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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底层文学、底层写作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文化景观，底层文学的出现标志着当代文学的重要转向。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身体和欲望被不断编码，崇高和理想等精神价值逐渐解体，历史的宏大叙事渐行渐远的“小众”时代，底层文学和底层写作的出现带给人们沉甸甸的思考。在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这一语境下，有学者将底层文学视为一种伦理写作，也有学者认为它是资本神话时代的无产者写作，甚至还将它看作是传统左翼文学写作的回归。客观来看，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由于这些理解大部分都是在传统文学观念的框架内对底层文学的解读，因而对底层文学的把握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使我们有一种理论解读和阐释的无力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底层写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乃是理论建设的不足。我们可以将‘底层’理解为一种题材的限定，或者一种‘关怀底层’的人道主义倾向。但除此之外，却缺乏更为坚实有力的支撑，甚至‘底层’的概念也是暧昧不明的”。①这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在现有的文化资源中，底层文学和底层写作在理论场域中基本上处于边缘地位，这种边缘性地位使得底层文学的身份和理论探讨异常地复杂，当然也使它具有巨大的、潜在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由于“底层文学”这种身份的复杂性，同时也由于它所具有的内在生命力，已经凸显出了旧有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在话语资源上的匮乏和解读的无力，这就使所谓的“底层文学”亟需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和建设，从而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 将“底层”作为写作的对象或者潜在的阅读对象是否就意味着在写作中占有了道德制高点？阿尔都塞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切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全都求助于道德，而道德对于解决真实问题只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②显然，从学理上讲，我们无法通过伦理道德的优先性来确立底层文学叙事的正当性，更无法确立底层文学理论话语的合法性。关于“底层文学”理论的探讨和建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其写作的主体和对象究竟是否具有底层经验，也不在于是否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关怀，因为从漫长的文学史来看，从来就不缺少关心民生疾苦，关注社会人生的文学创作，仅仅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和定位底层文学和底层写作，反而降低了它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因而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底层文学和底层写作之所以能够出现的思想史的语境是什么，它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又是什么？ 答案就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问题，这也是底层文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的深广的历史和现实的语境。这种现代性至少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另一个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这一语境为理解和把握“底层文学”的出现及其意义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在文学现代性的语境中，我们说底层文学是文学的自我救赎，而在社会现代性的语境中，我们说底层文学是一种救赎的文学。 二、对当代文学建制的颠覆 毫无疑问，当我们提出“底层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文学”是其最基本的限定，而“底层”则决定了它的叙事方式、表述内容以及言说的对象，因此，底层写作和底层文学是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创作意识和创作方法以及文学观念，所以，“底层文学”同“纯文学”之间在观念上的矛盾便凸现出来。就其内在意义而言，这种矛盾凸现的恰恰是当代中国的文学现代性问题所具有的内在的矛盾和冲突。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建构过程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文学史的叙述中，其内在的理路和表述策略就是以人性和审美来重新书写文学史，因此，“审美性”和“文学性”构成了其中的主题和关键词。其实不独当代文学，当代大部分的文学研究都是按照这一理论策略展开自己的表述的，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科研机构，出版和传媒市场，文学生产和文学制度等要素纠缠到一起，共同建构了我们关于文学的知识、理解以及对它的判断。这种关于文学的理念消解了自20世纪中叶以来的文学观念，也即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文学观念。文艺的中心问题不再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面向自身的问题，强调文学的自律而不是他律，用所谓的文学的内部研究来颠覆文学的外部研究。无论是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还是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无论是文艺理论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还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写文学史”，它们都共同构成了这种观念的具体显现。