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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有影响的批评家今天在干什么？他们曾经有过的批评精神今天还能找到多少？面对各种复杂的文学现象，他们能保持一个批评家的独立人格和精神吗？在他们的影响下，陕西的青年批评家队伍，在全国有多少影响？面对陕西作家在中国文坛造成的几次巨大的影响，应该追问： 文学批评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指出所评作家作品的优点、缺点，分析、揭示作品中所展示和蕴含的形式和意义，从而鼓励和支持作家做有益的探索等。然而，在我省，人们不满于当下的文学批评的状况已有多时，说它“失语、缺位”者有之，责其“赞扬多，批评少”者亦有之等等。总之，听到的大都是不满、指责甚至声讨的声音。平心而论，有些声音虽然偏激、武断，情绪化，但应当承认它在某些地方确实击中了当今文学批评的“软肋”。 “笔耕”评论组： 已成为远去的记忆 文学批评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对文学创作的繁荣有着巨大的推动力量。可以说，没有文学批评就没有文学的进步。提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陕西文学界曾有过的繁荣局面，许多作家至今都对当时陕西的文学批评家心存感激之情。那时，陕西评论界风气很正，每位批评家都能相当严肃地对待每一部作品，不说假话，好几个长篇讨论会开得都很成功，对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很大，扶持了一批作家，出现了陕西在全国长篇小说创作高潮。所以，作家赵熙说，想起那时所产生的一大批有过较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就使人十分怀念老批评家胡采及活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笔耕”评论组，他们严谨、认真和直言不讳的批评为我省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和新人辈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心血。谈到当前批评的现状，赵熙认为主要是缺乏认真、严谨而具学术水平的深刻评论，多有跟“风”随“流”的浮躁现状。赵熙说，这并不全都在于文坛自身，在某些方面同整个社会弊端是一脉相承的，社会的经济化与市场化已将精神文化推向边缘，作家和批评家的尴尬现状和生存之迫已无尊重可言，价值趋向的颠倒和人格道德的失衡难有正常的直言评判。 作家：批评家要有 独立思考的声音 严谨的文学批评中之所以出现让人不满的状况，据了解，一方面是有些批评家迫于友情或面子，不能面对面批评；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中也存在着“贿赂”，有些作家给某文学批评家“红包”，请他们说好话。对此，作家冯积岐认为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批评失去了标准，或是标准模糊，文学界没有文学“纪检”来制约，学术腐败严重侵蚀了文学。他说，其实，每个作家是希望得到公正、真诚的批评，甚至严厉的批评，这样才有助于创作的提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作家告诉记者，并非所有作家都爱听批评家的好话，他对有些批评家的或者无关痛痒，或者肉麻兮兮的廉价吹捧就十分反感，而对于那些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最终是十分感激的。采访中，作家都希望批评家能坦诚自己对陕西文学和作品的理解，发出自己独立思考的声音。 作家高建群认为，批评家必须是一个正直、高尚的人。因为他有公信度，有话语权。他有个天职，那就是他必须随时对文坛有新的发现，然后把它的发现告诉世界。有位作家举例说：“俄罗斯文学怎么一夜之间由孱弱的小草成长为参天大树，原因之一是有一位重要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当作家果戈里写出《死魂灵》的时候，别林斯基从中看到了天才因素，马上向世界报告——一位天才诞生了。而当他写出《死魂灵》第二部时，别林斯基对他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认为他背叛了农民阶级。我们有这样的批评家吗？没有。” 批评家：文学批评 并非“赞扬多，批评少” 《小说评论》主编、批评家李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批评家在研讨会上不是只说好话，而是敢实话实说的，有时严厉得让作家下不来台，特别是对有些作家自己以为了不得的作品，是敢于直言该作品中的不足，甚至在写的序或文章里也敢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陕西文学批评之所以给人的感觉是表扬太多、好话太多，那是因为新闻媒体在信息传达过程中只向社会传达了好话（李星说，媒体的动机能理解），这不能全让批评家承担。当然，对有些作者好话说得多，那是以鼓励为主。李星告诉记者，有些作者经历非常坎坷，吃了许多苦，付出了许多代价，才出了一本书，确实不容易，他们把个人的理想和个人前途都寄托在这本书里。如果批评家都用很高的文学标准来衡量他，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确实有些残酷。李星认为：“文学是一个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有贾平凹、陈忠实这样的大家，还有一些名气、影响不如他们的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更多的是那些行业内的作者。我们要允许不同档次的作家存在，不同层次的文学存在。因此，我从来不用一种文学贵族的眼光，文学法官的态度对那些哪怕还很幼稚的作品嗤之以鼻，总是以善意的态度尽量去理解他们和他们的创作。以表扬为主的文学批评，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文学景观。如果说，文坛对于那些初学写作的，非大师级的作品，都是一片讨伐声，反倒不正常了。”李星坦言陕西评论界确实存在着人情式的批评，圈子式的批评，有些人拿了人情不顾事实，违背职业道德，说一些无边无际的好话。这些人大部分来自于一些对文学一知半解，对当前创作状况不了解的文学圈内的人，而不是严肃的真正的职业批评家。 省文联副主席、省评论家学会主席、批评家肖云儒对我省评论界的 “失语”、“缺位”等现象是这样分析的：老一代批评家几十年来在第一线支撑，不仅精力不济，且知识老化，观念陈旧，无法解释新的时代出现的新的现象，面对新的创作更多的是理论上的宏观的空论，缺乏对具体作家作品细致的、深入的批评分析。年轻人虽然新锐，但常常追求破坏性思维轰动效果。破坏性思维对文艺评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提出问题也是一种升华和建设，但如果把追求问题、破坏性思维发展到极致，很容易伤害作家的积极性和自尊心，又不利于创作。谈起队伍建设，肖云儒说，由于文学批评的冷落、寂寞、贫寒，使中年一代批评家基本流失，青年批评家更是凤毛麟角，没有形成层面。 青年批评家、文学博士李建军在《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文中，指出了批评家在今天这个时代所应扮演的角色和所肩负的责任：要恢复批评的尊严和功能，通过积极的批评给我们时代的文学生活营造一个良好的精神环境，批评家首先应当承担的责任，是通过有效的批评，抵制文学创作中的道德堕落和不负责任。批评家必须勇敢而真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李建军还指出，真正的批评精神包含着多种重要的精神元素，如科学精神、宽容精神、人道精神、自由精神等。但在整个批评精神的多元构成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是一种对异化和堕落的不从、对抗和批判的精神，也就是一种敢于“为敌”的精神。 原载：《陕西日报》2005-04-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