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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莫砺锋先生在《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发表《<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考证出《唐诗三百首》所选张旭名篇《桃花溪》实乃宋朝人蔡襄所作，题为《度南涧》，造成很大影响，几欲成为定论。本文对莫先生的全部证据以及论证过程提出质疑和辨正，认为莫先生的论点不能成立，《桃花溪》等三诗的著作权应归张旭。 关键词 《唐诗三百首》 张旭 蔡襄 辨正 莫砺锋先生在《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发表《<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一文（以下简称莫文），不啻向学术、文化、教育界投下一枚震撼弹，因为作为“中国古今诗词选本之首”的《唐诗三百首》，与各领域、各层次的中国人都有关系。莫文通过缜密论证，证明《唐诗三百首》中张旭的名篇《桃花溪》实乃宋朝人蔡襄所作的《度南涧》，给人们心目中的完璧《唐诗三百首》添上一道硬伤，学术文化界在惊讶之余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结果。2001年之后的几年中，莫先生又携此文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演讲，获得了广泛的接受，文章发表五六年来，已无数次被各种报刊、书籍所引用，几欲成为定论。然而，真理的发现往往需要几经曲折。笔者不揣冒昧，以探索真理为目的，对莫文的结论提出质疑，向莫先生及各位方家求教。 莫文的主要证据有二：“一是所谓张旭诗首见于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事实上它早见于王十朋所编之蔡襄诗集，其版本确实可靠，其内容也与蔡氏行迹完全相合。二是蔡集中与此诗同属一组的另外两首诗的蔡襄真迹在后世曾经多位书家鉴定，故此诗应出于蔡襄之手。”此外还有一些“证据”，将在下文分别提及。 下面分十条逐一对莫文的全部“证据”以及论证过程进行质疑和辨正。 其一，清初人对此诗的归属已有辩论和判断，莫文不应避而不提。 莫文先判定明代及清初的许多唐诗选本选入张旭《桃花溪》是不加考辨的错选，然后进一步认定清朝乾隆年间的蘅塘退士乃是以讹传讹，似乎蘅塘退士给人以有眼无珠、不加甄别、草率编选的印象。事实上，清初康熙年间，学界对此诗的归属已有两次辩论和判断，莫文却只字未提。第一次辩论由贺裳发起，其《载酒园诗话·蔡襄》谓：“‘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纵使晴明无雨过，入云深处亦沾衣’，今人皆传张旭诗。盖张、蔡皆能书，字稍怪玮，遂驾之于旭，不见吴儿以赵孟頫《道德经》易其款识为王右军乎？”但黄生（即黄白山、黄山）撰《<载酒园诗话>评》予以反驳道：“二绝极饶风韵，疑君谟脚手不能办此。”①黄生自编《唐诗摘抄》照样选入张旭《桃花溪》等三首诗，并评曰：“长史不以诗名，三绝恬雅秀洁，盛唐高手无以过也。”第二次辩论由阎若璩（1636－1704）发起，阎氏写信给赵执信，批评赵的舅舅王士祯（赵执信乃王之甥婿）《唐贤三昧集》不该将宋人蔡襄的四首绝句误收在唐张旭名下，阎氏《与赵秋谷书》曰：“江南北盛传阮亭先生《唐贤三昧集》，专以盛唐为宗，某亦购而熟读。其盛唐宜收而不收，及非盛唐如张旭四绝句，本属蔡忠惠者，亦误收。”②王士祯《唐贤三昧集》卷下所收张旭四绝句原文为：《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山行留客》：“山光物态弄春辉，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一日书》：“春草青青万里余，边城落日见离居。