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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学术规范”喊得山响，似乎中国学术水平下降都是这厮惹的祸。而且在某些人看来，学术界抄袭不断，也是因为学术规范问题。可什么是“学术规范”?好像大家关注的还都是脚注啦、尾注啦、主题词啦、英文翻译啦，等等。注释当然是必需的，这似乎不值得大张旗鼓，是一个常识而已。我发现，大家更关注的是语言表达，经过多年的去汉语教学，欧化句式已经垄断了学术界话语权，那些真正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似乎已经不是“学术”了。 我确实有点纳闷。而且近年来，这个“学术规范”也开始搅扰我了。自思：我写作文学评论，总是从自己的感觉出发，总是力求公正地评价一部作品或一位作家，而且总是想着把文章写得好看、好读，争取每一篇评论都是一篇好文章。难道这与“学术”相违背吗? 于是，近期去了学校的图书馆，开始认真“研究”那些权威杂志。这些杂志我以前是读的，感觉许多文章真是不堪卒读。可翻开任何一个大学，任何一个省职改办的文件，这些杂志都是响当当的国家权威学术期刊，在它们上面发表哪怕一篇文章，那评职称就没有问题了。以前听说，许多教授、博导带着支票到那里“打点”；见过那里面的编辑，都牛牛的，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他们的经费很紧张很紧张，收点费用也是应该的，而且，又是一个而且，不是谁掏了钱就可以发表的。 我于是就远离了它们，因为觉得自己不配。可这回牵扯到“学术”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不能不十二万分的重视。 经过艰苦的研究，我更加坚信了一点，所谓学术论文的写作，一定要做到：晦涩、长句、不好好说话，让读者看了不知道是汉语，还是外国语，这在我看来已是很高的境界了。可再仔细看，还有更高的呢。就是必须言必称希腊，这里的“希腊”已经更多的成了福柯、德里达、海德格尔等西方当红的大家。不信，我们摘两段《小说评论》上发表的中文博士的文章看看： “此在的”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王安忆正是从市民的凡俗人生里，了悟到海德格尔这一论断的深意，发现生存在存在中的重要意义。因此，她总是给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创设各种历史与个体生活的变故与遭遇，让她们在这种变故与遭遇中去生存，在生存中显现她们的诗性品质。 再看一段： 在模糊的重要性这一点上，周大新并非毫无察觉，他也尝试着改进自己的风格。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原型的引入，包括原始图腾、神话传说、风俗梦境等等。所谓原型，按照弗莱的定义，是指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它具有象征的意蕴，但其象征的指向却是不明确的。这种意义的模糊性使文本带上了一定的神秘色彩，对“单纯”的明晰亦不失为一种中和与调整。但总的说来，这只是一种局限、边角的修正。 读者诸君如不厌烦，我们再看一两段文字，这是从著名教授、文学批评家张学昕先生的文章里随机抽出来的。谈的是贾平凹的《秦腔》。 我认为，在二○○○年前后，贾平凹的写作更加敬畏生活本身，在他的小说中开始直面原始的生存经验，并尽力从这种“看得见”的原始经验出发，同时，对生活、存在保持超然的审美距离，单纯地看，单纯地谛听世界所发出的声音。……可以说，这是贾平凹智慧的文学观的体现，也正是他的写作回到生活原点的开始。 你看看，“敬畏”、“原始”、“存在”、“单纯”、“智慧”、“生活原点”，这都是多么“伟大”的字眼，我们从这段文字里发现贾平凹似乎真是一个“天才”：他既能“直面原始的生存经验”，又能“保持超然的审美距离”，而且还能“单纯地看，单纯地谛听世界所发出的声音”。这不是“智慧”是什么呢?况且，他的写作还能“回到生活原点”，真是佩服。只是何为“生活原点”呢?可惜教授没有说，愚钝如我者只好望洋兴叹了。 为了正本清源，我们不妨看看梁启超先生是怎么写作学术专著的。我从书架上抽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版)，随便翻到129页，就看到这样精彩的句子： 这些话可谓极端而又极端了。咳!我不晓得习斋看见现在学校里成千成万青年，又当作何叹息哩。但我们须要牢牢紧记，习斋反对读书，并非反对学问。他因为他认定读书与学问截然两事，而且认读书妨碍学问，所以反对他。 119页，他斥责了李光地、方苞等假道学之后，有这么一段话： 此外像这一类的程朱学家还不少，我不屑多污我的笔墨，只举几位负盛名的为例罢了。我是最尊崇先辈，万分不愿意说人坏话的人。但对于这群假道学先生实在痛恨不过，破口说那么几句，望读者恕我。 