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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天，本报发表的《陕西文学批评家头衔与责任是否匹配》 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对当前陕西文学批评的现状，一些学 者、作家纷纷发表看法，毫不客气地给予了批评，普遍认为，陕西批 评家进入新世纪以来，头衔与责任和实效是脱节的，没有大的气象， 文学批评现状是令人失望的。一年过去了，我们的批评家对这样的问 题是怎样反思的？评论家应该有怎样的学术品格和精神品格？面对本 省大家的作品，评论家能不能（或敢不敢）毫无顾忌地亮出自己尖锐 的批评？请听评论家的声音。 记者：作为我省年轻的评论家、新一届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您认 为陕西的文学批评家的头衔于责任是否匹配？您对目前我省的文学评 论是怎样的看法？ 李震：（青年评论家、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这种“不匹配”是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根本无须讨论就可以确认这个事实的存在，真 正应该讨论的是这一事实背后的根源，及其对陕西文学批评前景的影 响。我认为，这种“不匹配”以及陕西文学批评暂无大作为的根源， 在于陕西文学批评正在处于转轨过程之中。由于这一过程尚未完成， 也就是说旧的力量已经失效，新的力量还没有生效，造成了一个时期 的批评话语空当。我所说的转轨包含这样几个层面上的转轨。 第一个层面是批评家队伍的转轨。老一代的批评家逐渐退场，新 一代的批评家还没有完全登场，或者说还没有呈现为一种整体力量， 至少没有形成像老一代陕西批评家当年以“笔耕组”的名义出场时那 样的整体阵容。虽然我不否认在30－50岁的批评家中已有一些表现出 了强劲的势头，但这些批评家在陕西基本上还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 第二个层面是批评家的知识结构、角色和个人身份的转轨。老一 代批评家的知识结构、角色和个人身份是在50—60年代形成的，在此 基础上产生的批评家群体，是在前苏联和我国建国以来出现的文联、 作协体制下形成的。而根据目前省外和国外的情形来看，文学批评的 话语权越来越集中在高等学府。而且批评家的个人身份、角色，以及 知识结构，也逐渐以高学历的现代知识分子为主。陕西批评界目前也 正处于由非学院批评向学院批评的过渡阶段。一大批从上世纪80—90 年代获得博士、硕士学衔，目前聚集在高等院校的新的批评家，事实 上已经表现出了强劲的批评实力，但这些批评不仅尚未完全归顺于文 联、作协体制之下，而且也不以关注陕西当代作家的写作为己任，因 此很难聚集为一支整齐的批评队伍。但我相信，这支力量必将浮现为 陕西新的批评群体，并亮出陕西学院派批评的番号来。 第三个层面是批评形态和批评方法的转轨。过去陕西的文学批评 形态一般表现为跟读式的、印象式的批评，而无规范、系统的批评方 法和哲学依据。这种批评形态使批评始终过分依赖于一些具体的作家、 作品，而忽略了学理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建树。随着对大量西方批评方 法的消化和中国化，也随着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学院批评家的成熟， 文学批评规范化、学理化的要求日见增高，老的批评形态已完全不合 时宜，新的批评形态——学院批评——正在形成。 第四个层面是普遍存在于各地、各代批评家中间的由旧的价值观 的摧毁到寻求新的价值观的转轨。这些价值观包括文学价值观、文化 价值观，及其参照、标准和依据。这些价值观的游移和缺席，不仅是 陕西批评家存在的问题，也是所有中国批评家存在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一个由转轨造成的批评话语空当中，陕西文学批评 出现阶段性低迷，批评家“头衔”与“责任”出现暂时性的不匹配， 则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因而这一状况不应该被当作陕西文学批评前 景暗淡的标志和理由。 记者：对于文坛的浮躁现状,有人认为这并不全在于文坛自身,在 某些方面同整个社会弊端是一脉相承的。您是怎样看待“红包批评” 、“人情批评”、“文学吹捧”等现象的？ 王治明（青年评论家、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人情批评”其 实是批评的一种正常现象，古今中外没有哪个批评家敢说他一生没有 写过人情批评的文章。如果一个批评家连起码的“人情”都没有了， 那我们不仅要问，这个批评家还是人吗？所以单从这一点上来说，不 能把“人情批评”和“文学吹捧”划上等号。 这些年来，陕西批评界确实存在着吹捧式批评现象。这种吹捧式 批评典型的表现形式为“里程碑式批评”、“精品式批评”和“泛人 情化批评”现象。有些批评家无论别人出了什么作品，都是里程碑， 都是精品，或不谈作品，只泛泛而谈与作者的私交，什么老朋友、老 同学、喝酒打牌洗澡之类。这种伪批评现象背后是批评家的三大缺失， 即批评精神的缺失、批评人格的缺失和批评规则的缺失。 