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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80后”的另类写作与他们所接受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脱节的。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复杂的语文背景构成：一方面体现了对成人写作的师承，即对鲁迅、钱钟书、博尔赫斯和王小波，王朔等，以及对武侠小说，动漫。“下半身”写作等的自觉不自觉的模仿；一方面体现了对成人社会规定的大胆反叛，即对中学语文教育乃至整个中学教育体制自觉与激烈的反抗和批判。他们在作品中尽情释放被压抑的个性。 关键词 “80后”；语文背景；师承；反叛 “80后”是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另类文学群体，其出离常规的另类写作引人注目。另类写作既是“80后”存在的先决条件，也是它最为突出的标志。离开这个先决条件，“80后”便与此无缘，不复存在。就此而言，“80后”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时间或代际概念，它没有足够的理由把所有1980年代出生的文学青少年一网打尽。代际划分或概念分辨所强调的从来都是异而不是同。没有韩寒、春树和李傻傻这些师心使气的叛逆者，没有这些叛逆者胆大妄为的写作，就不会有“80后”这个区别于“60年代人”，“70年代人”的象征性的文学符号。美国的《时代周刊》(亚洲版)之所以把韩寒、春树和李傻傻当作“英雄”推上封面，所看中的可能正是他们不同于前代的文化象征意义。 人以群分，文以代别，这在文坛已经不是一件多么新鲜的事情。问题当然不小，所以争议不少。我不想碰这个难题。我的问题是：“80后”的语文背景是什么?换句话问：“80后”与其语文背景之间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与“60年代人”和“70年代人”大都是在大学毕业以后才在文学领域成名不同，“80后”大都是在中学时代开始文学写作而为人所知的。毫无疑问，“80后”共同面对一个中学语文的背景，或者说，共有一个中学教育体制的背景。这个中学语文或中学教育体制的背景，而不是人们喜欢议论的商业背景，与“80后”构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并未引起多少人注意，很少有论家论及。因此，在这方面做点工作，我想不会是多余的。 一 语文是语言和文学的简称。按照大学对中学语文教育的要求，中学生应该在中学阶段掌握语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也就是说，掌握汉语主要是现代汉语的文字，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能够准确地运用现代汉语表情达意：掌握汉语文学大致的演化脉络、主要的体式和概念，养成品鉴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能够顺利有效地进行各种文体的阅读和写作。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理想，大量从中学进人大学的大学生并不具备这样的语文能力，因而很难适应和满足他们在专业方面的学习需要，以至于许多大学要增设大学语文课(其实是对中学语文内容的重复)，有些理工科学校甚至采用强制的方式推行所谓的人文素质教育。 语言富含人文，是活生生的。文学涵养人性，更是鲜活可感的。相对数学和物理之类的科目来说，作为中学主干课程之一的语文本应受到普遍欢迎才对。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语文课总是中学里不受欢迎的课之一，老师讲起来厌烦，学生听起来厌倦，讲的人和听的人都感到十分无趣，不止一次听到某些名牌中学的语文特级教师抱怨：学生不大重视语文课，不愿意在上面花时间，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突击一阵子，也能取得一个可观的成绩。