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我们怎样才能根绝诗学废话？ 诗学（尤其是现代诗学）在空谈和废话的数量上，胜过了任何其它学科。诗学的历史拖累了它的未来。由于诗学在过去惯于空谈，今天有的诗学从业者竟至于断言：诗学永远成为不了科学。标明为“中国著名大学文科教材”的《文学理论》（作者王一川）便写道：“在今天看来，本质并不就等于确定无疑的实在，而不过是主体的人为设定而已。也就是说，相信事物存在着唯一本质，属于人的思维假设。人假定事物有其本质，就会竭力去寻找。而不同的人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会从同一对象中‘发现’不同的本质，这就使设想中的唯一本质变得多样了，因而也就不可靠了”。[1]（P69）应当说，这段话首先是对现代诗学史的正确总结，只不过也是对诗学未来的悲观主义展望。 诗学的虚假繁荣已成过去，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一部分学者溜进了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的队伍，支起了“文化研究”的旗号；有的学者虽仍然呆在行业之内，但也准备改弦更张，例如王一川先生在《文学理论》中为自己定下了“不研究文学的本质而只研究文学的属性”这样的任务。（P70） 空谈本质的诗学固然指导不了文学批评，勉强为之也只能带来更加不足道的废话；但根据任何所谓“文学属性”对文学作品所作的言说，也只能带来模糊含混、似是而非，经不起质疑。王一川教授对于王维的名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解说是：“读者透过‘水穷处’和‘云起时’的景色描写，以及诗人的‘行’与‘坐’姿态，不难体味出一种连绵悠长的余兴”。（P280）这里的“余兴”是王教授之所言文学的一种属性。我们却已经看到：王教授此段批评文字，说了也等于没说，是废话。“余兴”没有什么解释能力。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杜甫的诗《蜀相》。只愿意谈论文学属性的王教授这样评论道：“在富于刚性的森森柏树与带有柔情的映阶碧草之间，蜀汉丞相诸葛亮及其感人故事早已化作虚空中的云烟。面对此景此情，诗人不禁热泪涟涟。最末两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确实可以唤起读者的悠长余兴，令他们回味再三。”（P270） 像点儿样的文学批评，不应该是读后感、不应该是自由想象。王教授再一次使用了据说是作为文学属性的概念“余兴”，但这个“余兴”概念仅只有感觉色彩，除了指它能够“使他们（读者）回味再三”之外，我们不知道它又有什么相对客观的内涵。撇开这个始于感觉而且终于感觉的“余兴”不论，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文字是经不住盘问的：森森柏树何以是“刚性”的？映阶碧草又何以是“柔情”的？另外，“刚性”与“柔情”又有什么样的具体含义？文学批评又有什么权力把这些词拿来就用？还有，所谓“诗人不禁热泪涟涟”又是从何得知的信息？难道诗中的“英雄”仅只是诗人自指？至于所谓“早已化作虚空中的云烟”云云，就只能是与原诗不相干的自由想象了。 我们拥有一部光辉灿烂的文学史，但我们对于那些伟大作品的解释能力差不多还是零。满足于理论空谈和寄希望于纯粹的感觉，结果是一样的，产生的都是废话。 科学的唯一起点是感觉，但科学不能停留于感觉。王教授所批评的本质概念，根据现代诗学史的实际来看，诚然是学者们“从理论到理论”的虚构，远离了感觉；但如果王教授能扭住自己的那个源于感觉的“余兴”不放，从而把捉住感觉中的客观内容，那么，“余兴”终将成为一个“本质概念”——当然不是像王教授所言只是人类思维所假设的那种本质概念。 “余兴”一词及其使用，表明王教授在理论上满足于感觉，在文学批评实践上不介意于游词和虚构。据实而论，王教授主张“理论批评化”，而且果真能长久地表现出对于文学作品的关注，所以，王教授的诗学著作还不算是顶级的空谈和废话。 在我看来，《蜀相》一诗的妙处（即所谓悠长余兴），在于它内在的雄辩，具体说在于它对于“死亡”之消极意义所作的反复的隐秘论证。细论之如下： 一个人即使是身为“丞相”，但一旦死了，就只能“栖身”在“柏森森”的“城外”；一个人一旦死去，“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碧草的春色和黄鹂的好音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像“蜀相”这样的人，只要还活着，就会遭遇求贤者恭谦的请托（三顾频烦天下计），就可能开创伟大的事业（两朝开济）；这样的人什么时候死去，都可以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而这样的死，又是“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所以，死亡是可恶可厌的。 根绝诗学空谈的唯一方法，是实现诗学的科学化，也就是从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感觉出发，找出感觉中的客观内容。 二、反本质主义与文学批评的噩梦 王一川教授既然断言“本质”仅只是人们的“思维假设”，他的文学批评观就必然是悲观主义的、就只能对人们的天然期待泼冷水：“文学批评作为对特定文学现象的具体分析和评价，严格说来是不存在固定的‘方法’的。不同的文学现象要求不同的批评，何来预设的或先入为主的批评‘方法’？