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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们不把文学，特别是高雅文学仅仅看作是娱乐、教育或寓教于乐，而是知识分子主体间的交谈与对话，把文学，特别是高雅文学的根本性特征定义为知识分子间性。文学，特别是高雅文学，既不属于大众文化传播，也非局限于专业或学科内的学术与教育文化传播，而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精神文化传播。从历史看，文学，特别是高雅文学从来主要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事；而今天的文学有没有黄昏，要看的并非影视剧如何发达，而是今天知识分子是否处于黄昏状。中国现代的、独立和超越的知识分子其实还没有真正长大，所以，现代的真正具有知识分子间性的文学还在黎明，还在走向日午的过程当中。 关键词 文学 知识分子间性 对话 学科 说“文学死了”，一个突出的观点是，认为现代影视终结了文学。[1]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已渗透在包括影视、广告等一切文化类型中，作为研究的文学，也即作为一种学科的文学研究，疆域其实扩大了，重要性加强了，而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文学创作却仍是边缘了，黄昏了。[2]1997年国内学术刊物也发表过国外学者米勒的类似观点（其文章题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 笔者认为，文学如果是娱乐，那么影视艺术的娱乐性当然比文学强，文学当然是边缘了，黄昏了。如果文学是教育，或寓教于乐，那么影视艺术的直接性、直观性、广泛性当然也比文学强，文学当然也是边缘了，黄昏了。但我要说，文学既不是教育，也不是娱乐，也不是寓教于乐，文学只是交谈，是个人与个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心灵交谈对话，精神汇通，心界融合。至少，文学既可以是教育，可以是娱乐，可以是寓教于乐，但更可以，更本然地是心灵交谈，精神会通，心界融合。[3] 心灵的交谈、汇通、融合，又为着什么？我说是为着领会生存。想想数千年以来，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读文学？读《老子》、《庄子》、《论语》、《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读荷马、柏拉图、莎士比亚、但丁、卢梭、雨果、歌德、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难道不主要是为着体验性地领会生存，从而强有力地把握生存的意义吗？ 当然，影视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帮助我们领会生存。但影视艺术给我们的感觉绝对不会是交谈、对话，因此它能在哪一个层次上，主要是帮助哪一种人群领会生存，是可想而知的事。 文化的传播形态有三种：其一，以各种尽可能直观，普泛化的媒介为手段，面对尽可能广的大众传播，包括娱乐性的大众艺术、新闻、自然与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及政策、政令的宣传等，是为大众文化传播；其二，以学科知识与理论为内容，面对本专业的同行或学生的传播，是为学术与教育文化传播；其三，以对话、交流与领会为形式和目的，面对一切知识分子的传播，即既不是面对所有大众，也不是面对本学科同行的传播，而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传播，包括高雅文学及其他种类的高雅艺术，也包括历史、哲学、宗教思想等的传播，是为精神文化传播，或曰人文文化传播。 作为精神文化的文学，并非不可、不该、不要向大众传播，也并非全不通过教育进行传播，而是说，精神文化首先是知识分子主体间的对话与交流，是无学科与专业之分的知识分子主体间的，关于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关注、关怀的问题的对话与交流。文学，高雅文学，作为精神文化之一种，作为一种艺术的言说方式，作为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谈、对话、会通、融合，它因此必然地具有这样的根本特征：知识分子间性。文学，若不丢失它的知识分子间性的特征，它就永无什么中心与边缘的问题。它从来不是中心，也永远不会边缘，不会黄昏。 文学的向来读者 当文学还处于口头阶段，处于神话、故事、民歌的口头流传时期，文学当然谈不上什么知识分子间性。但那时的人类也还谈不上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区别，且口头文学实在还是粗糙的，也没有什么高雅不高雅之分。当文字出现后，这世界上分成识字与不识字的两类人，“士”出现了，文人出现了，知识分子出现了，书面文学的知识分子间性也就出现了。 我国古代并没有与史学、哲学、宗教学等相对应的文学，文史哲宗根本是无分的。那时的文学是文章之学。诗是有的，但那不过是文的一种特例。文章就是以语言符号的特定形式传达文明与教化。所以，文明、文化、文人、文章，说的都是一回事。文人写文章，首先是为着文人间的对话交流，切磋思想体验，然后是为着教化人民，使其得文化，近文明。文，乃文化，乃文明，乃化育人民，使其文明，摆脱兽性，而升华人性。这是高标人性的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点。这样的“文”的根本特征，当然首先是知识分子间性了。 至于诗歌，在我们的古人那里，首先也是为着文人间的应对唱和，为着言志抒怀，写给与自己有同样心曲的朋友看的。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这些伟大诗人之所以千载流传，根本原因是说出了中国文人的心声，是中国文人精神结构和理想境界的体现。 作为诗之余的词，起初确有像“凡有水井便有柳永词”那样有些艳俗之气的词，但当词成了一种伟大的艺术时，当出现了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这样的词人时，词也便成了文人间抒怀咏志，慨叹人生的事了，也便有了知识分子间性了。即使唱柳永词的人多，但真能理解的恐怕也是那时的文人。 词之余的曲，该是最俚俗的文类了，可关汉卿、马致远等同样使曲拥有了非常的知识分子间性。 小说的口头阶段，从讲故事到说书，的确具有更多的大众性。且由于印刷术的出现，识字的普及，搬到纸上的白话说书，作为一种极具魅力的通俗艺术形式，使以小说为代表的近世中国文学的根本特征成了大众性，似乎文学必然地就是大众的，读的人少了，赶不上影视了，文学也就消亡了。