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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内的中国文学火爆式批评相比，国内的外国文学批评则显得颇有一种温、良、恭、俭、让的味道。国内中国文学批评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诸如“文学是怎样死亡的”、“文学何时告别丑陋？”、“文坛的假面狂欢何时休？”等只看标题就令人胆颤的文章。批评者各个立场鲜明、观点独到、语言犀利。 国内的外国文学批评则不然。纵览国内主要的外国文学批评期刊，难以见到像此类一针见血地表达出批评者立场的文章。即使偶尔读到评价国外通俗文学的文章或专著，也总给人以俯首帖耳、满脸堆笑的感觉。用词之客气、委婉，完全是一副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模样。是不是那些国外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个个都是珍品，字字均为珠玑，所有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均为惊世骇俗、意义重大，因此并不存在如李万武、毛志成、姜瑛所说的情况？ 其实不然。从宏观上看，外国文学史中诸如李万武、毛志成、姜瑛等人所说的情况并不少见。仅从欧洲文学发展的嬗变来看，无一不是在“扬弃”中前进的。古代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和运动，都是在批判前者的基础上构建起自己的审美旨趣和价值取向的。 我们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呢？是像李万武、毛志成、姜瑛等人那样敢于去直面，甚或放开嗓子“骂骂大街”，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对国外文坛所发生的一切都奉若宝典、圭臬，进而去“解码”般地加以评说。 文学批评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批评家也各有其批评风格，但是我们对一些事关重大的文学思潮、文学理论等的阐释也不能太过于“俯首帖耳”了。例如，这些年来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颇有市场，从事的研究人员也甚多，但是纵观其研究成果，发现多数仅是满足于译介国外的一些术语和观点，而缺乏富有创见性的理论研究，更鲜有把对它们的研究视为是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对自身文化的建构。这说明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在西方的文化资源面前，缺乏一种自上而下的批判、审视精神，自始至终把自己定位在学习者、阐释者和输入者的席位上。 当然，出现这一状况也是事出有因。首先，受到资料和时空的局限。在中国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确有些情况特殊。一方面，从事外国文学批评的中国学者不能像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那样，能够近距离地观察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他们只能以“异托邦”的视角看待国外文坛所发生的一切。另一方面，国内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一般学者在做研究时，基本上都是以获奖的大作家为对象的，这些作家的整体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由于资料的原因，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很难看到一些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也无从知晓一些尚未衍变成重大文学运动的事件，并因无法了解到一个民族文学的全貌或某个文学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很难形成对这个民族文学或某个文学事件透彻而深刻的认识，从而不具备写出高屋建瓴的文章和著作的条件。 其次，国内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些普通学者的自身文化修养和知识结构等方面的不足，也使其很难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并因此阻碍了他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表达中国学者的文化立场。遑论像鲁迅等文学前辈那样，通过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来构建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少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之所以在评价一些大部头且内容、写法极其繁杂的作品时，不愿意把自己“困难”和“恼火”说出来，一是因为感到难为情，外国的东西，尤其还是被称之为经典、名著的东西怎么能看不懂？说看不懂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水平低？二是因为满足于所谓的学问和与世界同步的错觉。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在写评论之前，总是要看看国外的相关文章和著作的——这被人称作学问——而自满自足。更为重要的是，在借鉴、阅读的过程中，中国的学者往往习惯跟随着西方的主流批评跑，他们说什么，就全盘地信奉什么，有时还会因为比他人更多地知道一点国外学者的观点而沾沾自喜——独立的批评立场就在这种与世界“同步”的快感中消解掉了。 强调独立的批评立场，并不是鼓励批评者们去骂大街，而是希望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者在增加自身文化素养的同时，挺起腰杆，把脸上的笑肌稍稍地调整到应有的位置。温、良、恭、俭、让是我们做人的传统美德，但这种美德如果只是一味地无限度放大，就是丧失了做人的原则。与西方的现代文学发展历程相比，也许我们还相差得甚远，需要学习与借鉴，但其前提是必须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就像中国的批评家面对自己的本土作家一样。 原载：《文学报》2008-06-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