几年前我曾在一个作品研讨会上指责过这种“伪批评”现象，但 遗憾的是这种现象不但没有转好，甚至还有越演越烈之趋，特别是一 些批评家对商家的趋炎和对权贵的附势。如果你认真检索某些批评家 的文集，你会发现，有些批评家从来就没有“批评”过。虽然我们说 颂扬也是批评的一种形态，但归根结底，不能把批评的艺术变成摇唇 鼓舌的艺术。批评必须以尊重批评的“批评性”为根本前提，这样才 能强化批评自身的品质。 批评界所谓的“红包”更多的是指拿钱去请人写评论的现象，或 者说作品研讨会上给出的所谓“专家费”，与医院的医生在自己本职 工作岗位上所收取的“红包”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劳动是应该付报酬 的，那么给“红包”就是正常的，如果说，劳动是应该获得报酬的， 那么按劳取酬收“红包”就是合理的。就像反对假唱一样，我们反对 昧着良心的“红包批评”，批评家的批评准则不能被人情和红包所消 解。 红包与批评的品质无关，关键的是批评家的人格，有人格的批评 家，决不因红包而失语，也决不因红包而失真。红包是要拿的（这是 对批评家劳动价值的最基本的肯定），但批评就是批评，捧场是可以 的，叫好则要有标准。批评家要挣钱，但不能生产假冒伪劣产品。 记者：说得好。有人格的批评家，不因红包而失语，不因红包而 失真。那么，当批评家独立人格失落的时候，他也就失去了批评家自 己的立场。这样的人多了，批评界要么缺乏“批评”的声音，要么充 满着阿谀和逢迎，这两种现象都有碍于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什么才 是真正的“批评”？ 王治明：独立人格不意味着独立地吹捧、奉迎或泡沫鼓荡的阿谀， 批评要为净化文坛的空气而承担责任。有人说，陕西批评界一潭死水， 缺乏“批评”的声音，也有人说，陕西批评界一团和气，充满着阿谀 和逢迎。其实陕西的批评界从来都不缺乏批评的精神，但遗憾的是， 这种批评的声音被传播的过程所损耗，或被另一种对批评的漫骂所消 解成了一种对抗。陕西的批评界也不乏逢迎之作，这种“逢迎”，使 批评家成为小圈子的代言人。这两种现象形成了陕西的文坛的两大怪 现象，一种是“对抗式”批评，一种是“依附式”批评。在“对抗” 的状态下，批评家成了作家的敌人，在“依附”的状态下，批评家成 了作家的走狗。我们呼唤“对话式”和“建设性”的批评。 记者：陕西的批评家应该更多的关注本土作家的作品。然而，去 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问世，对其展开热烈讨论并敢于提出尖 锐批评和负面质问的大多是上海、北京的评论家，陕西批评家的声音 太弱。陕西批评家是有意回避这部作品，还是认识没有跟上？面对本 省大家的作品，评论家能不能（或敢不敢）毫无顾忌地在桌面上亮出 自己尖锐的批评？ 李震：我认为不存在能不能、敢不敢的问题，也不是有意回避， 更不是没跟上。对《秦腔》的批评，我认为不是刚出作品时那些一拥 而上的文章所能真正完成的。那些以开研讨会为形式的所谓“评论”， 压根没有必要去“跟”。事实上，上海、北京的评论家至今还没有一 个对《秦腔》，乃至对所有贾平凹作品拿出有分量的观点的，更没有 一个真正触及到贾平凹写作的文化和艺术根基的，不管是“捧”的， 还是“杀”的。对《秦腔》，以及《废都》、以及整个贾平凹写作的 批评，的确还有待时日、有待来人。 记者：陕西是文学大省，在我国文坛，陕西的文学创作成就是大 家公认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也是公认的大家。然而，在整体 承认陕西评论力量的前提下，似乎缺少像他们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为 什么？评论大家应该具有怎样的学术品格和精神品格？ 李震：文学写作与文学批评的这种不平衡发展是一个全国性的问 题，甚至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个人素质差异造成的，也 是这两个门类的差异造成的。陕西固然没有出现重量级的批评家，但 即使出现了也不会像你说的几位代表作家那样，为大家所公认，你仔 细想想，有几个人会去阅读文学批评文章，而又有多少人在读文学作 品？再说，文学批评的成就最终会表现为一种思想成就，而不是文学 成就，批评家做大了，最后都成了思想家。像刘小枫、叶舒宪（陕西 出去的）那样的思想家不都是从文学批评出发的吗？而在中国，要成 为思想家所受的限制远远要比成为一个作家多。而且思想领域的大家， 除了诸子百家外，有几个是为人民大众所公认的？批评家只是一个过 渡性的角色，不太可能有大批评家，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与鲁迅相平 衡的批评家是谁？有吗？ 这种行业门类的区别，最明显的根本不是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之 间，而是在各类明星行业和各类科学行业之间。明星一出道就家喻户 晓，而科学家干一辈子还不能被“大家”“公认”！难道说那些科学 家的个人素质不比大部分的明星高吗？文学写作是最早的明星行业， 如今虽然不像过去那么火了，但还是文学批评无法类比的。这是一个 不公平的现实。 王治明：其实目前在国内的理论批评界，有许多著名的评论家是 从陕西走出去的，我曾把这戏称为陕西开花，北京结果现象。 生物学有一个概念叫“共生现象”，物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共振 现象”，动物界有一种现象叫“群集现象”，地理学有一种理论叫“ 珠峰理论”，都是讲族群效应的。