反讽,并从两个大方面,六个角度来说明。陈先生大概对此无法否定,于是就旁敲侧击、迂回包抄,竟然认为这些观点是沿用茅盾先生的,说什么“读过《〈呼兰河传〉序》”的人该知道,‘三无小说’之说始自茅盾,并非作者的发明”。请问,茅盾先生的“三无小说”论断写在序言的哪一节呢?先生和笔者说的“无”是一回事吗?“寂寞”论是先生的经典误读吗?这是我们不该回避的结论问题。 笔者从来认为,在现当代文学领域里,茅盾是批评的重镇和大家。很少有谁像他那样,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以自己宏阔的艺术视野,非凡的理论膂力,独到的审美直觉,热情的评点文字,引领和推动了一个个文学潮流,发现和培养了一个个文学新人。茅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贡献,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然而,正如我在前文所说,在翻滚的时代风云和急剧的历史变革中,在风驰电掣、纷纭万状的文学演进中,谁也不能超越历史的、时代的、以及个人的局限,谁都会发生某些错位和误读。文学批评不是简单的价值评判和权力裁决,是智者和智者之间的心灵对话,是批评者和作家众里寻她千百度的邂逅重逢。批评家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立场,生活趣味和美学修养,甚至巨大的感情冲击和刻骨铭心的生活记忆,都会影响和规约着他批评的高度和品位。换言之,批评家都在自己审美的视野里,以个人的方式寻觅着倾诉和释放的对象。西人所谓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国人常说的“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大概就是这个道理。鲁迅先生对不同层面的读者索解红楼梦的分析,也是对这个接受美学和文艺批评原理形象生动的阐释。茅盾的文学批评,当然也是如此。他用他犀利而热情的笔触披沙拣金、删繁就简,表达自己强烈的参与意识,他一贯以他词采飞扬的文章激扬文字、倾吐爱憎,宣示自己的人文情怀和精神立场。无疑,20世纪40年代中叶写的《〈呼兰河传〉序》就是这样的作品。 《〈呼兰河传〉序》是一篇渗透着强烈主体意识的文章。秉笔之时正是爱女沈霞逝世周年的忌日。一年前,女儿不幸在延安死于医疗事故,这给了茅盾先生以沉重的打击,使其一直沉浸在无限悲哀之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把这篇序言当作祭文来写的,这在先生的儿子、儿媳的回忆录当中有明确的记载紜{1}。想到一年前爱女在北国寂寞的死,听到当年萧红在南方寂寞的死,看到《呼兰河传》中那么多人寂寞的死,茅公柔肠百转,悲从中来,不禁连用了27个寂寞,献给他认为寂寞的萧红,献给他认为是凄婉的歌谣的《呼兰河传》。陈先生说“评论家以对评论对象身世的熟知(知人论世),并能够用自己的真切心灵去体验作品,同作品的艺术氛围产生了共鸣,从而揭示出作品蕴涵的作者真实情感世界,肯定是篇好的文学评论”,这本不错。但是,就《呼兰河传》来讲,如果这种熟知,是假相的熟知(先生误信传闻),那么,真切心灵(丧女与误信传闻生发的寂寞真情)和作品艺术氛围(寂寞的精神底色和艺术表象)产生的共鸣,还能揭示作品的真实蕴涵吗?关于茅盾先生为什么没有发现“寂寞的赵树理”,“寂寞”“能产生出动人的艺术作品”,“作家的创作格调”等问题,要么是对笔者观点的曲解、演绎,要么是文学常识的诠释、普及,就不再饶舌了。 不管怎么说,茅盾先生的《〈呼兰河传〉序》永远是解读《呼兰河传》的经典,尽管它是误读了的经典。它在文学大地上所投下的影子,正招引我们在艺术的疆域里努力缩短与气象万千的“呼兰河”还有的那段距离。 注释: ①季红真:《萧红传》第6—15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又见李重华《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300页。 ②秋石:《萧红与萧军》,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394页。 ③艾晓明:《论萧红小说文体的独特素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下同。 ④⑥⑦曹革成:《跋涉生死场的女人》,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85—310页。 ⑤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⑧葛浩文:《萧红新传》,转引自季红真《萧红传》第39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146页。 ⑨⑩萧红:《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萧红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53页。 11、韦韬、陈小曼:《我的父亲——茅盾》,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13页。 原载：《文艺争鸣》2005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