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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美国华人文学的繁荣与“多元文化主义”的推广几乎同步，但国内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华人英语文学而忽略了华人汉语文学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关系。本文从美华双语文学创作探讨“多元文化主义”时代作家们对“文化中国”的怀想方式，即早期华人英语文学“近”而不得，华人汉语文学“退”而不能的尴尬状态，以及形成差异的原因，同时从大的方面指出新近的华人文学打破空间距离，表现中国文化传统的新趋势。 关键词 多元文化主义；美华文学；留学生文学；新移民文学 在美国发展过程中，一直占主流，现在仍然有一定声势的，是根基深厚的“熔炉”理论，追求美国民族在盎格鲁·撒克逊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一致性。我们现在说的“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结果之一，它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各少数族裔恢复并建树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自信。这样的努力不仅落实在具体的政治目标与政治行动上，如“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而且反映到感性的文学创作之中，造成族裔文学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繁荣，美国华人文学作为其一支也不例外。然而因为美国华人文学的创作者，不管采用华文还是英文为创作语言，不管是美国土生华裔，还是50、60年代的台湾留学生，或者80年代后的大陆留学生，甚至从东南亚等地辗转而来的华裔，中国作为地理概念已经遥远了，他们所能遥想的只是“文化”的中国。此外，美国族裔文学还有“多语性”的重要特征，这种状况对于美国华人文学来说特征尤其明显。事实上美国的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开始关注其国内的非英语文学创作，这也是“多元文化主义”诉求的一部分。鉴于此，本文在作纵向的历史经度讨论时亦作横向的跨语种讨论。 一、“近”而不得：美国华人英语文学对“文化中国”的怀想 中国传统文化，不管是在器物层面的日常起居，婚丧嫁娶，还是精神层面的民族哲学，世界观，对于华裔作家来说都是良好的灵感栖居所，也是取之不尽的资源。手中的“笔”如探矿针一般进入丰饶神秘的中国文化，在书写中反思自己的族裔性。华裔作家汤亭亭曾毫不讳言地说：“中国是我的创作源泉，我讲的最好的故事是关于中国的。”我们不妨首先以其为个案审视这一时期他们对“文化中国”的怀想方式。 汤亭亭可以说是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中执牛耳者，她的《女勇士》已经成了华裔英语文学发展中的分水岭。那么《女勇士》是如何走近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中罗列的中国传统文化符码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吃活猴脑、饮乌龟汤、绞脸裹足、招魂祭祖、武术气功、历史传说、民间谚语、唐诗宋词；花木兰、孟姜女、蔡文姬、岳飞、关公等等。正如一位白人评论家所言：“(《女勇士》)像中国织锦一般充满了富有文化的神话故事。” 然而这表面喧闹的中国文化符码暴露出作者早期理解中国文化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以及作品中女性主义思想诉求所引发的文化接受上的犹疑。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是指已成的文化，是过去文化的积存，它是凝固的，是有规定性的……；而‘文化传统’是指已成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倾向，是一种活动，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往往呈现为无规定性。”作者不管是在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轻视与摧残时还是在颂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女性英勇传统时，都是借文化符码说戏。这种策略更像西洋油画技法，堆叠得五彩纷呈，非远观不得其义，与中国艺术传统强调“留白”的意境与技法相去甚远。单从对文化的呈现技法来看此时的汤亭亭还未真正厘清“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作者在书中也多次借叙述者小女孩之口表示对中国文化的迷惑与不解，区分不了什么是真实的中国文化，什么是美国电影中的中国文化。 华裔作家的成长文化大多和汤亭亭相似。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家人的叙述、唐人街的呈现，还有就是美国电影的描绘。但家人的叙述与唐人街的中国文化往往定格在踏上美利坚国土的那一刻。外界的种族歧视、内在的种族尊严，使得曾经鲜活的唐人街文化渐渐地成了“文化化石”——满眼的文化符号、异国情调，却缺少鲜活的“文化传统”。这也是另一位著名华裔作家赵健秀的早期作品所揭示的失去生命力的唐人街文化。此外，美国电影中一以贯之的对中国文化的“东方主义”呈现也左右了华裔孩子成长中的文化认知。因此华裔作家将中国文化“约化”成一个简单的符号系统也就在所难免了。 可以说“多元文化”前期的华人英语作家基本上都在中国文化上做文章，在作品中描绘自己理解的、或者出版社，读者希望的中国文化。然而这种走进方式却在华人英语文学圈内产生强烈的争议，如当年争得纷纷扬扬的所谓“赵汤之争”——赵健秀斥责极负盛名的汤亭亭、谭恩美等人是“伪”华裔作家，指责他们篡改和歪曲中国文化以迎合白人口味。事实上，争论的本质就是，作品究竟是在迎合读者的好奇心堆叠文化符码，还是在美国文学中表达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神”内涵，以此建树华裔的族裔性，取得言说自我的话语权。