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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文学”的倡导、讨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它对未来中国文学的“命名”所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我在多种场合讲过,所谓的“历史”,都是通过无数次的话语命名、复制才最终被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即使在今天看来,那些非常“辉煌”、“高大”以至于“难以怀疑”的历史也无不如此。实际上,新世纪文学的倡导者、讨论者无须隐瞒这一单纯的文学动机,非要用道德化、历史合理性等等修辞将它包装起来。比如,那长途跋涉的神话,1949年那个“当代文学”和80年代那个“现代文学”的被“发现”等等,倡导者们哪有一个躲躲闪闪、不好意思的呢?我们今天都必须承认,上述话语所指认的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是应该研究的“对象”。当然,这些“建构”工作所隐含的许多问题,也需要拿出来去质疑、研究和讨论。例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鲁迅、沈从文、徐志摩,事实上并不完全是历史上的鲁迅、沈从文和徐志摩,而是根据80年代历史转折需要和当时文学史家(例如钱理群、王富仁、赵园等)的感情、愿望所“重新建构”起来的作家形象。由于刚刚经历“文革”浩劫,文学史家精神生活和文学生活最缺少的是什么?就是面对苦难、荒诞时坚持自我的勇气,就是对“纯文学”的执著和那种极其浪漫、理想的爱情传奇。而80年代那一代文学史家的生命中是缺乏这些东西的,它们恰恰正是鲁迅、沈从文和徐志摩们的强项。于是,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就这么“发现”并“建构”了鲁迅、沈从文和徐志摩。他们通过“叙事”的方式,将这些历史上“原生态”的形象充分放大、扩张甚至极度浪漫化,不仅安抚了自己的历史伤痛,填补了自己精神生活的空白,同时,把历史上当时可能非常文人化和散漫无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整合”到这一战斗的、纯文学的同时又是非常浪漫和理想化的“文学传统”中去,变成一种权威性的历史叙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并通过他们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所不断研究、发掘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就是“80年代”意义上的那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么?这一事实其实毋庸避讳。我这么说,不是要“颠覆”中国现代文学史已经形成的结论和历史成果,而是要指出纠缠在文学史建构背后的那些现象。我进一步的意思是,“新世纪文学”的倡导者、讨论者应该大胆、勇敢地完成对历史的建构工作,完成对历史的“讲述”。 但我这里主要讲的,不是要表明一种支持的态度,这一工作,在一年多的讨论中已经完成。我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是新的历史叙述在建立的过程中会不会对别的历史叙述产生压抑?我们知道,之所以会提出“新世纪文学”,是因为“新时期文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时期文学”话语无力挣脱那种狭窄叙述框架而对今天纷繁复杂的文学局面做出任何有效的解释。我们知道,鉴于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全球化、族群矛盾、跨国资本、信息化、小资生活、底层社会等等术语,正在取代苦难、伤痕、人道主义、先锋性、人文精神、知识分子、使命感等等,被用来“描述”今天的现状。面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这些术语确实更为直接和准确。但是,它同时也形成了对另一种历史记忆的覆盖、简化和压抑。也就是说,“新时期文学”所讲述的知识者精神的痛苦、探索和心灵史,有可能被挤压和占用,被解释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了历史的“合理性”而做出的牺牲;当年为恢复文学正当权利的斗争,在这种“现代性”的必然模式中,也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失去了应有的重量。在这种情况下,那曾经充满了曲折、复杂的历史迂回的“80年代”,也可能将在“新世纪”意义上的新的当代文学史中被缩写,被削减了历史容量。不错,我们今天更关心的,也许是中国在21世纪(新世纪)如何参与世界产品(包括文化产品)的重新“分配”的权力问题。作为一个重新崛起的大国,确实需要提出这样的要求。然而,也必须注意到,那曾经属于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经验”的“新时期文学”,它的讲述空间也将因此被缩小,被放置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历史位置。那么,我想指出的是:我们这代人是不是也因此会“失忆”?并因为我们“故意”的失忆,而导致更年轻的一代读者对历史的失忆?正像被“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实际上已无法使我们真正了解“历史上”的中国现代文学一样,这样的“命运”还将被“重复”?这些问题的提出,并非毫无意义。我的意思是,如何解决在新的历史的建构中的历史遗忘问题,如何在提出新的问题时,也能保持应有的警觉,尤其是那种将历史“重新”简单化的警觉。 另一个是怎样看待新的“正统”和“异端”的问题。新世纪文学,被众多研究者理解为比新时期文学更为民主、宽容因而更“非意识形态化”的文学阶段,但是,对文坛“正统”和“异端”所进行的判断、指认,却在同时发生。