对‘批评方法’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人，应当趁早打消这一念头。文学批评总是活生生的具体分析和评价过程，确实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可以指导具体批评的方法”。（P347）为了证明“吾道不孤”，王教授打出了洋人的旗号：“我在2001年底赴美国麻省剑桥哈佛访问期间，曾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宇文所安教授谈过，他强烈地认同：批评没有方法可言。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P347） 连最天才迸发的艺术创作过程也多少是“有方法可言”的，王教授如今竟然说“批评没有方法可言”，这大概等同于把文学批评寄希望于批评家的灵机一动。但事实上，灵机的“一动”固然是可能的，“再动”就有些困难，“三动”差不多就是不可能的了。实际上，王教授本人在《文学理论》中展示出来的具体的文学批评，倒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示出了某种“固定不变的批评方法”——用王教授自己的话来说，批评是在“文学作品是感兴修辞”基础上的言说；而根据我们旁观者的观察，王教授的文学批评则是“文学作品是诗人运用艺术才能表达自身个性（思想感情）的结果”这一潜意识信念的具体化。王教授是这样分析柳宗元的名诗《江雪》的：“诗首先在全景式的宏大的空间里描绘出自然对于人的否定性场面，而随即‘蓑笠翁’的在场及其寒江独钓的行动，则显示了人所具有的化解自然与自身的对立的力量，并最终展示出双方归于和谐的状况”。（P98）所谓“在全景式的宏大的空间里描绘出自然对于人的否定性场面”，大概得之于对“万径人踪灭”的理解，所以还算不太离谱；但是，“‘蓑笠翁’的在场及其寒江独钓的行动”，怎么就“显示了人所具有的化解自身与自然对立的力量”？如果没有第三只眼，谁能够像王教授一样发现所谓的“双方归于和谐的状况”呢？这段话的空谈性质我们不必深究，我们可以从中看见“诗人通过某种设计巧妙地传达出某种思想感情”这样的无意识信念。《文学理论》书中众多的批评文字，大抵就是这一潜意识信念作祟的产物。可见，“应当趁早打消”的“念头”，是“不同的文学现象要求不同的批评”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 所谓“不同的文学现象要求不同的批评”，这话不仅在现实中不可能，而且是低估了科学的力量。科学的实质，是“异中见同”。过分“尊重”被研究对象的“个性”，就不会有科学的出现。今天，诗学（包括哲学）不仅是废话的垃圾站，而且是反本质、反科学情绪的大本营。 “不同种类的文学现象要求不同的批评方法”，这样的话才是科学的，因为科学的第一个关键是“同中见异”——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王教授对所有的作品似乎是一视同仁。个性的鼓吹者连“种类性”都视而不见。科学的能事是在对被研究对象的“种类性”有所感知的基础上去揭示某些种类的共性。王教授既然对文学作品的种类性没有明确的知觉，他与追求共性（本质）的冲动只能是无缘的——幸亏王教授已经决定不再去追求什么本质。 王教授关于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关系的论述，值得我们去辨析。“我认为，文学批评是文学理论的生长域。文学批评不只是理论武器的实战演习场，而就是新理论武器的制造场本身。批评不是现成理论的简单应用，而就是新理论的正在生成。正是在对具体文学现象的批评中，新的理论开始寻找自身的生长沃土。可以肯定地说，理论决不是简单地来自理论家的思辨头脑，而正是来自对于活生生的文学感兴的批评。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实际上是一回事”。（P346） 理论永远只能来源于对于文学现象的观察与分析，而文学批评又只能是在某种观点支配下对于文学现象的观察与分析——空谈家们总是容易陷溺于这样的思维（文字）游戏之中。 据实而谈，科学的诗学与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在同一个瞬间实现的。具体说即是：我们只能在面对文学作品时才能捕捉住某种本质概念，这就意味着我们也见出了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本质即是某种结构。科学的诗学和科学的文学批评的确可以拥有相同的定义：在文学作品中见出某个本质（本体）概念。 两者的差别是这样的：我们从某件（某些）作品中洞察出本质（本体）概念，此概念构成诗学的基本原理；当我们再到别的文学作品中去寻找这样的本体概念时，我们即是在从事文学批评。诗学上的本质概念即是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只要这个本质概念来源于科学研究而不是“思维的虚构”。 王教授对于文学作品的忠诚却也不是一心一意的，这表现在他过于尊重（理论或批评的）历史。人文学者大多患有历史主义敬畏症，只有科学才不拿历史太当一回事儿。王教授不无沉重地说：“对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来说，尤其是对于大学中文专业的教学而言，对现有的各种文学批评加以适当的概括和归纳，却又有着必要性。这是因为，如果不适当运用这种概括和归纳，以往的文学批评成果及其传统就无法得到应有的传承”。（P347）这样的话语就缺少永远只信任事实（被研究对象）这样的科学精神。“概括和归纳”学术的历史，其目的只应是为了显示最新被发现的真理（或者研究者所坚信的真理）的正确性，而不是为了“传承”它们。 