这种争论有助于华人英语作家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意识，在市场与精神诉求之间寻求平衡。随着“多元文化”的不断深入，时代文化背景的转移，华裔文学的创作主题也发生变化。 总体看来，美国土生华人英语文学对中国文化采取了“近”的态度，尽管这种“近”的方式各不相同，并引发了争议。这一时期也有不少第一代移民用英语进行创作。由于生活阅历与写作诉求的差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更接近同时期的“新移民”华文创作，即“退”而不能。正因如此，本文对哈金、闵安琪等近年来很受市场和评论界重视的英语作家不再另起章节分析。 二、“退”而不能：美国华人汉语文学对“文化中国”的怀想 华文文学创作从华人踏上这片国土开始在美国就没有停止过，华文文学创作也经历过好几次高潮。这其中与美国多元文化背景有关，并且对于美国华文文学发展较为重要的主要是60、70年代的所谓台湾“留学生”文学，以及80年代以后的所谓大陆“新移民”文学。由于作者文化经验的差别、目标读者的差别、出版发行渠道的差别，华人汉语文学与英语文学有着根本性差异。“多元文化”在这里不是一种诉求，而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是配合作者反思中国文化的道具。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对世界汉语文学影响深远的20世纪60、70年代的台湾“留学生文学”。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如聂华苓、於黎华、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李欧梵、叶维廉、张系国、李黎等。作者大多数是因政权变迁漂落到台湾的大陆人士及其第二代。由于对台湾政治经济环境的不满，而继他们父辈“政治放逐”实行“自我放逐”。他们远离中国，甚至拒斥中国，却又不能忘怀于中国，因而为自己和民族的前途迷惘、痛苦和忧伤，是一群被称为“无根的一代的代表”的於梨华说：“别人都是有家可归的人，而我永远浪迹天涯。”她的一系列留学生题材小说十分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代人失根的痛苦和文化的困境。不仅是有乡难回、有国难归的隐痛，也不仅是竞争剧烈、谋生无着的不安，更突出的是来自东方的伦理、价值观念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距。如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儒家光宗耀祖的人生信条，与西方尊重个性与自我发展的人生态度格格不入，使“留学”与“学留”者们时时处于心理矛盾之中。在60年代的美华作家笔下，诸多主人公通过自杀寻求解脱，如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谪仙记》等。也许正是出于对自我的坚守，不愿意被改变，所以用死亡反抗。 80年代以后，美国的华文文学进入一个新时期，就是学界现在所谓的“新移民文学”。大批以留学为名而旅居北美的大陆学人带来华文文学主题的转移，也使华文创作从关注伦理层面的文化冲突，转向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文化冲突。“新移民”文学的发展一开始就与60、7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不一样。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急于将创伤留在身后，因此对美国的梦想也更加坚定，融入的心情也更急切。正如严歌苓所言：“呆下来，活下去。”当然由于因袭的传统文化十分沉重，最初的作品，如苏炜，查健英的一些作品也表现出文化落差所产生的迷惘和幻灭。然而随着新移民数量的增加、阅历的增加、融入美国社会的程度加深，加之国内市场阅读期待的推波助澜，在90年代初出现了一大批以“美国梦”为主题的自传体作品。以《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为代表，在国内引起巨大震动。从文学的艺术性来说，这一批作品都有所欠缺。90年代的大陆新移民文学和60年代的台湾留学生文学怀想中国文化传统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60年代留学生文学通过伦理层面的故事反映这批人文化上的左右不适，以及对中国文化无法割舍的痛苦，甚至以死亡求保节；而90年代的新移民文学却通过讲述美国梦的故事更多反映文化上的左右逢源，尽管也有文化上的不适应，但由于目的明确，为了生存与成功，一切似乎都可克服。和6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的高度精神性比起来似乎更有功利性，但正因为这种美国式的功利性与现实性才保证了这一批“洋插队”迅速在美国立足，生根。 虽说没有一个所谓的成功者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和做人准则，但90年代的新移民文学都对国内的政治运动、工作理念、精神面貌等方面做了很多对比性批评，怀想更多地体现于怀旧，一种对青春岁月的感性断想，并通过回忆国内曾经更艰难的生活来对比性安慰在美国所受的挫折，实际上使这种文化怀想具有了反讽效果。由于求生的迫切压过深刻的精神思考，所以不管成功与否，回首故国时都多少缺乏平心静气的深刻或有深度的文化沉思。总体看来，这一段时间内的创作对中国文化选择的是“退”。 5 三、文化融合与寻根问祖：美国华人文学怀想“文化中国”的新趋向 上面分别探讨了多元文化前期华人英语文学和汉语文学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怀想与书写方式，可以说“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华裔英语文学到了80年代末似乎更加繁荣了，除汤亭亭、黄哲伦、赵健秀、谭恩美以外，90年代还出现了任碧莲、李健孙、伍慧明、林玉玲等一大批作家，而在这些作品中有两种趋势值得注意。 首先以汤亭亭的《孙行者》(1987)和任碧莲的《蒙娜在希望之乡》(1996)等作品为代表的族裔身份的杂合与流动。《孙行者》中作为第五代华裔的阿辛已没有了《女勇士》中小女孩光宗耀祖的梦想，也没有了文化选择的恐慌。