文学创作的历史证明，文学批评的 历史也证明，作家经常是一批一批地产生的，批评家也一样。喜欢钓 鱼的人都知道，鱼是一拨一拨来的，对于陕西的文艺评论，我们应该 有信心，大鱼还没有浮出水面。 说到评论大家的学术品格和精神品格问题，我认为作为一个评论 家最起码应具备两个条件，那就是良知和学养，评论大家应该再加一 条，那就是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批评模式。作家需要灵感和智慧， 批评家需要理性与科学。如果要为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画一个像，应该 是这样的：理论和评论——是批评家的两条腿；现代和传统——是批 评家的两只手；嬉笑怒骂——是批评家的面孔；社会责任——是批评 家的心脏；道德良心——是批评家的血液；学术操守——是批评家的 灵魂。只要不违反这六个基本原则，批评也应该兼容并蓄。 记者：提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陕西文学界曾有过的繁荣局面，许 多作家至今都对当时陕西的文学批评家心存感激之情。如今，我省的 评论家和作家的关系怎样？作家对评论家的批评一般是什么态度？ 李星（资深评论家、曾任《小说评论》主编）：上世纪八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上半期，陕西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之间是一种共同生存共同 成长共同发展的关系，这不单是一种朋友关系，更是一种为推动陕西 文学发展而形成的事业关系。而现在，陕西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的确 没有以前那么密切了，文学事业上那种共生共荣共同关心共同关注少 了，文学参与的比重少了，这与很多因素有关： 首先，当前陕西文学批评界，由有关组织出钱、出面召开的作品 研讨会少了，作家自己出钱办研讨会的多了。在这样的研讨会上，好 话自然多了，但评论的公信度降低了，这对扶持陕西的批评家是有影 响的；其次，跟踪作家创作的力度减小了。原来的出版物少，发表的 有影响力的作品不多，评论家能关注的就是那么十个左右有影响的作 家。而现在，出版物很丰富，发表也容易了，涌现出来的新作家和新 作品的数量也很大，光这两年陕西的长篇小说保守地说就五六十部， 中短篇就更多了。过去，一个年轻作家在省级杂志上发表一部作品， 就能引起我们这一代批评家的关注。而现在选择就困难了，评论家们 不可能去关注跟踪每一个作家和每一部作品，最后能跟踪的就是陈忠 实、贾平凹、叶广芩等这些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再一个就是，对作 家的关注不如以前。现代社会给人们提供的选择多了，诱惑多了，出 名的方法也多了。很多青年评论家也都身兼数职，不能够一门心思地 研究文学作品。老一代评论家可是全力以赴地去关注作家的文学创作。 据有些青年作家反映，现在很多青年评论家读的作品很少甚至不读（ 记者插话：评论家应该首先是读者）。是的，过去的评论家如果不认 真读完一部作品，他就不能很自信地去评价作品。 谈到现在的青年作家对于评论家的评论持怎样的态度？据我了解， 只要讲出道理，年轻作家是能够接受评论家们提出的批评意见的。虽 然有的批评非常尖锐，但是只要你认真读作品，善意地去评价，时间 长了，他们就会感到你是在真正地关心他们的创作。他们最反感的就 是，不读作品，或随便翻翻，就想当然地发言，就写出了评论文章。 记者：文学批评在当下确实面临着许多尴尬。究竟我们该如何应 对现实的问题，该如何走出文学批评的尴尬处境？作为新一届陕西评 论家协会主席，您又是如何思考的？ 孙豹隐（资深评论家、省评论家协会主席）：我想：一是批评要 发出真实的声音，而不是趋附于流俗，趋附于文学之外的利益。二是 评论在判断作品文本的同时也是在判断生活。评论更多对时代精神的 归纳、守望、发现。应具有格外的敏感和触觉，善于进行与创作同样 的精神历险和勇敢创造。不仅要具备话语的力量，更要拥有坚实的思 想内功。三是提升审美趣味。评论的审美趣味如果非常狭隘的话，注 定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评论家。评论家研究的对象、使用的语言跟社 会的公共事务直接发生关系，这就要求评论家必须有一个公共的态度、 分析的态度，完全的个人趣味化是不行的。四是评论家要参考文本， 更要结合社会实际。因为大的环境会影响到文学、影响到价值观、历 史观，所以要很敏锐地关注现实社会这个大的环境。五是评论要面向 大众说话，努力符合群众文化趣味和需要。善于研究群众审美需求的 新变化新特点，关注大众文化的新走向新脉动，回归情感，触动人的 感知，以理服人，以充分感性，带有作者生命体验和热情的艺术创造， 与大众更加亲和。六是文学评论系批评家与作家的对话。创作既需要 理论的梳理、研究和批评，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和成就，更需要对存在 的一些包括创作的指导思想、倾向和艺术形式诸方面出现的问题，认 真进行分析和研究。而评论本身，也只有通过对创作进行研究与探求 中，从学术和理论上得到提高。这就需要评论家对陕西的文学创作始 终保持一种崇敬心理，做好与作家的对话。 原载：《陕西日报》2006-04-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