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是不是现行的应试教育在作怪?答案是肯定的。应试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放大了语文的工具性，技术性和可操作性，使之程式化，公式化，丧失了人文性，变得鸡零狗碎而令人感到索然寡味。 “80后”就是在这样一个语文背景下从事文学写作的。 不是全部，而是相当一部分“80后”，所走的都不是中学生作文通常所走的路子，确切地说，他们走的是“旁门左道”。不要说韩寒、胡坚和春树公然反叛中学语文教育，搞的是“另类写作”就是近几年在文化市场上十分红火的郭敬明和张悦然，还有被誉为素质教育标本的戴漓力和实力派写手李傻傻等人，也都不是什么循规蹈矩的乖孩子，写作也从来不严格按照中学的作文规范行事，而是另有师法。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学的语文教学与“80后”的文学写作严重脱节。不是中学语文教学培育了“80后”，而是“80后”有意与中学语文教学对着干而成就了功名。这肯定是不应该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出在“80后”呢，还是中学语文教育? 新概念作文大赛自1999年出世以来为什么一直盛行?全国各地不计其数的形形色色的作文大赛为什么如此受宠?除了主办方利用中学生走捷径升大学的投机心理赚钱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与中学生及其家长对现行中学教育体制的恐惧和不满有关。“80后”中的不少人如韩寒，郭敬明和张悦然等等，都是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而名利双收的。韩寒为新概念作文大赛喝彩，其实是为自己多门功课不及格，作文得不到高分辩解，是为备受贬低，压抑之苦的自己正名，是为了自我解脱和自我抚慰。既然新概念“新”在“另类”，新概念作文常被人称作“另类写作”，那么“正类“和正类写作”岂不正是其对立面，即那些在应试作文中得高分的乖孩子，那些被当作范本的满分应试作文吗？ “80后”另有师法的对象。韩寒师法的是鲁迅，钱钟书和王朔，行文愤世嫉俗，胆大妄为而无所顾忌，针砭时弊不留情面，笔锋辛辣锐利，笔调略显幽默风趣。胡坚同样喜欢鲁迅、钱钟书和王朔，但也喜欢金庸，喜欢“大话西游”或“戏说”的语言风格，更喜欢王小波，自称“王小波的门下走狗”这只要看看收在他的集子《愤青时代》里的几个“杂耍”似的中篇便可一目了然。在《RPG杨家将》和《乱世岳飞》中，他耍起历史来就像耍猴一样，随心所欲地“拼贴”各种互不相干的知识，颠来倒去地折腾他笔下的人物，比“70年代人”中专门搞“互文写作”即“重写”经典文学文本的那些人还要来得放肆。他敢写赵匡胤“身体倍儿棒吃饭倍儿香”；敢写杨七郎“用鲜血写作”，“用身体写作”，写有代表作《大宋可以说不》、《警惕大辽萧氏》；敢写杨六郎创作了一部中译名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小说：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召Being…… 戴漓力出过一个长篇叫《忘归箭》，按她的说法，是想借此表达一诺千金的意思。作者让一个患有妄想症的27岁青年男子遭遇世界，与世界构成一种乱麻似的非逻辑的想象关系，任意来往于历史与现实之间。作者强迫她的人物用既文雅又粗俗、既古拙又时髦的语言说话。戴漓力喜欢古典的东西，以前出过一本武侠小说《铃儿响叮当》，不久前写过一个越剧剧本《胭脂红》，采点文雅古拙的东西不足为奇。然而戴漓力也相当时尚，她不仅把故事放在西于湖畔的杭城，爱用古典味十足的“醉西子”，而且还爱拧着她的主人公在民国时代说现在小青年中间的流行语——“靠”。她知道如何用游戏或“戏说”的笔墨来刺激同龄人的兴奋点，搞点时空错位的无意义的语言拼装也不难理解。 郭敬明写的是“成长小说”，效仿的是成人小说的格调，内容在成人小说中较常见，显得成熟老到而为涉世未深的众多中学生所喜爱。有位成年女性作者指责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了她的作品《圈里圈外》，还有人指出他的《幻城》以日本漫画《圣传》为模本，不是没有来由的。