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柳》：“濯濯烟条拂地垂，城边楼畔结春思。请君细看风流意，未减灵和殿里时。”前两首重见于《蔡襄集》，后两首即张旭草书留存至今的著名的《春草帖》和《濯烟帖》，其实并未与《蔡襄集》重见，而阎若璩一并归属蔡襄。赵执信在《谈龙录》中说：“山阳阎百诗若璩，学者也。《唐贤三昧集》初出，百诗谓余曰：‘是多舛错……’余深韪其言，寓书阮翁。”③即赵执信将阎若璩的观点告诉其舅王士祯(“阮翁”)，然而王士祯（1634－1711）并不以阎氏所论为然，他在临死前三年编《唐人万首绝句选》仍然选入张旭的那几首绝句。又其后，康熙《御定全唐诗》《御选唐诗》皆不采纳贺裳、阎若璩的观点。康熙还亲笔“御书唐人张旭‘隐隐飞桥隔野烟’绝句诗一首”④。到后来乾隆年间四库馆臣在《<唐贤三昧集>提要》里虽引用了阎若璩《潜邱札记·与赵执信书》的观点，但又为王士祯《唐贤三昧集》辩解：“若璩所云，不必为是集讳，亦不必为是集病也。”这两场辩论蘅塘退士应该是看到了的，他甄选此集非常认真，当有自己的判断。 其二，王十朋所编蔡襄集版本并非“确实可靠”。 莫文引王十朋《蔡端明文集序》为证，强调王编蔡襄集版本“确实可靠”，“王十朋等人编纂蔡襄文集时是据善本精校而成，与洪氏编《万首唐人绝句》的草率态度大不相同”。事实并非如此。莫文只引王十朋《蔡端明文集序》的前半部分，即王十朋自叙其获得“善本”经过，而省略掉对莫文论点不利的后半部分文字。王十朋《蔡端明文集序》的后半部分叙述蒋雝和自己在所获“善本”的基础上又有搜罗，“旧所不载者，悉编之，比它集为最全”。贪多求全，难免有伪作掺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曰：“然则十朋所据之本乃得之莆田，当即襄曾孙洸所刊之三十卷本，十朋校刻时又有所增益，自称比他集为最全，故多六卷。襄集在宋时凡数经锓板，以十七卷者为最少，当是初刻，蔡洸所刻三十卷本为再刻，十朋所编三十六卷之本，盖其第三刻也。”⑤可见，王十朋自叙称获得的“善本”，是“访求故家”所得，乃蔡襄曾孙蔡洸所刻之三十卷本，并非王十朋所编三十六卷本。莫文只强调“据善本精校而成”（王序只言“手校”），却不提十朋等人在获得“善本”后又贪多务得，再行搜罗，谋求“最全”。如果说洪氏编《万首唐人绝句》因求“全”而不可靠的话，那么王十朋编《蔡襄集》亦同。 其三，因为北宋人普遍喜欢用书法手段（包括题扇、题画、题壁等）题写唐诗，或原封不动或改动几个字，且常常被公开收入题写者文集，所以，就算蔡襄集版本可靠，也不能排除《桃花溪》是蔡襄所书唐诗。 莫文有一个基本逻辑，即只要证明蔡襄集版本可靠，而《万首绝句》版本不及蔡襄集可靠，就可证明张旭《桃花溪》著作权归蔡襄所有。而事实上，这一逻辑对于宋人尤其是北宋人不是非常适合。唐人书法，题写前朝诗者不多见，而宋人尤其是北宋人普遍热衷于用书法手段（包括题扇、题画、题壁等）题写他们所喜爱的唐诗，或原封不动或改动几个字，常常被亲友或后人公开编入题写者文集，甚至也有题写者本人亲自编入文集者，南宋人发现了也多将其作为文坛趣话而并不介意。譬如，宋邵博《闻见后录》卷十七载：“荆公大然之，至辞位，迁观音院，题薛能、陆龟蒙二诗于壁云：‘江上悠悠不见人，十年一觉梦中身。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头自在春。’‘蜡屐寻苔认旧踪，隔溪遥见夕阳舂。当年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用士宁体也。”王安石所书陆龟蒙一诗《甫里先生集》题作《丁香》：“江上悠悠人不问，十年云外醉中身。殷勤解却丁香结，从放繁枝散诞春。”被收入《临川文集》卷三十四，题目改为《出定力院作》，正文改易数字后作：“江上悠悠不见人，十年尘垢梦中身。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间自在春。”又胡仔《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五载：“苕溪渔隐曰：王驾《晴景》云：‘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兼无叶底花。