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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艺复兴不能带来个人的独立与解放，人类个体的确立不是因为有了个体性的艺术，而是因为有了个体性的生产方式和保障个人个性化的“资本”。指望文艺复兴带来个体的解放，无疑缘木求鱼。那种逻辑推论——个性化的文艺具有对个体的启蒙性质，所以文艺复兴能带来个体的觉醒，觉醒了的个体追求解放，从而产生自由、平等的追求与人格独立的要求，这种要求会成为一种新的观念体系，进而引领人们创造新的宪政体系——这是一个审美乌托邦与政治乌托邦的混合体，这种逻辑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错误的。 关键词 文艺复兴 个体 群体 宪政革命 在经历了160余年的风雨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终于发展到可以讨论“崛起”或者“复兴”这样的话题了！在文艺界和思想界的相关讨论中包含着憧憬与期待，也包含着焦虑与茫然。人们隐约感觉到，似乎应当在全民族发起一场标志民族崛起的文艺复兴，然后期待在这一场文艺复兴中可以开拓出一条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政治发展的新道路。如果我们不仅仅停留在期待与呼唤，而是为这样一场复兴准备条件，积极推动，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就需要弄清楚，这场文艺复兴的图式是什么，即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艺复兴？ 本文的最终目的是回答这个问题，但却不得不以论辩的方式展开，这样既便于问题的集中，也便于问题的深化。我们以刘军宁先生的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B15版，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引自该文）为契机来思考这一问题。 关于文艺复兴的错误想象 我们需要文艺复兴，此乃这个时代的普遍呼声，问题是什么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作为西方人的历史和文化事件，在我们民族的文明进程中没有出现过与之相应的历史时期，结果我们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形容词来使用，比如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形容为“文艺复兴”。在当下我们关于文艺复兴的呼唤中，似乎还是把它用作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某种呼唤者渴望见到的政治与文化状态。这些呼唤者更进一步的做法是，把自身对未来的渴望想象为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完成了的事实。刘军宁先生的文章中呼吁个人的复兴，“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卑躬屈膝的个体能够昂首挺胸，冰封在群体中的个体得以复兴自我，在西方，启动这一进程的正是文艺复兴。作为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并扩散到整个西方的一场空前的持久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乃至影响到全人类的一次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击碎了由来已久的精神枷锁，塑造并普及了关于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观念。” 我不知道刘先生是从哪里得出这个结论的，我想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脑海里可能浮现的是布克哈特所说的文艺复兴是“世界和人的发现”，可是正如国际史学界对布克哈特的批评那样，这个结论早下了200年，即便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个体也没有达到他这里所希望达到的地位。 更要害的问题是，文艺复兴究竟是个体觉醒的结果还是个体觉醒的原因？同时，人的觉醒与个人的觉醒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强调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最主要的代表作是米兰多拉的《人的尊严》，可是他并没有说是“个人”的觉醒。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所呼唤的是针对“神”的人的价值与人的世俗生活的意义，并不是针对“个人”的价值。刘先生所呼吁的个人的复兴仅仅是一种想象，在这个想象的基础上，刘先生提出了一个口号式的东西：“文艺复兴的最大成就是在观念上复活了真正的个人，否定了抽象的、集体的、附庸的人，肯定了个人和个体的价值、尊严与伟大，断定个人不应该成为任何集体的附庸，主张个人是自身命运的主宰。文艺复兴向我们提示，每一个人是独立的小宇宙，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并拥有实现这一潜能的权利。而这正是现代民主文明及其制度架构的观念基础。”这句话很值得商榷，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即便是有人成为了这样的个体，也只是那些胡作非为的君主，那些自命高雅的廷臣，狂暴野蛮的雇佣兵队长，还有那些为所欲为的教皇与红衣主教。