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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文学的死亡成了一个颇为热闹的话题。话题的起因，殆与“可视文化”的日渐隆盛有关。人们对“图象”的依赖，使得电视和网络取代了书籍，使得娱乐化的观看取代了思考性的阅读，也使得有的学者产生了悲观的情绪，甚至看到了文学的日之夕矣的没落前景。 然而，在我看来，如果真的有一天文学死亡了，其缘故一定是别有所在的。所在者何？在于精神之澌灭，在于情感之冰结。试看今日之文学，其存爱人心者，存淑世心者，存疾邪心者，存求真心者，果有几何？名其为文学却无光亮亮的勇者之心与仁者之心，欲其不亡，亦难哉！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无疑是有那一团追求与担当的热心的。沈奇先生的“答诗友问”，就对80年代一往情深，充满了感伤性质的追怀。在他看来，那时的文学，是靠“理想”和“激情”这两只翅膀飞翔的。而对于被商业文化和可视文化压迫的文学，他给出的生路是：“重返本初自我的鲜活个性”，做一只“在疆域之外游走的猎犬”，甚至“不合群的狮子、老虎或野狼”——“这是一个艺术根性的问题”。由于诗来自社会和人心“不变的那部分”，所以诗及一切艺术的创造，皆贵有“心斋”，如此，“方不为时风所动，亦不为功利所惑”，方可得“大自在”，方可抵“大境界”。总之，此文识见精卓，大有意味，不可不读。 李万武先生的文章直接回答了具体的“文学”是如何死亡这一问题。在他看来，抽象地谈“文学死亡”没有意思，属“虚妄之言”。但具体的“当下”文学可能会怎样死亡，却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他将“可读性”的丧失当做导致文学失去读者、呈现“死相”的不容忽视的原因。他通过对“文体创新”问题的考察，揭示了“情感原则”对于文学的根本意义，强调了“审美感动力”对于文学的重要性。 梁鸿的文章也属于直指其失之作。她谈论的问题是当代叙事“历史观的简单化”。在她看来，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必须蕴含着内在的超越性视野。然而，我们时代的许多作家，“往往有一种简单的历史决定论，或表现为纯粹的愤怒，或表现为虚无与妥协。苦难往往被看做是某一历史阶段的过错所造成的，最终，对苦难的描述变成了对某一制度和某一历史阶段的控诉和谴责”。我们时代的作家，是不是有勇气“对某一制度和某一历史阶段的控诉和谴责”，似可存疑，但梁鸿最终的价值指归无疑是正确的：“在文学中，应该恢复爱的能力，恢复对‘中国’这一名词的爱，抛开现实政治、世俗性对它的干扰，寻找到纯粹的存在。不是为了狭隘的政治，而是为了寻找到与民族生活相联系时那种神圣且神秘的伟大情感。” 是的，在关于某些作品的真伪、优劣，我们的判断常常是与事实相乖的，导致的后果则是严重的。例如，由于当代批评的失职，由于当代批评所提供的错误信息，致使北京的“高中语文实验教材”编选者，将《许三观卖血记》等“伪劣”作品选入语文教材，从而引发了尖锐的批评和广泛的质疑。 葛洪在《抱朴子》中说：一个真正的士，在做人上，是既不“违情以趋时”，也不“躐径以取容”的。在我看来，以独立的求真精神，为人们提供可靠的判断和信息，这是无论“著名批评家”，还是“教材编选者”，都不可失去的“基础”。 原载：《当代文坛》2007/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