蛱蝶飞来过墙去，应疑春色在邻家。’此《唐百家诗选》中诗也。余因阅荆公《临川集》亦有此诗，云：‘雨来未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百家诗选》是荆公所选，想爱此诗，因为改七字，使一篇语工而意足，了无镵斧之迹，真削鐻手也。”据王安石曾孙王珏绍兴二十一年（1151）所作《临川王先生文集序》载，王安石《临川集》先由其门人薛昂奉诏编定，宣和中又有安石嫡孙王棣奉诏重新编定，后遭兵火散落，“珏家藏不备，复求遗稿于薛公家，是正精确，多以曾大父（按：即王安石）亲笔、石刻为据，其间参用众本，取舍尤详。”胡仔与王珏是同时代人，其所见《临川集》版本当为可靠，他见《临川集》中混入唐人诗，却曲为辩护。再如，黄山谷集乃其外甥洪炎所编，胡仔《渔隐丛话后集》后集卷二十八曰：“洪玉父（按：即洪炎）别编《豫章集》，李彤、朱敦儒正是，诗文虽少，皆择其精深者，最为善本也。”然而我们发现，正是洪炎所编“善本”《豫章先生文集》卷十一收有唐人贾至名篇《春思》诗，诗题改作《题小景扇》，正文改动五字。杨万里《诚斋诗话》曰：“山谷集中有绝句云：‘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零落杏花香。春风不解吹愁却，春日偏能惹恨长。’此唐人贾至诗也，特改五字耳。贾云‘桃花历乱李花香’，又‘东风不为吹愁去’。”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亦曰：“鲁直诗有《题扇》‘草色青青柳色黄’一首，唐人贾至、赵嘏诗中皆有之。山谷盖偶书扇上耳。至诗中作‘吹愁去’，嘏诗中作‘吹愁却’，‘却’字为是，盖唐人语犹云‘吹却愁’也。”陆游、杨万里对于此事也并未指责而是将其作为文坛趣话。又再如，李之仪《姑溪居士集五十卷》（即后世所传《姑溪居士前集》）乃乾道三年（1167）吴芾所编并序，最称善本，然就在《姑溪居士前集》卷九赫然收有唐刘禹锡的名篇《秋词》，题目改为《立秋日书唐行成扇》，同卷又收有唐陆龟蒙的名篇《和袭美春夕酒醒》，题目改为《书扇》，当今影响巨大的《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还配有专家的鉴赏文章。毋须再举例，我们可以认为：在这样的文坛风气下，作为以书法知名的北宋人蔡襄，其文集中难免有书唐人诗者，因此，就算蔡襄集版本可靠，也不能排除《桃花溪》是蔡襄所书唐诗。 其四，蔡襄书法日期不能等同于行迹。 莫文以《蔡襄集》中与张旭重出三诗（蔡集题名分别为《度南涧》《入天竺山留客》《十二日晚》）与其它标有日期的诗（如《十三日吉祥院探花》）编在一起，尤其是《十二日晚》与《十三日吉祥院探花》相连编排，因此认定为是反映蔡氏行迹的一组诗。如果对于一般诗人来说，这一推测是完全合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蔡集众多标有日期的组诗中，一般都在日期后配上具体情事，如《十三日吉祥院探花》《十三日出赵园看花》等，这些确可反映他的行迹。然而，蔡襄更是一位大书法家，他的许多书法作品也署有日期，这些纯粹日期只能反映当时书法的时间，并不等同于行迹，也不能等同于所书诗歌皆为个人原创。所以，对其所标日期应区别对待。王十朋等后人为他编集时应是将同类书法作品编排在一起。蔡集中纯以日期为题者仅两首，即《正月四日》《十二日晩》。《正月四日》有可能是蔡襄书曾巩之祖曾易占的诗⑥，《十二日晩》一首就是保存至今的蔡氏书帖名作，是否为十二日晩书张旭诗而忘了诗题？为何不在日期后配上具体情事？是原诗题与自己当时行迹不合而省去？我们不能排除蔡氏在特定游览情境下书写一两首唐诗。 其五，蔡襄书法真迹经过鉴定与《桃花溪》诗的作者之间无必然联系。 莫文引蔡襄书法《山堂书帖》真迹后附有元末明初大书法家倪瓒等人题鉴，即认定帖中二诗（即《十二日晚》《十三日吉祥院探花》）“肯定是出于蔡襄之手”，从而推论《桃花溪》（即《度南涧》）的著作权也当属于蔡襄。这在逻辑上属于典型的偷梁换柱。蔡襄书法作品经后代权威人士鉴定，只能证明帖中字迹“肯定是出于蔡襄之手”，并不能证明帖中诗歌著作权也一定属于蔡襄，也就是说，蔡襄书法真迹经过鉴定与其所书之诗的作者无必然联系，更不能以此为前提推断与此帖无关的《桃花溪》的著作权归属。