另有张佳玮和小饭，据在武汉就读某大学经济系的月千川在“萌芽社区”的帖子“中国十大文学小青年批判”中讲，前者学博尔赫斯，后者学先锋派。他说： 小饭正在使自己先锋起来，在小饭的几篇创作谈中，我的目光多次与诸如王小波，苏童，余华、残雪，孙甘露等先锋大师们的名字撞到一起但当我们仔细捶打小饭的文宁就会发现：小饭只是对前辈先锋作家在组装技术和迷宫设置上作了机械的贫血性的响应，他并没有对先锋小说做些什么，除了继承，如粟说先锋小说是一条因身体发育而逐渐变短的裤予的话，小饭并没有在它的裤脚上补上一截使其符合先锋的双腿，却不巧把这块补丁补在了后腚或更加隐秘的裆部。一块文学的补丁就这样先锋起来(原文如此，未作改动)。 “下半身”的诗文也是“80后”重要的师法对象。有人把“80后”与“下半身”捆绑在一起鞭挞，我想他指的应该是棉棉和卫慧的承接者，刻意书写“残酷青春”的“北京宝贝”春树，以及弄过一些“下半身”作品的李傻傻和阿斐等人。春树是“诗江湖”网站的一员干将，李傻傻也许只能算是客串吧，阿斐则是从这个网站起步的，据说可以人选它的替补阵容。春树写诗作文时刻不忘“肉身在场”，写着写着就会情不自禁地提到“下半身”有名的诗人及其诗歌，十分打眼。李傻傻是湘人的后代，被视为“少年沈从文”，但读过他那些带点颓丧神秘气息的怀想故土故人的散文以后，你会发现，除了欣赏沈从文，他更推祟的是以经营意境传神的鄂东人废名。李傻傻的作品中有一些“肉身”的东西，但不能说太多，不易引起注意，阿斐在“诗扛湖”得道后有另辟诗路的嫌疑，所以有些“下半身”诗人对他略有微词。 有个叫西毒何殇的人在“清韵论坛”发了篇“绝妙网文”：《从李傻傻没有拉裤链的地方看进去里面什么也没有》。里面讲他与李傻傻的关系如何不一般，讥笑海子自绝于人世是情殇，所谓“该死的孩子球朝天……她送我以乳房，我报之以麦子……”；，讲他与李傻傻在KTV包间嫖妓，李傻傻以五寸阳物为笔在妓女的胸脯上“大书特书”；讲他在春节前看到李傻傻“呕精沥血”写出来的散文，于是不顾寒冬腊月，“就有了嫖的想法”。西毒何癌是李傻傻在西北大学的同学，诗歌同道，知己，同属于“80后”的圈内作者，熟知“下半身”的写作和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诗坛状况。戏言只是一个幌子，他说的是实话，李傻傻那些把小姑娘当女人看的散文，“下半身”的痕迹很重，确实能勾起他嫖的欲望。春树把李傻傻发在“诗江湖”上的诗选进她主编的《80后诗选》，说很喜欢李傻傻，“下半身”的诗人李红旗撰文为李傻傻叫好，李傻傻的小说《红X9》写阴沉郁闷的少年赤裸裸的性经历，性感受，都证明李傻傻与“下半身”有着明显的精神联系。 春树不是局外人，而是“下半身”中的活跃分子。她的《北京娃娃》和《长达半天的欢乐》，堪称自叙传性质的“肉身传奇”。放纵肉身，任由肉身指引，从少年到青年，从读初中到高中退学后闯荡社会，春树和春无力无所畏惧地穿行在肉感遍布的人生旅途上。快乐与痛苦出自肉身，清醒与迷惘缘自肉身，自信与犹豫也来自肉身。离开肉身，春树和春无力便一无所是，春无力踏入社会后都做了些什么?抽烟，喝酒，写作，逛大街，欣赏朋克，玩摇滚，上“诗江湖”打笔仗，在虚拟空间打情骂俏，每隔数月换一男友，总是在做爱，不停地与朋友聚会……她是彻底自由的，为所欲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任何人管得了她。她忠实于自己的肉身，不相信肉身欲望以外还会有什么真实。《时代周刊》(亚洲版)认为春树这代人的“自由”观念不过是身体和物欲的解放，是有一定道理的。春树把卫慧和九丹的“身体写作”戏称为“硅胶体写作”，意思是她们的身体不行，不是真正的青春肉体，而是硅胶体塑造的。春树在访问德国期间写的一篇散文中谈到柏林人男女同室洗桑拿，称她不怕脱光衣服，展露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是她引以为自豪的货真价实的“青春体”。新浪网说春树的近作《抬头望见北斗星》有步入正轨的迹象。但我看不像。春树还是那个春树，作品还是“肉身在场”的作品，只是加深了人生迷惘因而也加强了对爱情是什么的追问而已。作品写春树到南京参加活动的时候，见的仍然是与她趣味相投的韩东一路的诗人，和从成都来的地下乐队的歌手，而且一见到歌手就上床，就和歌手躺在床上与另外的异性朋友通话。 阿斐是“80后”在诗界的代表，曾写有“敞开上半身／裸／敞开下半身／裸”的诗句。把中国以及中西关系肉身化，性别化，变了个花样，表达的却是民族自豪和自强的爱国主义的老主题。