可是，在中国的小说出现了《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伟大小说时，小说作为知识分子间的事就显现出来了。首先，这些小说的经典性，就不是由于阅读者的数量，而是由知识分子的趣味和认识而被确定下来的。从阅读者的数量看，即使《三国演义》也不一定比得上《七侠五义》、《杨家将》等。其次，这些小说的读者真的很多吗？《红楼梦》真的有很多人从头到尾都读过吗？中国人知道《红楼梦》的，从折子戏、图画书、电影、电视剧领略《红楼梦》的肯定是绝大多数吧？一个作品自身的价值，和这作品被其他艺术形式所传播，这是两回事。《红楼梦》被各种直观的艺术形式传播着，但它本身并不是通俗艺术，它首先具有的是知识分子间性。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文学是极重要的领域，虽然是从白话文开始，但所形成的，却是被现在人们称之为启蒙话语的知识分子话语。那时的作家想向大众呐喊，但鲁、郭、茅，巴、老、曹也好，林语堂、沈从文、徐志摩也好，无论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它们全是知识分子间的对话，是一个知识分子文化运动，形成的是一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传统。 世界上其他国家或民族文学的发展，大概也都如此。西方现代小说就很有说服力。米兰·昆德拉认为，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最伟大的思想都藏在小说里，他说：“欧洲文明的珍贵遗产——独立思想，个人创见和神圣的隐私生活都受到威胁。对我来说，”个人主义“这欧洲文明的精髓只能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匣里。”[4]（P336）这一说法也许有一点小说家自卖自夸的味道，但小说是西方近现代以来最重要的精神形式，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话语类型，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小说本来就是一种散文，我同意米兰·昆德拉的说法，长篇小说乃是“长篇散文”，小说并非解乏的讲故事。究其实，属于高雅文学的小说创作，作为知识分子的语言符号产品，必然是一种知识分子言说，具有知识分子间性。 文学今天的读者 文学今天的读者，并不取决于今天更具大众性的传媒有多么发达，会怎样地挤压文学，而取决于是否还存在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语言符号产品的生产者（布迪厄语），也是语言符号产品的主要接受者。通过语言符号，进行体验、领会、思考与言说，这是知识分子的根本性特征。只要有知识分子便会有文学的读者，文学就会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大事，同时也便是人类精神的大事。 从整个人类范围看，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得较好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识字的普及，乃至于大学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界限的确有些模糊了。像我们中国传统的那样，以能否识字、写文章作为判定是否士人、文人、知识分子的标准，今天显然行不通了。今天的知识分子，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其一为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其二为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各门学科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教授、研究员、院士，以及一切必须受过相当教育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包括科学技术人员、行政技术人员、经济技术人员、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教师、公务员、企业白领等，总之受过大学教育而又非重要权力拥有者和较大财富拥有者，都可称之为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 而在一切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中，有着对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和对人类心灵的热切关怀，并在职业内外投身于社会问题、人类心灵问题的讨论与解决的，则可称之为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这里的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既不是那种由俄国发端，而被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至极端的与权力和大众极端对立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杜维明那种从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发展而来的权力者与财富者也可列为其中的“公众知识分子”。这里的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一方面是与权力和财富分立的，但又不是与权力和财富或大众绝对对立的。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与权力、财富或大众的关系，乃是独立与超越的关系。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特征是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永远保持批判精神。 第一类知识分子是从社会分工说的，第二类知识分子是从其思想与行为特征说的。第二类知识分子类似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精神贵族。