按照莫文逻辑，岂不是所有古人书帖，只要经鉴定为真迹，帖中诗文的著作权就一定属于书者？就算这一逻辑成立，又怎么能进一步证明《桃花溪》一诗著作权也属于蔡襄？莫文全文多项论证的最终目的就是证明《桃花溪》一诗著作权属于蔡襄。但这一项论证的逻辑起点（书法真迹经鉴定）与终点（《桃花溪》著作权属蔡）之间的链接实在难以服人。 其六，对《升庵诗话》中于自己论点不利的铁证不能轻描淡写。 明朝中期大学问家杨慎的《升庵集》里有一条铁证，可以证明张旭的著作权不虚。莫文对此却轻描淡写，顾左右而言他。《升庵集》卷五十四《张旭诗》条： 张旭以能书名世，人罕见其诗。近日吴中人有收其《春草帖》一诗，陆子渊为余诵之，所谓“春草青青万里余，边城落日见离居。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可谓绝唱。余又见崔鸿胪所藏有旭书石刻三诗，其一《桃花矶》云“隐隐飞桥隔墅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青溪何处边？”其二《山行留客》云“山光物态弄春辉，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其三《春游值雨》云“欲寻轩槛列清樽，江上烟云向晚昏。须倩东风吹散雨，明朝却待入华园。”字画奇怪，摆云捩风，而诗亦清逸可爱。好事者模为四卷悬之。 杨慎亲见崔鸿胪家藏张旭“石刻三诗”，属于历史文物，也即《桃花矶》《山行留客》《春游值雨》三诗，既不像《春草帖》诗那样从友人口诵而来，也不是抄自其它书籍，而是亲自目睹“石刻”录下来的，且描绘张旭字体“字画奇怪，摆云捩风”，可谓铁证如山，毋庸置疑。而莫文仍以“诗题和本文都和《万首唐人绝句》所载者毫无二致”，怀疑杨慎是抄自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言下之意，杨慎睁着眼睛说瞎话，撒了个弥天大谎。杨慎是公认的明代知识最广、著作最多的王牌学者，不太擅长理论，却最擅长考辨，其理论观点时有瑕疵，但文献上很少出问题。何况“张旭诗”是杨氏亲睹文物，毋须考辨的！若能起大学者杨慎于九泉，必不能容忍莫文观点。试想，明朝人能看到的文物，难道宋朝人却一定看不到吗？“诗题和本文都和《万首唐人绝句》所载者毫无二致”，不正可说明宋人洪迈也看到过张旭石刻真迹吗？ 其七，由于唐代文献散失之严重，许多唐诗名篇皆首见于南宋以后文献，张旭今存十首诗亦全都首见于南宋以后文献，却不能因此否定其真实性。 莫文以“所谓张旭诗首见于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为逻辑前提，对张旭诗的著作权产生怀疑，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由于唐代文献散失之严重，许多唐诗名篇皆首见于南宋以后文献。如与张旭齐名的张若虚，其名篇《春江花月夜》即首见于南宋人编的《乐府诗集》，直到明代才引起选家注意；与张旭并称“吴中四士”的贺知章，其名篇《回乡偶书》首见于南宋曾慥编的《类说》卷十五；杜牧的名篇《清明》诗，首见于南宋末年人所编之《千家诗》；晚唐人张打油的著名的《打油诗》（即《雪》）也首见于明杨慎《升庵诗话》。等等。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它们的真实性。张旭今存十首诗亦全都首见于南宋以后文献，《桃花矶》《山行留客》《春游值雨》《清溪泛舟》四诗首见于《万首唐人绝句》，《春草》诗（即《一日书》）全文首见于南宋岳珂编《宝真斋法书赞》卷五，《柳》诗（即《濯烟帖》）首见于明人郁逢庆编《续书画题跋记》卷三，《杂咏》《见远亭》《晚过水北》《三桥》四诗（即《缣素帖》）全文首见于清人卞永誉编《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七。我们能因发现时间较晚就否定它们的真实性吗？ 其八，《万首唐人绝句》的文献价值不容低估，且张旭《桃花矶》诗还有宋代其它文献佐证。 