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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一样,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就已经有了对于审美问题的零星看法。这些看法长期以来内容丰富,并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只是在中国的近代以前没有得到规范、总结和西方式的学理化而已。这些思想反映出中国人在审视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等方面与西方 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西方曾经忽略了的某些审美问题,中国古代的学者也提出了一些精湛的见解。而中西方在审美趣味等方面的明显差异,也体现在作为理论概括的美学思想中。因此,中国传统美学既包含着从自己的角度对人类审美活动的普遍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又包含着中国人对人类审美活动规律的独特理解及视角,也包含着中国人对自身审美趣味和审美意识的独特概括和总结。无论是相同还是相异,中国传统美学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美学是互补的。因此,中国美学既有与西方美学相印证的一面,又有对西方美学进行补充的一面,更有对世界美学丰富和启示的一面。这就需要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要尊重中国美学史的本来面目,既不可以西方美学简单地取舍中国传统美学,对其进行同化,又不可以用狭隘的实用观点,对其进行肢解。 首先,中国美学史有自己的学科疆域,它应当是美学的历史,而不应当是文化史或艺术理论史甚至风俗史等。我们主张中国美学和中国美学史研究,可以突破一些狭隘的理解,兼顾到理论与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学这一学科的基本边界。时下一些研究美学或中国美学史的著作,把中国美学和中国美学史的概念泛化了,以文化为美学的全部内容,以现实生活的一切内容为美学研究的对象,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在人格品评中美善不分,甚至以消费活动为审美活动,以动物性的感官快适为美感,这是对美学这个词的滥用,不但降低了美学学科的格调和品位,而且使美学学科成为无边的学科,最终会导致美学被解构,是美学和美学史研究中的一种堕落行为。我们要维持美学和美学史学科的严肃性,不能泛化美学史。中国美学史与西方美学史在研究内容和范畴体系等方面确实有着相当的差异,但这不是中国美学史没有边界的理由。尽管学术界包括美学界对审美和美学的对象和内容的界定还存在分歧,作为严肃的学术问题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我们还是一定要将美学与文化等区分开来,而不能使美学失去定性。尽管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思想里如沙中披金,提炼美学思想,但美学史本身必须尊重美学的基本学术规范,不能把美学同艺术学、伦理学混为一谈,更不能把它看成意识形态的附庸。中国美学史所讨论的基本问题应该而且必须是审美问题。我们应当尊重迄今为止美学前辈对美学和中国美学史学科的研究成果。 其次,中国美学史应当是中国美学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美学史,而不应当只是美学理论史。中国美学史的资源既包括前人已经总结出来的理论内容,也包括尚待总结的感性材料,兼顾到形而上的思想资源和形而下的感性审美物态。整理古代学者的美学思想,是我们美学工作者的责任,而在古人的艺术(包括工艺)创造的实践中概括和总结他们的审美意识同样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更有难度,在某种程度上说更有价值。我们应当超越局限于美学理论来研究美学史的思路,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研究中国美学史。因此,研究中国美学史既要以已有的理论和思想为基础,又要在审美的感性形态尤其是艺术实践中对其进行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把那些尚未归纳、总结,或归纳总结得不够的审美现象搁置一边。即使是已经从前人视角作过总结的对象,也可以用新的方法进行总结。这些艺术实践不但可以给我们提供作为印证已有理论和思想的基础,而且其中保留了丰富多彩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的标本。因此,我们要重视古代的优秀艺术品,重视出土文物,要以感性对象为基础。中国早期的器物、工艺的创造、绘画、音乐、园林建筑、文字的创造和书法乃至社会制度等等具体的创造物和艺术作品中,都显示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并且将技艺与宇宙之道贯通起来。由此而产生的相关的艺术理论和批评中,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可以说,中国美学在中国哲学体系的背景下,更充分地体现在各门类艺术理论中,并对各门类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对中国美学史中的道与器、雕饰与自然以及雅与俗的趣味均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使审美意识得到更全面的展示。 第三,中国美学史在全球视野下,从内容到研究方法均应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要尊重中国美学史的本来面目,反对不顾中国美学的实际,以西方的方法简单套用中国美学的做法,也反对用个人的思想去割裂中国美学史。既然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西方诞生的,西方在美学学科上已经先行一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么用它们作为研究中国美学的参照坐标,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藉此看出中国美学的特点。要重视比较,在比较中能够更加深入地看到中国美学的特质。