或许还能加上那些银行家与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布克哈特在其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确实把第二篇叫做《个人的发展》，并且确实提到了“个人的完美化”，但如果翻开内容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目录上，那么就会看到这样的话语：“暴君专制不仅在最大的程度上培养了暴君或雇佣兵队长本人的个性，而且也培养了他所保护的或为他所用的那些人——秘书、大臣、诗人和朋友——的个性。”［1］ 更不敢苟同的是，刘先生提出“世界不是由观念决定的，但是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制度都是建立在某种观念基础上”的观点。然而，人类行为和人类制度不是观念的结果，而是反过来，观念是实践的结果或者实践的要求。一个观念的合理性在于，只有当它成为社会现实的反映或者社会现实的要求的时候，它才是现实的观念。因此，在倡导任何一个观念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个观念的现实性，即这个观念是不是有现实基础以及这个观念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是否已经成熟。指望着靠“文艺复兴”来确立个体性的观点，显然没有看到，个体性的确立是建立在那些使文艺复兴得以可能的现实的社会状态之上，这种确立归根到底是个经济问题，然后才是政治问题。 如果再稍稍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社会生活做更深入一点的研究的话，就会认识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沉浸在宗教的羁绊中，人们开始热爱知识，但知识还没有能够成为精神的主人，所谓的个人的独立还建立在对某个团体的依附之上。即便是最顶级的几位艺术家的生活与创作，也只有在服从订货人或者雇主或者庇护人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其“个性”。 欧洲人真正个体意识的确立，是随着“公民”观念的确立才确立起来的，它是启蒙运动的结果，而不是文艺复兴的结果。在艺术领域内的个性确立更是在古典主义之后的事情。和梵高相比，拉斐尔的个性可以忽略不计；和罗丹相比，米开朗琪罗的个性还没有超过他的宗教情感。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个体意识的确立，人的主体性的确立，是从笛卡尔到康德的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那是文艺复兴之后很久的事情了。 文艺复兴不能带来个人的独立与解放，文艺复兴也不能代替启蒙运动。人类个体的确立不是因为有了个体性的艺术，而是因为有了个体性的生产方式和保障个人个性化的“资本”。指望文艺复兴带来个体的解放，那是缘木求鱼。 一个错误的逻辑链条 为什么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般来说文艺的繁荣标志着民族文化的兴盛与民族精神的勃发，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标志。但是凡呼唤“文艺复兴”的，总还有一些其它的寄托，结果我们经常能从对文艺复兴的期待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推论：个性化的文艺具有对个体的启蒙性质，所以文艺复兴能带来个体的觉醒，觉醒了的个体追求解放，从而产生自由、平等的追求与人格独立的要求，这种要求会成为一种新的观念体系，进而这个观念会引领人们创造新的宪政体系。其实，这个逻辑推论是一个审美乌托邦与政治乌托邦的混合体，这个逻辑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错误的。 第一，应当先把文艺复兴看作结果，再把它当成原因。如果说文艺复兴产生的是个性化的文艺，那么必须认识到，不是个性的文艺创造了个性化的人，而是反过来，个性化的人创造了个性化的文艺。但个性化的人的产生，不是一个文艺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个体独立的基础不是个性，而是个性得到了保障。那么谁在保障个体经济的独立？财富、权利，以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形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2］这个常识般的原理应当是我们研究社会现象的起点。当我们呼唤个体的价值的时候，首先应当追问保证个体价值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在此，马克思否定的是所谓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而没有否定财产作为个人独立的基础，然后他又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3］。这应当是我们的时代所谓的个体独立性的本质，文艺复兴时期所谓个体的独立（如果有的话）本质上也是资本的独立。资本的独立不是靠文艺，而是靠生产方式的转变，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类推：个体的独立不是靠文艺，而是靠生产方式的转变。因此如果期待文艺复兴能带来个体解放，从根基处就错了。 第二，文艺复兴的基础不是商业，不是市场经济。商业和市场经济仅仅是现象，在其背后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新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最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以为中国社会进入了商业时代就认为文艺复兴具有了可以发生的条件，这既是对“文艺复兴”的曲解，也是对中国未来文艺复兴的误导。在14、15世纪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过程中，商业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深入研究一下佛罗伦萨的经济结构，我们就会发现，佛罗伦萨的经济基础是毛呢加工业，然后是建之于上的商业，然后才是银行业。