三、文学批评与科学的诗学 李商隐的诗《夜雨寄北》曰：“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王一川先生对此诗所作的语译是：“你问我何时回家，我回家的日期定不下来啊！我此时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这正在盛满秋池的绵绵不尽的巴山夜雨了。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一齐坐在家里的西窗下，共剪烛花，相互倾诉今宵巴山夜雨中的思念之情，那该多好！”（P19） 这样的语译对与错暂且不论，它与译者对于此诗的“主题”所作的理解倒是相一致的：“这首诗表达了对友人的真挚而又深切的思念之情，是不容置疑的”。（P19）王一川先生为自己对此诗主题的见解挖掘出了似乎是有力的“内证”：“绵绵不绝的巴山秋夜之雨，含蓄地隐喻对友人的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令人叫绝。”（P20） 为了反对“怀人”主题说，我们不妨回到王一川先生的语译上来。何以见得“巴山夜雨涨秋池”乃是“我此时唯一能告诉你的”话呢？如果“我”真地对“友人”怀有“真挚而又深切的思念之情”，“我”就没有什么别的值得一说吗？另外，如果“巴山夜雨涨秋池”真地是“含蓄地隐喻对友人的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那么，原诗的前两句就应当被语译为：“您问我归期，归期定不下来，（我对你的思念就像是）目前这绵绵不绝的巴山夜雨啊！”王一川先生的语译整体上流露出了根深蒂固的常识心理，但当他把“巴山夜雨涨秋池”理解为“含蓄地隐喻对友人的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的时候，却又明显地与常识不相协调——按照所谓人之常情，当“我”说过“未有期”之后，“我”应当说一说“未有期”的原因，而不是发出任何情真意切的、“诗意的”感叹。 总之，“巴山夜雨涨秋池”只应当被理解为“我”对于为什么“未有期”作出的解释：：“你问我归期，归期确定不下来，因为现在正是‘巴山夜雨涨秋池’啊”。现在的问题成了：“巴山夜雨涨秋池”对于“我”的“未有期”又是什么样的理由？ 在否定了把“巴山夜雨涨秋池”理解为“含蓄地隐喻对友人的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的说法之后，“却话巴山夜雨”自然也就不应当被理解为“相互倾诉今宵巴山夜雨中的思念之情”了。朋友再相逢，应当相互倾诉思念之情——这是人之常情，但诗中并不总是只有人之常情，其实，原诗中的“却”字本身就有“打破常规”的意思。能传达出“相互倾诉今宵巴山夜雨中的思念之情”这一意思的古汉语，是“直（或者只）话巴山夜雨时”。 在与“君”“共剪西窗烛”的时候，“我”没有去倾诉思念之情，而只是“话巴山夜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巴山夜雨”其实应当就是“巴山夜雨涨秋池”，只是因为七言绝句形式上的限制才在诗的末句省略了“涨秋池”三个字。所以，现在的任务是弄清楚“巴山夜雨涨秋池”的含义。 但所谓“巴山夜雨涨秋池”的含义，不是指这七个字各自含义的总和。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功能或者人们对待它的态度来获得它的含义：它是“我”顾不上“君”的召唤而情愿滞留他乡的原因、它还是“我”与“君”重逢时优先谈论的话题。 我们又回到了老问题：“巴山夜雨涨秋池”对于“我”的“未有期”到底是什么样的理由？难道指的是因为秋雨绵绵所以“我”回乡的旅途不畅通吗？这样的解释似乎不值得一驳。这样，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因为目睹“巴山夜雨涨秋池”比起回乡与“君”相聚更有意义，所以，“我”就“归期未有期”；换言之，既然目前有“巴山夜雨涨秋池”之景象，“我”就不急于去回应“君”让我返回故乡的呼唤了。 总之，“巴山夜雨涨秋池”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在力量上超过了亲友之情对于“我”的召唤；因为它能占据“我”的全部心灵，以至于“我”不能按照人之常情去行事。《夜雨寄北》的神奇意味，源于这样的内在雄辩或隐秘论证。一切优秀作品大抵如此。 古代小说里把性交说成是“云雨一番”。“巴山夜雨涨秋池”似乎能更全面地象征性交。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夜雨寄北》的灵魂可以说是作为人性之一种的“窥淫癖”。“怀人说”与《夜雨寄北》是不相干的。其实，天才作品之所以是天才的，是因为它没有任何所谓的主题，只有命题作文才会有主题。王一川先生不仅自己相信“这首诗表达了对友人的真挚而又深切的思念之情”，而且还要断言这一点乃是“不容置疑的”。我们现在倒是“不容置疑地”看到了：人们容易不假思索地把文学作品当成是命题作文一类的东西，再从作品中找到某些词语，然后根据人之常情顾前不顾后地东拉西扯，又佐之以海阔天空的想象，最终写成了文学批评的文章。王一川先生宣称：“文学理论并不深奥”，（P1）想必文学批评在王先生那里同样与深奥无关。没有深奥的文学理论，就没有有科学价值的文学批评。 对文学作品说不出任何真知卓见的文学理论，意味着什么呢？ 参考文献： [1]王一川.文学理论[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原载：作者投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