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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十来年前吧，一位曾经写过中国人的“辫子”、“小脚”和“风水”的作家，突然发起了对鲁迅的议论，认为鲁迅的批判“国民性”实际上是受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而所谓的中国“国民劣根性”不过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给自己入侵中国制造的一种理论。此论一出，顿时舆论哗然，因为善良的人们都没有想到，怎么鲁迅为之而几乎奋斗了一辈子的“国民性”批判和改造，竟然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但是，很快有人指出，这种所谓的西方殖民主义云云，既不符合当时的实际，也是从根本上违背了鲁迅本人的思想。很难想象，鲁迅从《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起步的小说和杂文写作，竟然是受了西方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那么，如果顺着这样的一种逻辑，客气地讲，是鲁迅上当受骗了；严重一点说，那岂不是在为西方殖民主义、而且是侵略理论在张目？ 不料，最近在南方一家报纸上出现了这样一篇文章，一方面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同时还发展为是鲁迅在“自虐”:“不可自控地出现了以‘国民劣根性’批判为代表的‘自虐’倾向。” 问题还是要回到所谓的批判“国民性”。该文章认为，在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过程中，因为屡屡失败，于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就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劣根性”。这种说法貌似客观，实际上却避开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那就是对“国民性”的思考和批判，实际上也是当时文化发展的必然。关于文化的概念，现在学界大多认同“同心三圆说”，即最外围的“器物”层、中间的“制度”层和核心的“思想”层。经历了“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得来的却是中日甲午海战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试图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制度改革的康梁变法，最后是“百日维新”而喋血菜市口。正是在血与火的事实面前，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文化的核心层，那就是思想、道德、价值观等等问题。这就触及到了所谓的“国民性”思考和批判。 其实，从鲁迅来说，有关“国民性”问题，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美国传教士Smith(中文名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素质》。直至鲁迅去世前半个月，鲁迅还专门谈到:“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真的很难设想，这时候的鲁迅，还在受着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理论的影响，甚或还是在所谓的“自虐”。老实说，这种所谓的西方殖民主义、“自虐”云云，完全是西方一些所谓的汉学家的编造。从对五四表面上的肯定，到认为其犯了“激进主义”的大错——从而还影响到了以后的“文革”，进而去寻找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于是，把五四影响最大的批判“国民性”，同所谓的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理论相联系。这么一来，“国民性”问题简直是罪恶滔天、不可饶恕。 历史告诉我们，从梁启超开始的关注东西方文化，到陈独秀提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个人、法治、实利为本位和东洋民族以安息、家族、感情、虚文为本位，实际上就拉开了对“国民性”的思考和批判。到了鲁迅，锋芒所向，集中到了“国民劣根性”，其本质，都是为了迅速改变和提高中国的“国民性”，从而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 该文章认为，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常常偏重于底层人，也就是主要体现在闰土、祥林嫂、七斤、华老栓、华小栓、阿Q等等小人物身上”。这个判断完全不对。在鲁迅的小说中，何尝没有吕纬甫、魏连殳、四铭、高老夫子、赵老太爷、“假洋鬼子”这些所谓的“上层人物”呢？还有，那就是对知识分子深刻反省的“狂人”、涓生、子君，还有《一件小事》中的“我”、《弟兄》中的沛君等等、等等。另外，散文诗集《野草》，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灵魂拷问和陷于“过客”、而又不愿做“过客”的无比痛苦的展示。我在想，其实，这些都是鲁迅作品中的明显事实，怎么会视而不见呢？ 的确，在“国民性”问题上，鲁迅是以其强烈的批判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鲁迅也有这样的肯定:“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祖传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还满怀期待地呼唤:“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会有真进步。”这些，都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是对“国民性”改造目标的思考。 难道鲁迅只有批判的一面？再说，即使批判，又有何错？ 该文章还提出一个很令人吃惊的看法:“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我觉得，这又是一种怪论了。所谓“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存在决定意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明明白白存在着不同的国民性和民族性。如果真的按照全世界、全地球只有一种人性，那么，多多少少的有关研究和理论，岂不都成了多余？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欧洲古代史家有尚文教的雅典文化与重武功的斯巴达文化之分、英国史家有北部苏格兰山地与中部低地文化之分、美国史家曾有新英格兰区，南部植棉区，西部放牧区之分。我想，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还是有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国民性和民族性的差异。这总归是一个客观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一些观点(诸如“自虐”)，其实来自于不同语境中的不同人们。问题在于，首先我们不能拾人牙慧，凡是都要想一想、问一问；还有，我们出版海外的一些书籍，经常是进行了一些所谓的“技术处理”，于是，我们见到的只是“过滤”过的东西，而不是庐山真面貌。 那么，正如鲁迅所说，对一个问题的关照和研究，必须做到“知人论世，顾及全篇”。我想，这句话实在是令人深思。 该文章强调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其实，我觉得这两者并不矛盾。很难设想，一个好的制度会在国民劣根性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相反，国民性有了很大改变和提高以后，一个个好的制度自然会出现。 原载：《文学报》2008-07-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