挑这样的诗来读，春树关心的大概是它的肉身意趣。 无所师承便无法写作，这不奇怪。重要的是师承什么。“80后”的许多人师承的是中学语文教学内容以外的东西。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是成年人站在自我确认的人生(道德)基点上选编出来的，选什么不选什么，要求语文老师讲什么不讲什么，都是很有讲究的。就成年人而言，讲究的是我们大人曾经如何如何，你们未成年人应该或不应该怎样怎样，应该或不应该知道什么什么，而作为接受者的中学生则从来是被动的，没有主体性，无从介入其中。成年人教育未成年人，以成年人的理想模式塑造未成年人，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春树，阿斐等人师法“下半身”，从根子上说，是对来自成人的硬性规定的反叛，是释放被成人压抑的个性。你不让我看的东西我偏要看，你不让我写的东西我偏要写。你们可以那样看那样写，凭什么要我们这样看这样写，我们同样可以那样看那样写。师法成人写作是一方面，反叛成人规定是一方面，一体两面，相互支持。反叛现行中学语文教育，提前打入成人社会，揭示类成人社会的种种人生世相，这对于无数正在校园的暗道里摸索人生道路的学生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二 “80后”的反叛，有些是非常自觉和激进的。 春树从高中退学，在作品中诘难中学语文教育，就是激进自觉的做法。她的那些惊世骇俗的作品，不仅“少儿不宜”，而且“成人不宜”。她曾经戏仿江苏省2004年高考作文的话题写过一篇近乎文字游戏的作文。原来的话题是“水的灵动，山的沉稳”，她自拟的题目是“水的凝重，山的沉稳”。开篇就写“水是凝重的，也是轻灵的：山是沉稳的，也是坚强的”，接着就水和土的星座语意宕开笔墨，最后以山水相爱相知收束。她这是在跟高考作文或中学作文开玩笑。你不是说水是灵动的吗?我偏要写它凝重的一面。你不是要社会意义和哲理吗?我偏要揭示山水的星相意蕴，并且把它们归结到纯洁无瑕的男女之爱上去。 李傻傻也是比较自觉的。他在何殇(可能是西毒何殇)为《南方都市报》做的一个访谈中谈及他的师承，说他高一读废名，高二读沈从文，说读废名、沈从文需要一定的艺术修养和感悟自然，生命的能力，所以中小学课本不选他们的作品，说在成年人看来，普通高中生可以看《祝福》，《孔乙己》，却不可以看意境空灵朦胧的《竹林》(应为《竹林的故事》)。他学废名和沈从文，应 当是有意为之。 胡坚在《愤青时代》的“内容简介”中说：不知道王小波十八岁的时候在干什么。我只知道我十八岁的时候每天篷头垢面地坐在教室里拼命做一些似乎永远不可能会的题，看一些只会让自己的智商像世贸大楼一样垮掉的书。做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个大学教室的某个角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子，如果为了一个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所谓梦想让自己生命的意义来自于无聊，我真不知道是否还有勇气重来一次，重新坐在那个角落，为一些注定会很快被自己 遗忘的东西不遗余力死而后已。 在他眼里，为高考进大学读书无异于空耗生命，实在是无聊，无奈之举。在无聊与无奈的纠缠中，他发现了“另类写作”，在互联网上找到了抒愁解闷的办法和进阶的捷径。胡坚参加了高考，成绩自然不会理想，与戴漓力的情况一样，连语文都没考好，而一部《愤青时代》却使他敲开了大学的门。 韩寒在“80后”反叛者中显得非常突出。对中学教育尤其是中学语文教育的批判，就广度和力度而言，“80后”中没有人能够望其项背的。在就《三重门》回答文化记者孙小宁的提问时，他说： 我那时劝机很简单，就是想让那些所谓从事教育的大人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但后来发现其实他们根本不会倾听我们的真实想法。他们基本上是与孩子的生活脱节的。他们每个人都以教育家的面孔忠告大家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我觉得我们要是照做了无非多了几个他们这样的人而已。但我也不觉得我的同学会成为这本书的读者。