另一方面，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当代文学的叙事理念就变成了所谓的“纯文学”，而在叙事的对象和叙述内容上就变成了所谓共通的人性和人道主义观念。如果说20世纪中叶以来基本的文学观念是“人民文学”的话，那么80年代以来的文学观念就逐渐变成了“人的文学”，而在“人”的旗帜下，文学的发展过程被解读为人性的发展过程，文学的历史就是人性的历史，人的感性、身体和欲望获得了表述自己的权力，阶级性、人民性等内容则被视为人性的对立面并且从文学中被剥离出去。所以，根据这样的逻辑，文学的现代性就等于文学的人性，而文学的人性在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上就应该显现为“文学性”和“审美性”。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理论话语资源的匮乏，无论是对人道主义，还是对所谓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理解，都存在着认知上的不足，而这种认知的不足又必然导致当代的文学制度所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成为问题。直至今天，对于这些概念的厘清依然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理论工程。由于这种理论先天的缺陷，在具体的文学实践和“纯文学”观念之间也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所谓的“人性”逐渐被抽空成为“性”，人的身体、感性和欲望在文学创作中经历了逐渐的躁动、觉醒和宣泄的过程，与此同时，文学也逐渐丧失了应有的深度和厚度，丧失了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力量，真正的社会大众的生存体验和他们的社会生活被放逐到文学之外。审美、娱乐是人的基本需求，然而当这种需求走向极端会导致什么后果呢？科林伍德告诉人们：“当娱乐从人的能量储备中借出的数目过大，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偿付时，娱乐对实际生活就成了一种危险。当这种情况达到危机顶点时，实际生活或‘真实’的生活在情感上就破产了。……这时，精神上出现了疾病，它的症状就是无止境地渴求娱乐，并且完全丧失了对实际生活事务、对日常生计和社会义务都是必要的工作的兴趣和能力”。③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正是如此，从“人民文学”到“人的文学”再到“性文学”，从“人民性”到“人性”再到“性”，我们看到，当代文学逐渐缺少了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在无根的飘浮中过于追求所谓的审美和娱乐，反而使自己在精神上陷入了危机，出现了疾病，在放逐了历史和现实之后也放逐了自己。就像贾樟柯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所说的，当下中国的文化现状是太追求娱乐了，而过于娱乐的时代往往在精神上就变得非常脆弱。 面对这些问题，即便是当年提倡“纯文学”的论者也在积极反思关于文学的理解。这时的文学研究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当代文学现代性的话语实践应当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它的规范和标准是什么？这一现代性进程应走向何方？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底层文学的登场是一种无声的回答，对当代文学的认知图绘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当代文学的迷失是文学现代性实践的迷失，但是这并不等于文学现代性进程的失败。底层文学的出现与其说是对文学现代性观念和体制的一种“反动”，毋宁说为反省文学现代性的观念和体制提供了思考的参照，它告诉我们，文学的对象、文学的观念和文学体制的建构本不该如此狭隘，所以，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过于迷失的当代文学对自我的一次救赎。一方面，文学的生命来自于同作家血肉相连的人们生活的洞察，而底层意识的觉醒正是文学向自己生命的土壤的回归，它使文学恢复了自己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蕴。另一方面，底层文学也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并回答这样更为根本的问题：当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已经商业化、市场化和体制化之后，当理想主义和精神价值渐行渐远之际，我们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念？我们应该如何书写和表述文学的历史？文学的限度和文学的可能性是什么？ 三、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 如果说在文学现代性的语境中，底层文学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反思当代的文学生产和文学制度的话，那么，在社会现代性的语境中，底层文学的出现可能会有更为深广的意义。围绕如何定义“底层文学”有很多争论。无论是底层的生存经验还是底层意识，“底层”都像是一个巨大的空间隐喻，它使人们想到的是身份的卑微、生存的艰难和生活的贫困，总之是处在社会的最底端，是被压抑、被排斥、被边缘化的社会阶层。 有关现代性的叙事主要就是建立在人的生存，尤其是个体生存的基础之上，“现代性不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④而如果从这一视域来考察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在知识精英的观念和话语实践中，大众被看作是需要被启蒙的对象，因此他们失去了表述自我的权力。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现代性的进程带来的是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和生活的不平等以及身份歧视、地域歧视等问题，而这些又被人为地隐匿到社会生活之中。这两点纠缠到一起其实就成为一个问题，也就是对“底层”的怀疑和拒斥。因为“底层”意味着边缘、异质和差异，他们徘徊在社会生活之外，从而成为弱势群体。