即便谈小学、音韵学这样专深的学问，他也是那么的让人惊叹，看242页： 眉叔是深通欧文的人，这部书是把王、俞之学融会贯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把语词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著书的时候是光绪二十一二年，他住在上海的昌寿里，和我比邻而居。每成一条，我便先睹为快，有时还承他虚心商榷。他那种研究精神，到今日想起来，还给我很有力的鞭策。至于他创作的天才和这部书的价值，现在知道的人甚多，不用我赞美了。 音韵学为清儒治经之副产物，然论者或谓其成绩为诸学之冠。我素来没有研究，完全外行，对于内容得失不敢下半句批评，只把这门学问的来历和经过说说，还怕会说错哩。 读着这样的文字，我忽发奇想，如果将此书放到现在的出版社，这样的文字可能都是要被删去的。因为它太随笔了。而且此书还必须大动手术，做许多有关学术规范的补充与修改。当下的中国文学评论界、学术界，可以说宁要符合规范的学术垃圾，也不要不符规范的学术杰作! 既然我们的“权威学术刊物”上充斥的大都是学术垃圾，那他们有什么资格叫喊“学术规范”，有什么理由去“规范”他人呢?我想了好久，想出一个原因：武大郎开店而已!鲁迅说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一个真正的学者，咳唾成珠，不必用如此的牢什子约束自己。黄侃终生没有专著，可他平时读书时的札记、眉批，现在都成了价值连城的学术。 其实，“学术规范”本身没有错，可对它的过度强调，甚至本末倒置，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一套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一套枷锁，牢牢地锁在了期刊编辑、学院教授、研究生的身上。这也可能就是学术腐败的一个原因。许多教授、博士生，生吞活剥几个西方大师，然后拿着他们的理论到处“套”。同一句话既可给这个作家，也可给那个作家，文章写得也是像摸像样，不但外行人看不懂，就是专家也看不懂，可能自己也看不懂，但谁敢说人家的文章不是“学术”?你又怎能说人家的文章不符合学术规范呢?它哪一条都符合，甚至就是为“学术规范”而写作的，你又能说什么呢? 在“学术规范”下，我们没有了李健吾，没有了茅盾，没有了胡风、李长之。恐怕连王国维都没有了，他的《人间词话》放到现在到哪儿去发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可能算不上专著了，连一条注释都没有。梁启超也不行，《清代学术概论》有注释吗? 所以我开玩笑，孔子、庄子、司马迁这些人放到现在，大学是不要的。为什么?没有专著呀?孔子连论文都没有!庄子的那些文章能算论文吗?应该归到文学里去。司马迁到死都没有写完《史记》，能评上教授吗?即便在大学里混，早就考核不合格，下岗了。梁漱溟说，学问就是关乎自己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活在世界上，会有许多问题困扰着我们，于是我们开始研究它，也就是研究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真正杰出的学术著作都藏着或充溢着作者自己的精神、灵魂。 但是，在所谓的学术规范下，许多本无学术研究欲望、兴趣、能力的人开始步入这块园地，把学术作为自己获取名利或薪水的手段、工具。什么社会担当，什么文化传承，在他们这里都是扯淡，他们只记得学术规范，他们只知道用什么手段去骗取国家课题。 刘锋杰先生在《文艺争鸣》2006年1期撰文说：“文学研究职业化后，拥有这种职业的学者，往往是从职业出发而不是从研究对象出发来制定自己的研究计划，结果也就千方百计地试图使用新方法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以便生产成果，满足任职的需要。这一现象，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更加突出，因为职业的竞争更加白热化，挖空心思使用新方法以期获得新成果，也就成为一种职业的规则被大家所接受并狂热的执行着。因此，职业化，其实是将文学研究弄得越来越复杂的一个重要的利益驱动机制。” 于是，真正的文学批评罕见了，有血性有见识的文学评论家凤毛麟角!夏志清说：“一个人文学作品读得极少，‘感受力’和‘洞察力’极弱，不管他借用任何最时髦、最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也无法变成一位批评家，他只是‘人云亦云’，向某一派、某一权威俯首称臣的可怜虫而已。”(《追念钱钟书先生》) 所以，只有当文学研究不是一种职业，那时对文学的理解才能摆脱职业利益的驱使而能较为本真地接近文学的本身了。也只有当一个人热爱文学，他才有做批评家的资格，否则只是学了几套文学理论，自欺欺人而已。 原载：《山西文学》 2007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