他们受过学校的正规调练，一看到我这么用词第一反应肯定是这样不合语法，那样不合规矩。事实证明，这本书在我们学校的确销得不好。 我们是孩子，他们是大人，不是一回事，谁也代替不了谁，没有必要彼此一样。在《三重门》中，在主人公林雨翔的眼里，几乎所有的大人，不管是父母还是师长，都习惯于违背、左右孩子的意志，自以为是地要孩子做这做那。父母要孩子做这做那是望子成龙，师长要孩子做这做那是要取得应试的好成绩。惟功利主义，惟一的人生尺度和人生道路，无视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无视因材施教和教育的多种可能性，根本有悖于教育的本能和孩子的天性．这不可能不激起孩子的反感和反抗。林雨翔反感和反抗的是他成长的环境。这个环境给他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不安，羞耻和恐惧，使他感到窒息和愤怒。作者透过他的冷眼所看到的，大多是由自命不凡的大人制造出来的滑稽可笑的灰暗场面。他讥讽和挖苦大人，极力把大人的言行戏谑化．他反感大人为孩子所做的一切，不只是中学语文教学和中，高考的荒诞不经，还有英语的学非所用，数学等科目的学不致用，乃至于整个中学教育体制的种种不是，和种种道德育行的禁忌。在获知一位女生因中考未考好自杀的消息后， 雨翔茫然地挂上电话，想当今中国的教育真是厉害，不仅读死书，死读书，还有读书死。难怪中国为失恋而自杀的人这几年来少了一大帮，原来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已经在中考高考两个槛里死得差不多了。这样锻炼人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全世界都将为之骄傲!转念想这种想法不免偏激，上海的教育不代表中国的。转两个念再一想，全国开放的龙头都这样，何况上海之外。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未免夸大，但中国的乌鸦是一般黑的。转三个念一想，又不对，现在的狗屁素质教育被吹得像成功了似的，所以中国的乌鸦，不仅不是一般黑，而且还是一般白。 偏激是难免的。不过准确地说，应该是愤激。在校园里积累了太多的耻感，不以愤激之辞出之，聊以自慰，反而令人不解。想想看，一个留级重读高一仍然七门功课不及格而面临校方规劝休学的人，一个个性异常强悍并被逼到乖张地步的人，他在以考试成绩为衡量一个人的惟一价值标准的校园里，该有着怎样难堪的一种心境?这是奇耻大辱，刻骨铭心，所以要找到泄愤雪耻的渠道。可以这样说，韩寒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那段不堪回首的中学生活的回声，铭刻着他异常沉重的耻感记忆。写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另类作文”和《三重门》，是泄愤雪耻之举，写《像少年啦飞驰》也是，只是情绪因写作的意外成功而有所变化，不像原来那样激烈。到了较近的《通稿2003》，情绪更平缓了一些，因而理性的成分也就更重一些。 如前所说，中学语文教育以至整个中学教育的根本问题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人格上不平等。教育者是成年人，受教育者大都是未成年人，前者主宰后者，后者无主体性，没有参与权和发言权。韩寒对这一点感受很深，用他在作客新浪聊天室时的话说，“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对受教育人的不尊重”。他说的是中国教育，当然包括中学教育以及中学语文教育。韩寒的认识来自实感，是无数实例堆积的结果。这在他的作品中就多有反映，如《三重门》中父母强迫厌恶背书的林雨翔背书，再如《像少年啦飞驰》中成绩不好的铁牛在课堂上举手提问，老师视而不见，却一再问其他的同学有什么问题……在父母的眼里，林雨翔是孩子，听大人的话是不会错的。在老师看来，成绩不好的学生提问是毫无意义的，至于遭到蔑视的学生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根本就不是老师要考虑的问题。铁牛受侮辱是因为他的成绩不好，而成绩是依据学校的教学内容、考试模式考出采的。老师不尊重的是考试成绩不好的差生，而不是考试成绩好的所谓优等生，差生与优等生在老师那里，人格不等，待遇也就不一样。