中国美学有自己的特点,即使在和谐等与西方相通的范畴上,也与西方在角度、内涵等方面迥然不同。相比之下,中国美学更重视技能效果,而轻结构形式。但西方美学也只能作为参照坐标和比较的对象,而不能以西方的范式削足适履,不能以中国美学比附西方美学,更不能以西方美学肢解中国美学,这就不能在中国美学范畴和西方美学间简单划等号,比如不能在天人合一和人化自然之间简单地划等号。过去那种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作为主线去贯穿中国美学史,或是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去划分文艺现象,都是不符合中国美学的具体实际的。中国美学史与西方美学史在美学史方面既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又有内涵上的差异性。中国美学史既有依托于中国哲学传统的独特的范畴系统,又与审美体验和艺术实践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它需要我们处理好中国哲学与中国艺术理论和中国艺术实践的天然关系。比如,中国美学高度地体现了生命意识,重视内在的肌理和功能的评价。诸如“气韵生动”不仅体现在各门艺术的评价中,也体现在对人物气度的评价中,贯穿在整个中国美学中。而不像西方美学那样拘泥于黄金分割一类的形式规律。在思想形态上,中国美学更注重生动活泼的感性评点,表述主体的体验和感受,而不同于西方以理性的逻辑论证为主。在文人和艺人的笔记、体会中,表达了他们对美学的精湛的见解。所有这些,我们都应该尊重中国美学史自身的特征。 第四,个人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应该尊重客观事实,而不能把美学史变成个人思想的注脚。个人可以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独到的研究方法,但必须尊重中国美学史这一具体、特定的对象本身,而不能通过“六经注我”式的方法,在中国美学史的史料中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剪裁割裂,取其所需,甚至肆意歪曲,把中国美学史看成研究者个人观点的注脚,也不宜对中国美学史用当代的思想作过度阐释。个人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只能从中发现真理,而不能借此发明真理。有些研究者从已有的经典出发,把美学史变成某一经典的注脚,也是“六经注我”的一种表现。经典也应该是规律的体现,它应当在美学史中得到印证。中国美学史有自身的源流和自身的逻辑,其概念范畴也自成系统,既有其科学性和历史性,又有其特殊性和独立性,我们要直面中国美学史的历史史实,尊重中国美学史发展的逻辑线索,尊重中国美学史中的文本和审美现象,对其进行具体实证的研究。那种单纯用西方逻辑体系来解读中国美学史,或对其狭隘的实用主义方法,或把中国美学史套入现有的美学体系的做法,都是牵强附会的。如果说“六经注我”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在论证过程中有它的可取之处的话,那么它至少在中国美学史这种历史科学的研究中,是不可取的。“六经注我”突显了研究者的历史意识,虽然也常有闪光的、独到的发现,但从根本上违背了美学史的客观规律。美学史的实证研究中并不反对理论创新,但理论创新需要奠定在历史意识的基础上。在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历史应该是优先的,历史背景是逻辑的基础。美学史的研究有助于破除美学家心中先在的逻辑偏见和思想成见。对于中国美学史研究来说,尤其是目前来说,只能论从史出,而不能把美学史作为既有观点的注脚,否则会使中国美学史失去作为一种史学的自身价值。 第五,尊重中国美学史的本来面目,并不排斥中国美学史研究中的当代意识。中国美学和中国美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现代中国学者参照西方美学建立起来的,是以现代学科意识和学科规范来对中国传统审美思想和艺术实践等进行梳理的结果。因此,中国美学史并不是材料的简单罗列,也不是古董的陈列,应该体现出新方法、新视野和新视角,尤其重视其当代意识和当代价值。这种当代意识在于它首先要有自觉的学科意识,从当代既定的学术规范来研究中国美学史。这就要求我们要按照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将中国美学史的资源转化成在未来有生命力、可以与西方和其他文化体系中的美学思想进行对话的美学系统,以当代的视角和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从中实现现代学术体系的规范和要求与中国美学史的内在精神的统一,并且从史料中发现前人所未曾发现的线索和独特的思路,体现当代研究的水平,以便对其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为当代的中国美学理论的基本建设作贡献。可见,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体现当代意识与中国美学史实际自身并不矛盾,与中国美学史研究中的当代性与实用主义的“六经注我”式的美学史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尊重中国美学史的本来面目方面,宗白华先生是我们的楷模。他的《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美学史独特特征的理解。他对中国古代哲学和工艺美术思想的阐释,对中国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及批评的灵心妙悟,乃至对晋人风神的剖析,对雕饰和自然风格的强调,对虚实、骨力等范畴的重视等,都对我们后来的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他在指导了《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后,本来想主编一本《中国美学史》,但由于编写者不同意他的美学观念和基本构架,导致他主编《中国美学史》的计划的流产。今天,我们许多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者对宗白华中国美学史研究方法的继承,或许多少可以弥补他平生未能主编成功《中国美学史》的缺憾。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原载：《文艺争鸣》 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