这两类知识分子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包含关系：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不一定是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却必然也必须是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 我们要判定今天的文学有没有死，要看的便是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今天有没有死。回答是否定的。但同时必须承认，今天中国，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无疑是越来越多了，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似乎越来越少了，或越来越疲弱了，无声无息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饭碗化，而不是问题化；越来越学术化，而不是思想化；越来越官僚化，等级化，而不是平等化，对话化；越来越身体化、感官化，而不是心灵化，超越化；越来越多地按照市场——商业逻辑言说与行事，而失去了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应有的理路与立场了。但这却并不意味着这是人类生活的必然趋势。毋宁说这是一种非常态，一种不正常的、不应该的现象。财富、权力、知识分子，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一个健全的时代，绝对不可或缺。我相信，中国的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没有消失，中国的文学也不会黄昏。 语言符号与声景符号 现在是传媒时代，是声景时代。声景符号与语言符号的结合在某些方面的确大大丰富了语言符号的表达功能，但却没有理由和证据说声景符号取代了语言符号的功能。影视的发达，曾一度使以印刷文本为载体的语言符号显得笨拙和陈旧，互联网的出现又使语言符号载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屏幕上阅读语言文字肯定将是人类信息和思想传递的主要方式。但那图像和声音，将永远是语言符号的附属。 影视剧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人们交流、学习、修养，但语言艺术仍与影视艺术有质的不同。其一，从创作讲，文学总是独语，是独自个儿的写作，是个人的想象与创造。而影视剧是集体的想象与创造。从接受讲，文学阅读也总是独自个儿的阅读，是读者个人与作者个人之间的交谈与对话；而影视剧却是向众人的传达，是大众传播。个人间交谈与向众人的传播，这也是质的不同。 其二，影视剧必须有经济的投入与收益，它是典型的、完全的商品，必须具有当前市场性。文学却不一定要成为大面积流通的商品，文学不一定要有太大的经济投入与及时的经济回报。随着印刷成本越来越降低，文学也就越来越有希望成为超越者。文学可以在小众中流传，也可以为未来写作。伟大的艺术作品和思想著作，都在后人的不断发掘和解读中逐渐向更广泛的人群传播。人类文化的最深刻的本质就是它向后世的超越，它的代际承传与历史承传。所以，文学的时间性的历史传播及超越性本质，与影视的空间性的大众传播及当前性本质，也有根本的差异。 其三，影视更多是直观、感性和形象的，具有更多的娱乐性；而文学则总是感性与理性间杂的交谈。文学的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巨大张力，是一切其他艺术所难以比拟的。高雅文学，更应该是文史哲宗无分的人文事业，具有更多的人文性。这娱乐性与人文性亦有质的不同。 其四，尽管语言符号所引发的想象性形象与所有直观性形象，在能指的多样性方面有截然的界限，一些抽象的直观形象艺术，如抽象绘画、抽象雕塑，乃至抽象的艺术电影等，在能指的多样性方面已经显示出非常的潜力。但文学之想象形象的自我性、创造性（由语言符号所引发的想象的完全自我与绝对个人的创造性生成），它的内在性与自由性（如对意识的无序流动、内心独白的非现实性、非逻辑性的叙述），它的深厚与深刻，乃至系统性、完整性，却是影视剧乃至其他一切艺术无法比拟的。 由于文学想象的个人创造性生成这一特性，文学是最有发现性、基础性的艺术。在影视出现之前，由文学引至的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的艺术联想或改编，已不胜枚举；影视剧产生后，将文学搬上银屏，就更是一种惯例。影视剧不断产生自文学，又不容易穷尽文学，特别是高雅文学的意蕴与韵味，伟大的文学常被反复搬上银屏，甚至在不同时代里以不同的面目搬上银屏。这都体现出，文学的个人性、超越性、人文性等特征与影视的大众性、当前性、娱乐性等特征有截然的界限。文学的发现性与基础性，说明文学作为始终完全自足的艺术，具有不可替代性与不可或缺性。 所以，文学的发现性和基础性与影视剧的传播性、应用性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张力关系。文学将永远承担发现性、基础性工作，而影视将更好地完成传播性、应用性工作。失去了文学，影视剧就失去了个人内在想象之创造性的源头活水；而影视剧的发达，也会给文学带来普及的益处。 当前，我国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场域还没有发育成熟。传统中国的士人是一个明确的阶层和群体。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世俗化，要么是商业的世俗化，要么是政治的世俗化，乃至于文化本身也始终处于世俗化的过程之中，旧的士人场域打破了，新的知识分子场域还没有完全形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性、独立性、超越性，没有从根本上成为整个社会都认定、认同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准则。因此，在我国现代，与权力、财富构成恰当比例关系的知识分子不是已经死了，而是还没有真正长大；现代的、真正具有知识分子间性的文学，不是已然黄昏，而是还在黎明，还在逐渐走向日午的过程中。 【参考文献】 [1]朱国华.电影：文学的终结者？[J].文学评论，2003，（2）. [2]余虹.文学的终结和文学性漫延[J].文艺研究，2002（6）. [3]金岱.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J].学术研究，2002（3）.精神隧道[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4]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原载：学术研究【原刊地名】广州【原刊期号】2005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