其实受优待未必是受尊重，师生之间不对等的施受关系本身就决定了优待的实质是奖励或勉励。奖惩是师长的事，学生只配听之任之．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整体，每个学生都必须服从师长制定的整体规范，学生的个体价值从属于整体规范，个性从属于共性，奖惩无非是由整体规范派生出采的同一表现形式的不同方面。 还是如前所说，中学语文教学被中，高考牵着走，致使语文失去了生趣，成为中学普遍不受欢迎的课之一。擅长写作的学生语文不行，作文也不好，这是不是怪事?不是。考得不好，说什么都没有用。可是韩寒偏要说三道四。他不仅抨击语文考试的知识题、阅读题和作文题，而且抨击受考试制约的中学语文教育。有份语文试卷以韩寒获新概念作文大赛奖的一篇作品为题，答案是三个选项，即“A：全国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B、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C：新概念首届全国作文大赛”，要求三选一。韩寒说：“你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考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教育真是伟大!’他调侃阅读理解题，说“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在《三重门》里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结尾，这不是为了突出主人公的落寞，也不是为了结构上的前后呼应而故意重复，而是“作者觉得这句话很好，但是因为写作时间拉得过长，写到最后时忘了前面用过一次，所以不小心又用了一次”。说到通行的作文题，他觉得太乏味了，命题太小．他举了材料作文的一个例子：A和B一起登山，因风雪太大而用绳子相连，不料A滑落下去，B说你要坚持住，我一定救你，但A割断绳子，掉下山崖。他看完材料后的第一个感觉是B怎么向A的家人交待。但这样写肯定不行。写你很喜欢户外运动，想买一双运动鞋，但嫌太贵买不起，又不符合出题人原来的设想，肯定也不行。出题人原来设想的可能是表现A与B的伟大友谊，或B的崇高人格，都是积极向上的。以上引文均出自《通稿2003》。《通稿2003》是韩寒的一个文章合集，其中大部分内容涉 及中学教育。 中学语文教学的一大特点是分解。把长句分解成若干短句，把文章分解成若干要素如形象、结构、核心概念，关键句等等，应该说是中学语文老师特有的本事。另一大特点是固化。文章是活的，不根据一定的范文使之相对固化，教学和考试都难以进行。分解和固化都是由考试逼出来的做法。语文老师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韩寒对此有些感悟，但体察不深，对语文老师的责难过于苛刻。他在《通稿2003》中说他“真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语文喜欢把别人的文章一字一句加以拆解，并强行加上后人的看法，或者说是出题目的人的看法”。他讨厌议论文必须有论点论据的“公式’，十分武断地说它“是一种很落后的不应该存在的文体”。议论文的论据可分为事实论据和事理论据两类，事实论据一般是名人经历，事理论据多为名人名言。韩寒不理解为什么牛顿拾金不昧可以作为论据，他隔壁的老大爷同样拾金不昧却不可以作为论据。有的人在教训他的时候喜欢说孔子说了什么什么，他说孔子说了什么什么与他要做和做了什么什么没有关系。在他看来，作文的症结在于程式化，是“做”出来的，多不表达人的真情实感，缺乏个性。他相信那些作文不好的学生“背地里写情书留着呢”。他们不是不会写，不是表达能力不行，而是想表达的表达不了，做不来程式化的文章。 关于国内的语文学习，韩寒还说过不少愤激的话，留下了不少“名言”，如《通稿2003》：“语文在教会人识字以及遣词造句以后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学语文，我认为‘秘诀’有二：一是不看语文书，二是不看作文书”：“我不喜欢语文书、作文课，因为我仇恨这些东西赚人的钱又扼杀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中学语文课我一节没听过，可我就是比那些每节课都听的人出色”…… 三 “80后”对现行语文教育或中学教育体制的反叛，在现有语文教育资源之外寻找文学的师承，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80后”的反叛与师承，虽然多出于对自身所处小环境的抗争，但是也直接间接地指向了大背景。