他们既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有可能是罪恶、贫困等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底层的形象是鄙陋、野蛮和粗俗的，他们是现代性进程中危险的他者，而这种观念正是源自西方现代性问题的开端所设立的一个基本原则：理性和非理性、文明和野蛮的对立。这种对立不仅塑造了观念的等级，更成为社会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关系。在这种基本的思维框架内，“底层”既失去了自己的社会资本，也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资本。不惟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文明与落后之间的无数的农民工，失落了自己的身份，文化资本和身份意识的双重迷失使得“底层”群体既失去了表述自我的权利也失去了被表述的机会。 比如，有一首署名“云中游”的打工诗歌《老牛》这样写道：“一声短短的嘶鸣 如柱的目光/高昂向一生守望的故乡/一滴浑浊的泪垂落于城市丰盛的餐桌/狼藉的杯盘里 几根傲骨冒着曾经的骨气/碟里的两颗眼睛死盯着忙碌而光秃的筷子/像一枚绿叶寻着根的方向/又像烈酒在喉咙里汩汩的述说。”在繁华都市被遗弃的角落，在城市璀璨的霓虹灯背后，是寻找着梦想的漂泊着的千万打工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和心灵，都市物质的丰盛和繁华却在挤压着打工者的灵魂，然而都市的自大和傲慢反衬的却是身处最底层的打工者那虽然卑微但是却高傲的梦想。 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卑微的个体或群体如何在历史的边缘和阴暗的角落书写自己的历史？在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语境中，被排斥的底层如何介入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建构？换言之，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底层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主体意识？底层是现代性的参与者和积极的力量还是必然的缺席者？从这个意义上看，底层文学既是一种写作策略，更是一种积极的文化认同策略和话语实践。所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打工者是时代的建设者 时代的第一生产力/城市的生力军/是城市的砖与墙 铁与钢 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是承受城市的一根横梁/力！量！……/是的 总有人走过那里颤抖着翻开历史/这座城市 无不是千千万万打工者/立起来的 一座丰碑”。（程鹏：《打工，一个潇洒勇敢的称谓》）这是底层身份意识的觉醒，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实践，底层文学以这种方式实现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主体身份的建构。在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性进程中，卑微的个体不再渺小，不再是被边缘化的他者，而是叙述的主体，是力量的源泉，他们要书写时代的宣言和自我的历史。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就是“力！量！”就是时代的丰碑，就是历史的主角。 底层文学不仅是文学对自我的救赎，它更是一种救赎的文学，是在时代和历史的空白处对那些被压抑、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弃的底层群体精神的救赎，同时也是对社会现代性的一种救赎和反思。被放逐到现代性进程之外的底层拥有了言说的权力，它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现代性？个体的生存经验如何能够被有效地建构和表述？我们应该如何重塑新的主体和意识形式？我们应该怎样在尊重差异，尊重他者的前提下，实现文化观念、身份意识和生存经验的认同？ 四、小结 以上从现代性的两个方面对底层文学的出现进行了分析，通过这种分析，底层文学的话语策略、话语建制以及话语潜在的基本语境等问题就凸现出来，无论是当代的文学建制还是社会观念都需要被质疑、被反思。尽管本文的分析仅仅是一种尝试，但是至少可以成为理解、分析和阐释底层文学的一种视角，而且我相信，这一视角对底层文学的理解更符合当代社会文化景观的基本特质。当然，现代性语境中的底层文学带给我们的思考应该比本文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更为复杂和深刻。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底层文学这种话语实践会不会和消费主义达成某种共谋，从而消解自身所蕴藏着的激进性力量？在内容和形式都很粗糙的情况下，底层文学如何实现自身质的变化和提高，而不至于沦为一种新的工具？支撑底层文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根据和信念是什么？……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使得对底层文学身份的确认和解读异常复杂和艰难，相比于鲜活的但是却暧昧的底层文学创作活动，我们所做的仅仅是第一步而已。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的结尾处引用了本雅明的一句话：“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⑤我愿意借用这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和真正的问题的开始。□ ①李云雷《如何扬弃“纯文学”与“左翼文学”？》，《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②［法］路易·阿尔都塞著、顾良译《保卫马克思》第245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③［英］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著，王至元、陈华中译《艺术原理》第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④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1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⑤［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23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原载：左岸文化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