人们已经注意到,在对“80后”文学和底层文学的众多表述中,新的排斥性的力量,正在不同方面暗中集聚。与此同时,对“正统”文坛的蔑视和嘲笑,其实表明并不满足于被“异端化”的历史处境,尽管他们对文学合法性的渴求,常常包裹在“愤青”、“局外人”这些时尚的外衣之下。需要注意的情况,一是不加判断地赋予这些现象“文学多元”的名称,把价值的混乱等同于文学的“民主”,这种现象在不少研究生论文中已不难见到;另一种是通过压抑、排斥对方来获得自己的话语垄断权力,而没有想到,“正统”文坛所借助的可能并不是“文学”的力量,旧有体制也许会通过文学的方式制造新的专制。我们同时应该想到,当“80后”文学、底层文学同样变成一种没有限度的文学“权力”时,会不会在贫富悬殊的社会环境中,重新利用“民间”、“民众”的要求和口号酿成那种所谓的“大民主”?将今天的生活轻易断送?因为,“底层”确实是值得人文关怀的对象,但它有时也在参与和组织罪恶。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这种现象,作为文学暴政强大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令人浮现不寒而栗的记忆。其实,是正统还是异端更为符合人性,什么一种文坛对文学事业更为合理?这些讨论不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它的重要性,牵涉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文学的生产方式。我们知道,今天的“文坛”,实际借重了“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成果,并形成对中国文坛长达二十余年的统治。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批评家,事实上是“新时期文学”生产方式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利用了国家体制给予的历史机会,从而形成对其它文学生产方式具有垄断性的话语优势,包括对当代文学生产权的掌控。这种现象本身就需要反思,所以,任何对于它的尖锐反抗并不是毫无道理。但问题是,另一种极端、反常的文学生产是否更有道理?例如,可以不写短篇小说,可以不通过杂志“发表”的历练,可以不经过文学批评和读者的程序,一举成为“长篇小说”作家,而且一开始就很“著名”?另外,新的生产方式可以任意糟蹋、蹂躏传统的生产方式,完全撕下温情脉脉的文学家的面纱?怎样看待、认识这更为露骨的商业动机?应该怎样尊重已被文学史证明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文学传统”,不把个人行为简单视为“从天而降”的“原创”,而清醒地意识到,任何文学创作中实际都残留着上代作家的教训和足迹?这样的事情,可以举出“创造社”的例子,其实并不新鲜和令人激动。又例如,“底层”确实值得人道主义的关爱,但它也产生和参与罪恶(如最近发生的“红心鸭蛋事件”),有的时候,它还会配合专制文化对文学的掠夺……对于这些,我们的新世纪文学表述,却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在这个巨大的文学口号的周边,新世纪文学的概念、范畴、矛盾、问题、审美形态和表达方式是什么,实际还处于比较空白的状态。 第三个是“新世纪”作家和作品的辨认与归类问题。有一种说法,新世纪文学是经济全球化所催生的产物,所以它的时间上端,应该从2000年算起;最近也有人提出,新世纪文学在90年代已经“发生”,因为那个时代的种种迹象表明,90年代的社会和文学环境实际已摆脱孤立的本土状态,而与世界产生了全面对接。时间的段落,确然能划分出人们精神生活的某些界石,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必不是指称文学史段落的一种根据。但问题是,“新世纪”的这十几年中,产生了那么多的作家和文学作品,提出了那么多各不相同的文学口号,出现了差异巨大的诸多文学现象,对此纷繁局面该提出什么样的鉴定标准,掌握什么样的评价尺度?例如,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能与《丰乳肥臀》都放在“新世纪文学”的层面上来谈吗?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是否同属于“新世纪”作品?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与卫慧的《上海宝贝》可以在什么理由中作些比较?如果这样的比较过于笼统,那更清晰、准确的区分又在哪里?如果我们把“新世纪”的范畴看得过于宽泛,看做“无所不包”的一个概念,那么它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的立足点也将会随之丧失。不错,莫言、王安忆、贾平凹、余华、韩寒、网络小说、博客写手、三驾马车、赵丽华都统统可以纳入“新世纪文学”之中,这些作者生态和精神状况的“多元化”情形,一定程度说明了新世纪文学对“一体化”文学制度的挣脱与超越,这样的认识也不是没有道理。问题只是,不加辨认和归类的文学批评,怀疑判断甚至不屑于严格梳理的宏观论述,最终还是感性的事实,而非大家共同承认的研究结果。当然,这些推断也会遭到反驳,当新世纪文学仍然处在“建构”的过程之中,一切并未“尘埃落定”时,相反的诘问也会产生:谁对“新时期文学”作过系统而完整的界定?它同样不也是一个后设的概念吗?这样的“反驳”当然有力。确实,当我们就新世纪文学“建构”所隐含的诸多问题发出一连串的质疑并加以辨析的时候,类似问题其实也存在于那些早已“盖棺论定”的文学史概念中,只是人们从没有产生疑问罢了。不过,这不是说上述工作没有价值,当人们意识到一些混乱已经带入文学的发展过程,而且还会以堆积的形式给后人的研究造成更大的困难和障碍时,早期的学术“预警”也许仍然有存在之必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原载：《文艺争鸣》 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