近些年来，中小学生写作成风，纷纷出书，“80后”成为图书市场的大热门，除了出版商的推助和媒体的“炒作”以外，还与中，高考引导下的中学语文教育或中学教育体制自身严重的缺陷密切相关。我更看重这个被评论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的大背景，因为没有这个大背景就不会有什么商业背景。语文或中学教育的问题越大，商业的需求就越大．是中学语文教育或中学教育体制自身严重的缺陷激起了人们的商业欲望。韩寒，郭敬明和春树等人的读者，大都是中学生和低年级的大学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正是数量惊人的这些“局中人”、“过来人”的热捧，才使得他们成为读者超过鲁迅甚至金庸的文学市场上的偶像级明星。 中国的高考制度的恢复已经有二十多年，它的积极意义已经随中国教育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转化，中学语文教育或中学教育体制的种种问题都一一暴露了出来。种种问题的总根子，前面已经说过，是不平等，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或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在人格上的不平等。受教育者在强大的中学教育体制面前完全是被动和软弱的，没有任何发育权，任由教育者摆布，矛盾因此会越积越深，一旦教育者一方露出了什么破绽，就必然会激起受教育者一方的反抗。这种反抗起初是比较温和的，愈往后便愈激烈，直至公开的冲突爆发，成为社会的一大热点。我注意到，韩寒的走红正是在由《北京文学》挑起的质疑中学语文教育最热闹，由各级教育部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最热烈的时候。矛盾积累到一定的地步，不可调和了，不可能不爆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80后”的反叛与师承，实际上是这股反抗浪潮中的一道巨流。李敬泽说，“80后”的出现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文学现象，可能是另有所指，但我倒宁愿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一种集体的叛逃行为。 在成年人的心目中，“80后”的反叛与师承也许是偏激的。学什么不好?偏要学“大话西游”的胡闹!“下半身”那些不堪入目的东西连成年人看了都不免脸红，你们模仿着写起采却理直气壮。张扬个性是必要的，可也不至于要张扬到肉身的放纵上去。有不满发泄一下未尝不可，可也不至于与学校彻底决裂，并且还要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请注意，这是典型的成年人的口气。韩寒他们的同龄人绝不可能用这种口气说话。偏激的确是存在的，有的甚至到了张狂的程度，但我认为这无关紧要。该偏激的年龄做小绵羊，有愤懑不发泄出来，不偏不倚，四平八稳，反而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的出了问题。韩寒有个比喻，说刚与女朋友分手，你想他能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是气话!关键不在于偏激与否，而在于如何认识隐含在这种偏激中的问题。“80后”的反叛与师承，触到了中学语文教育或中学教育体制的痛处，使问题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仅凭这一点，我相信，“80后”出演的就绝对不是一场消解意义的闹剧。 原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