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虽曾遭到陈振孙等人的指摘，但四库馆臣的《<万首唐人绝句>提要》在引用陈振孙、程珌等言论后，辩驳曰：“论虽正而实迂矣。”意谓不能因为有些瑕疵而否定此书重要的文献价值。的确，作为早期的唐诗总集，作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唐诗选集之一，《万首唐人绝句》对保存唐诗文献立下汗马功劳，许多唐诗赖此书得以保存下来为我们所知, 其文献价值绝不容低估。如唐代最著名的女诗人薛涛，其今存的七十多首诗，几乎全赖此书才得以传世。尤其是黄庭坚《豫章先生文集》卷十一《题小景扇》一诗，即唐人贾至名篇《春思》诗，上文已指出。然署名贾至的《春思》诗亦首见于洪迈《万首唐人绝句》，难道我们因为《豫章先生文集》编于北宋，而《万首唐人绝句》编于南宋初，就可以肯定此诗的著作权应归黄庭坚？莫文在过低评价该书的文献价值的基础上，又强调张旭《桃花矶》等三诗自从被选入《万首唐人绝句》后，直到明万历年间才受到注意，似乎该书的文献价值长期得不到人们认可。其实，南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卷八就引用了张旭《桃花矶》诗，署名“张颠”，正与《万首唐人绝句》相呼应。而莫先生在没有认真检索的情况下，结论难免武断。 其九，蔡集重出三诗，诗题和正文与张旭诗相异处，是我们判断著作权归属的重要证据。 《万首唐人绝句》选张旭三首七绝题目分别为《桃花矶》《山行留客》《春游值雨》，而《蔡襄集》中与张旭重出三诗题名分别为《度南涧》《入天竺山留客》《十二日晚》，题目全不同，《山行留客》《春游值雨》两诗正文蔡集分别改动一字。两相比较，蔡集或文不对题或点金成铁。如第一首原诗为“隐隐飞桥隔墅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明明在写桃花矶畔的桃花溪中有渔人捕鱼，诗人请教渔人：桃源洞在桃花溪的哪个方位？全诗的确写得意境清深朦胧，语言浅近而富有画意，且有一种引人联想的神秘意味，难怪蘅塘退士赞曰：“四句抵得一篇《桃花源记》。”诗中所写地点在今湖南。而蔡集题为《度南涧》，“南涧”是杭州西湖最大的天然水源之一，并无桃花矶、桃花溪、桃源洞等景色，可谓文不对题。第二首张旭诗题为《山行留客》，原文曰：“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全诗写诗人与朋友于明媚春光下在山中行走游玩，天色忽然有点阴暗，朋友怕下雨，急着要回，诗人劝道：即使是晴天无雨意，深山的云气也会沾湿衣裳，这和细雨有什么分别呢？此诗可谓清词妙意，诗中极品。而蔡集题为《入天竺山留客》，谁“入山”？“入山”如何与“留客”意思相连？是诗人“入山”后再“留客”？题意费解。而“山行留客”不仅题意清楚，与内容吻合，而且与正文互相补充发明。蔡诗还将第三句“纵使晴明无雨色”改为“纵使晴明无雨过”，“色”与“过”仅一字之差，工拙自明。“晴明无雨色”意谓天气晴朗毫无雨意，即没有变天要下雨的意味；而“晴明无雨过”则语义合掌，既说“晴明”，却又说“无雨过”，岂不是废话？比起“晴明无雨色”，“晴明无雨过”既语义单薄又犯合掌病。再说第三首诗，张旭诗题为《春游值雨》，正文为：“欲寻轩槛倒清尊，江上烟云向晚昏。须倩东风吹散雨，明朝却待入华园。”诗写作者欲仿六朝文人，春游园林，诗酒交欢，却被春雨所阻。于是想象邀请春风吹散雨障，好让我们西园英哲明天去华林园尽享宴饮之欢。多么富有豪情和诗意！而蔡集题为《十二日晚》，可能仅是书写此诗的时间，不能算真正的诗题。蔡诗将正文改动一字，即将“华园”改为“花园”，一字之差，意味全然不同。“华园”即华林园，六朝时著名宫苑，故址在今南京古台城内，齐梁诸帝常宴集于此。梁陆云公《御讲般若经序》：“华林园者，盖江左已来后庭游宴之所也。……重以华园毁折。”⑦《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载：“梁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觉有濠濮间想。’”唐时已不复其旧，张九龄《经江宁览旧迹至玄武湖》：“南国更数世，北湖方十洲。天清华林苑，日晏景阳楼。”