从原材料的进口到产品推向全欧市场再带回金融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把全城人分配到了整个生产流程中，人们为了能够进入这个生产流程而学习知识、技能，最终在这个生产流程中获得了自己的位置。从这个流程中产生并带回的资本，部分进入艺术生产，从而促进了佛罗伦萨的艺术繁荣。因此，不能因为商业化实现了就认定文艺可以复兴了。决定性的因素是，有多少人进入新的生产方式并且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需要而进行知识启蒙。 第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要么是政府订货，要么是教会订货，要么是富人订货，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体现出的个性与自由只能存在艺术自身的范围内，被我们想象出的那种“个性”在拉斐尔身上并没有充分体现。刘先生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每一幅杰作，无一不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我不知道刘先生究竟指的是哪一幅作品，说艺术传达人性还说得过去，但首先要把人性与个性区别开来。认为个性化的艺术可以带来个体的觉醒从而带来个体的解放，这是审美乌托邦。即便是这种审美乌托邦也是19世纪的产物，却被刘先生错误地想象为400年前的东西。认为文艺复兴体现了人性的复活，这有一定的道理，可是说它带来了个体的确立，实在是太抬举艺术了。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艺术的需要出于宗教、政治与装饰，而不是批判、反映或者解放、超越等等18世纪中叶以后的美学中出现的东西。我们怎么能把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的事强加给他们呢？这是刘先生对文艺复兴艺术的错误想象。 第四，在这个时代倡导文艺复兴的政治意图是为了宪政革命。关于文艺复兴被认为是宪政革命的前提的说法，历史已经对这个错误的观念进行了现实的批判。意大利人揭开了文艺复兴的大幕，可结果怎样呢？文艺复兴没有给意大利人带来宪政改革，也没有带来繁荣富强，甚至连民族统一都没有实现。意大利人沦为列强的掠夺对象，在之后的300年间，意大利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地位几乎不值一提。为什么呢？他们有了文艺复兴却没有出现我们想象的宪政革命，那么凭什么我们就可以想象说，只要中国出现了文艺复兴就会有宪政革命？——只要现实地看一看欧洲历史进程就可以发现对文艺复兴的政治乌托邦式的想象是多么荒谬。法国和西班牙以及英国的文艺复兴没有带来所谓自由平等的宪政国家，而是绝对君主制，是君主之个体性的确立，德国的文艺复兴更是呈现为宗教改革，这与宪政革命相去何远呢！ 第五，刘军宁先生认为，“中国人需要重建文化自信。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通过文艺复兴才能重建文化自信。文艺复兴首先是普世价值的文化寻根。只有确立、发现并承认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才有可能找回文化自信。”这又是一个怪论，我不知道没有什么文化传统的美国人是不是需要这种文化寻根，但他们很自信，历史证明文化自信源自科技与经济上的领先地位，这不是一个文化寻根能解决的问题，而且在个人价值与文化自信的联系上，这个“只有……才能……”是说不过去的。我们需要重建的不是文化自信，而是科技上的自信、经济上的强势地位。我们的传统文化失败了，我们必须建设新的生产方式下的新文化。在这条新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前行了90年，我们需要的是创造，而不是寻根。开放、学习、引进，然后才可能创造。即便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不是文化寻根的结果。15世纪的意大利人是伦巴底人的后裔，与罗马人没多少亲缘关系。重要的是创造出适合和指引当下社会发展的文化，即便是寻根也是以此为目的。 文艺复兴复兴的是什么样的个人 如果文艺复兴真的是源自个人的确立的话，那么，这场文艺复兴应该复活的是什么样的个人呢？作者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们从刘先生的文章中，只得到了一个模糊的回答：有价值、有尊严、有思想的个体。 如果我们希望得到的是布克哈特所说的那种个体，那么这种个体早已充斥中国。胡作非为的官僚，为所欲为的黑社会分子，还有新近爆发的资本家，这些人肆意地张扬着个性，标榜着个性。这些人不缺思想，他们会为自己的每一个行为披上思想的外衣。那么他们有尊严吗？这要看我们怎么界定“尊严”，而所有关于尊严的抽象界定都是苍白的。我们蔑视这些人，可此类个体的理想却是成为这种人。那么他们有什么价值呢？关键在于，他们实现的是怎样的价值，对于谁的价值。 在标榜个人的时候如果不勾勒出理想化的个人，不为个人的培养与发展指出方向，那么这样的标榜就是空洞无聊的。最要害的是，个体的价值是以什么方式展现出来的？是作为握有实权的官员，还是作为资本家，还是作为每一个公民？对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在此世界中生存，每一个个体只有展示自身的存在意义才是真正存在的，“存在就是存在的意义”［4］，只有个体展示出自身意义的时候，个体的存在才是现实的。因此，如果需要文艺复兴唤起个体的觉醒，那么就应指明是什么样的个体，这种个体对于谁有意义。 真正的个人，是群体中的个人，只有当个体为群体作出贡献，体现出自身的意义之后，才成其为“个人”。我们需要的是对群体有责任心，有爱心的个人，而不是只想成为“人上人”的个人，更不是那些总想从群体中超越出去的个人。我们缺乏有责任心、有使命感，愿意为群体的发展与进步奉献力量的“真正的个人”。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应当是人的现实的存在状态。