美国的华人文化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和其他文化如意大利文化，黑人文化一样的客观存在。他研究中国戏剧也不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偏爱，而是因为中国戏剧的群众性特点；他塑造关公也是因为关公的战斗精神与60年代的美国时代精神有内在契合。正如他的社区戏剧中的“万国旗短裤舞”一样，一切都是杂合的。 任碧莲的《蒙娜在希望之乡》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重视的作品。年轻的蒙娜从没有考虑自己的“黄皮肤”以及这种肤色所应该具有的种族身份。她活得很轻松，周围其他不同种族的年轻人也一样活得轻松。她要做犹太人，她的姐姐倒是要做“中国人”，然而又迅速地转换了身份，认同了天主教文化。小说中蒙娜这一代人似乎都可以在不同的族裔文化之间自由切换。一个具有深层文化积累的族裔身份能够如此轻易地转换?唯一的解释就是所有这一切族裔文化都只存在一个表象的符号特征，其内容已经被美国文化融合，就像现代的中式复古建筑，只是在屋顶，门窗勾勒出那么一点意思，内容已完全现代化了。这样的建筑要变成其它任何风格不存在伤筋动骨的麻烦。以蒙娜为代表的族裔身份自由流动实际上只是文化符码外衣的更换，外衣下面不变的是美国文化。 华人英语文学创作的另一个趋势就是“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或者叫做全球性写作(Cosmopolitan Writing)。这是一个与全球化同步，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日渐开放而产生的。这—类的作品可以以林玉玲(Shirley Ceok-linLim)的《月白的脸》(1996)、汤亭亭的《第五和平书》(2003)等为代表。前者以自传的方式写出--了华人的流散文本——从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到印尼到新加坡，再到美国，构成一个世界范围的华人文化圈，从世界的范围，以更宏大的视野透视华人文化；后者将怀想文化中国与走进／回归地理中国相结合，将中国大陆文化、港台文化、东南亚华人文化，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文化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彼此连接的文化圈，成为“世界主义”的文化中国。正如多元文化的概念从美国走向世界一样，这些作者对华人文化的反映也从美国走向全球，与文化的全球化达到了“视域融合”。 而对于华文文学而言，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开放程度的加深，两国交往的增多，美国华人文学的文学性增加，猎奇性作品退位，以严歌苓为代表，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如《扶桑》(1996)通过描写一位19世纪美国排华时期生活在唐人街的妓女的传奇人生，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东方主义、女性问题等各方面展开思考，以道家的精神“化”掉生命的苦难，塑造出坚忍、宽容、以柔克刚的“地母”型中国女性。移民经历拓宽了这批作家的创作视野，丰富了创作题材，而距离又有助于他们更清晰更客观地反思中国文化传统，寻找中国文化中可以进行现代转化的因素，并以此解决现代生活中的难题，以及多元文化中难以沟通的困境。此时的华文文学已不是60、70年代的文化感伤，而是更积极地面对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化碰撞，从中国文化中寻找积极的解决方法。 因为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和信息时代的便捷资讯，使得异质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异域不再是神秘的梦想而只是平淡的现实，新移民能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思考文化交流中的各种问题，也使得新移民做“世界公民”的意识日趋明显，还有许多作品已跨越不同文化的差异而进入到普遍人性的探索。这是进入21世纪后的更新趋势。 还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华人作家的文化活动，这是与跨国写作同样重要的创作行为。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已在两岸四地巡演的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2004)。在美国除了知识界的少数人，普通民众并不了解美仑美奂的中国古典艺术，他们所熟知的就是传媒中“东方主义”化的中国文化，或者唐人街的中国“民间文化”符码。2006年9、lO月份在美国西海岸巡演的《牡丹亭》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经典。怀想不如行动，这是一种更直接的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也是一种积极的趋势。和华裔文学的“世界性写作”有异曲同工之妙。 90年代之后是“多元文化”被讨论最多的时代，也是全球化速度加快，“多元文化”思维世界性扩展的时代。因此这时的美国华人文学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书写已超越一般意义的怀想，更具世界性视野。即使是第一代移民的华文文学创作对中国传统也不是一味的执著，而是反思多于固守，从容多于惶恐。这正是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美国华人作家们所乐见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当这一天真正到来之时，也许就是美华文学创作的“而”乐之时。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年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