韩愈《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祝融告休酌卑尊，错陈齐玫辟华园。”南唐时华林园仍为宴饮娱乐之地，《诗话总龟》卷一载：“宋齐邱江南二世为宰相，璟尤爱其才，然知其不正。一日于华林园试小妓羯鼓，召齐邱同宴。”至赵宋时已不存。“入华园”有文人西园雅集宴饮的豪情，张旭是东吴人，“华园”正在其家乡。诗的开头一句既然说欲寻“轩槛”（园林亭榭）去“倒清尊”（豪饮美酒），末尾自当为“入华园”，因“华园”（华林园）古来就作为雅集宴饮之所而驰名。而“入花园”则凡庸之辈入园赏花而已，一字之易，使全诗索然寡味。以上两诗所易“过”“花”二字，想必是蔡襄书张旭诗时误记或手书笔误，绝非像王安石那样有意改动，否则，以“惟绝句最妙”（《载酒园诗话·蔡襄》）的蔡襄不至于点金成铁。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人选张旭诗，文字皆同于《万首唐人绝句》，而他们选蔡襄诗，文字全同《蔡襄集》，无一例外。如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同时选张旭、蔡襄诗，卷四十二选张旭六首诗，其中四首文字同于《万首唐人绝句》（仅《桃花矶》题目被改为《桃花溪》），卷一百四十七选蔡襄两首诗，即《度南涧》和《入天竺山留客》，文字全同《蔡襄集》。可见是将张、蔡二人诗作并存，看作不同的诗。 其十，《万首唐人绝句》所录张旭诗与“旭书石刻三诗”全同，且与晚唐亚栖书帖诗排在一起，故录自张旭书法作品无疑。 《万首唐人绝句》所录张旭诗题目正文与“旭书石刻三诗”全同，说明洪迈可能见过张旭石刻、题扇之类书法作品。北宋蔡襄、黄庭坚（黄有《跋张长史书》）都曾收藏过张旭书法真迹，莫文认为“蔡襄收藏的张旭真迹后来归入内府了”。而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诗序》称开始只搜集到五千多首，后入宫中侍宋孝宗宴，“偶及宫中书扇事”，宋孝宗说：“比使人集录唐诗，得数百首。”可见宋孝宗也是从宫中“书扇”（书写唐诗于扇）中集得唐诗数百首，洪迈又将宋孝宗所收集的唐诗以及所拥有的唐人书法作品汇总起来，最终集得万首。还有一条证据就是，张旭为初盛唐间人，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却将张旭排在晚唐作家之列，与晚唐书法家亚栖排在一起，张颠三诗后紧接着亚栖的书帖诗《对御书》，据宋陈思《书小史》卷十载：“释亚栖，洛阳人。善草书，自云其书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尝对御草书，两赐紫袍。有诗云‘通神笔法……（按：即《对御书》诗）’。”可见亚栖与张旭一样擅长草书，洪迈所录张旭诗无疑与亚栖一样来自其书法作品。 结论：莫文的论点不能成立，《桃花溪》等三诗的著作权应归张旭。 注释： [1] 作者简介：李定广，文学博士，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贺裳《载酒园诗话·蔡襄》附，见《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10页。 ②见阎若璩《潜邱札记》卷六，四库全书本。 ③见《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④王士祯《居易录》卷三十一，四库全书本。 ⑤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42页。 ⑥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曾易占诗谶》。 ⑦见(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梁文》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
(作者简介：李定广，文学博士，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