如果所谓的新人文运动不是去建立现实的个人，而只是标榜独立与自由的个人，那么所有对“个人”的赞美与呼唤都是空洞的。 刘先生认为，“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这没有错。然而，现实是，在上级官员面前下级没有个体性，在老板面前雇员没有个体性，在资本家面前工人没有个体性，甚至在许多地方，妻子在丈夫面前没有个体性。我们确实需要个人的独立，但这种独立首先应当是经济上的独立，其次应当是自我发展的独立性。在前一个层面上，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因此我们需要一场产业革命，一场科技革命，我们需要耐心的推动与呵护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均衡发展，这才是未来宪政改革的基础，这才是建立真正个人的现实基础；在第二个层面上，我们需要推动每一个人尽可能的全面发展，让他有更多选择空间，唯有当一个人不仅仅是生产流水线的一个环节，不仅仅是“劳动力”，才有可能获得自我的独立性。为此，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是，普及知识，普及教育，把义务教育推广到12年甚至更长，让每一个渴望劳动的人获得技能培训，让他们掌握尽可能多的技能。如果我们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那么这场复兴应当属于民众，属于每一个劳动者。意大利人之所以能首先进行文艺复兴，是因为他们最先让民众的文盲率低于50％。文艺复兴的标志不应仅仅是几件经典的艺术作品的诞生，而是民众的文化知识提高与技能水平的提高。富足与自由是文艺繁荣的前提，而不是倒过来。 刘先生认为，“中国的落后首先要归因于个人和个人意识长眠不醒。”没有人不想独立自由地活着，人们甘于服从只不过是因为没能力赢得独立自由的生活。人们对于时尚或者其它什么事物的盲从，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体意识没有“觉醒”，而是他们的个体性根本还没有获得独立的条件。我们的任务不是唤醒个体性，而是建设个体性，而建设个体性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个体在经济上的独立。所谓个体意识的觉醒根本不是问题，因此也无需为此而弄一场“文化风暴”。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做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这也许是一种虚伪。人们服从不是因为“甘于”，而是因为“无奈”。如果是因为要“唤醒”个人而要弄一场文艺复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与宪政革命 刘军宁先生在对“文艺复兴”所做的近乎想象式的描述背后究竟要表达什么呢？因为倡导文艺复兴者无不把个体的觉醒与宪政革命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呼唤文艺复兴更像是一个幌子，而呼唤宪政革命才是目的。 我们需要一场宪政革命，这不是问题，没有人反对这一点，问题在于，这是什么样的革命，或者更明确一些，革命的理想是什么？没有一个理想作为指引，只是空洞的呼喊革命，这是口头革命。革命不是单纯的颠覆，在本质上它是一场建设。未来的宪政建设决不是靠个体的觉醒就能解决的问题。就像个体的觉醒需要条件一样，宪政革命也需要条件，或许二者需要同样的条件。如果我们真要进行宪政革命，那么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为个体觉醒与宪政革命准备条件。而这个条件首先应当是经济条件。那么我们现在的社会生产状态是不是具备了进行一场宪政革命的可能？没有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所有关于个体觉醒与宪政革命的呼喊，就仅仅是呼喊。 如果非要把文艺复兴与宪政革命结合起来，我的回答是，欧洲人的文艺复兴从来没有带来过宪政革命，所以指望着文艺复兴能够为中国带来宪政革命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仅仅是把文艺复兴作为宪政革命的幌子，那么这个幌子太破旧了；如果讨论的落脚点是宪政问题，那么就应当去分析和准备解决该问题的条件。政治理论的基础是对现实的分析，是对社会生产状态的客观分析，以及这种状态之上的政治状况、文化状态的分析。经济、政治、文化的状态决定着个人的状态，而不是倒过来。希望以个体的觉醒来唤起政治的变革，或者把个体的觉醒视为政治变革的前提，这是本末倒置。个体是置于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因素，能够唤醒个人的不是文艺，而是社会生产方式和这种方式对人的要求。如果想要靠文艺复兴唤起个人的觉醒，再由觉醒的个人带来宪政的革命，这对于文艺与个人而言，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如果需要文艺复兴，那是什么样的文艺复兴呢？——是能够让民众获得知识，获得技能的文艺复兴。如果需要宪政革命，谁能实现这场革命呢？——是社会生产。 在学术口号化的时代里，刘先生以“天地之间，个体为尊”为结语，那么我却回之以：天地之间，群体优先。 参考文献： ［1］布克哈特，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6-127 ［2］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 ［3］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8、39 ［4］海德格尔，陈嘉映、王庆节译. 存在与时间.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1986: 扉页 原载：《探索与争鸣》 2007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