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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承认和尊重当下文学创作的多元化格局,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作家和文学的正面期待,即对理想主义精神的期待。文学不能放弃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是作家应有的一种社会情怀,其中既有对现实的介入,更有对未来的坚执;既有对社会的忧患,更有对生活的关爱,它永远是文学不能缺少的精气和血脉。 可是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一些作家却存在着对理想主义的“放弃”现象。仅就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来说,进入新世纪的农村文学中存在着苦难化、世俗化、权贵化的倾向。这里所说的理想主义,自然包括文学创作中的诗意美。但在当下的许多文学作品中,不仅小说、散文、戏剧中没有诗,即使是许多诗歌中也没有了“诗”:作家和诗人们或者是满足于平静地叙说事实,或者是满足于貌似深沉地探究世间哲理,或者是满足于极为浅白地惩恶扬善,而对文学之所以成为艺术的关键因素——意蕴却重视不够,对于我们的民族文学所特有的“韵外之致”弃之不顾,对文学创作和欣赏中始终被奉为至境的“悠远”和“气韵”避之惟恐不远,致使这类文学呈现出一种放逐诗意的态势。更令人遗憾的是,当下的言情文学、市民文学、性文学、暴力文学在文艺市场中占了一定的位置。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外部环境来说,有其必然性,这与全球性的商品市场有关,是商品经济对纯正的文学艺术挤压的结果,因为“在所谓的市场化、全球一体化的语言环境里”,人类的“整个精神状态,都是向下的,不是向上的”,“你如果看一下美国的文学史,包括南美、印度最近出现的一些作家,都是一样的!”(张炜语)这是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一个事实。对于正在融进世界经济大格局中的中国社会来说,对于与整个世界文化同步发展的中国文学来说,不可能不受到其冲击。但是承认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接受这一事实,因为中国经济固然在积极地与整个世界保持行进中的同一步调,但中国社会实际上一直走在自己所独有的道路上。我们前进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遵循这一方向,我们社会的整个文化建设包括文学建设,就不能去重复在其他国家创作中的那种路数,即不停地摒斥着文学所应具有的理想主义的崇高美,因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所采用的必要措施就是不断用先进的思想引导人,用向上的精神鼓舞人,用优美的艺术陶冶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作家们必须坚守文学的理想主义园地,在这块园地中坚持创造文学的艺术美。 呼唤文学的理想主义,即便是在商业化和消费时代的社会环境下,也是可行的。人们固然需求文化快餐,寻求阅读的轻松和兴趣上的刺激,但同时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任何一个读者的阅读需要永远都是多元的,而商品社会所带来的宽松自由,更促成了不同读者群的形成,在有人乐于接受消费艺术的同时,更有人乐于接受充溢着诗意美和火热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品,这在当今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呼唤文学的理想主义,从现实社会来看,也是必需的。因为理想主义作为一种美的情愫和美的境界,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感化力量。当社会上很多人都重视物质消费和现世享乐的时候,甚至很多人的灵魂都被商品大潮中的某些负面因素所侵蚀的时候,理想主义的诗意力量无疑会起到影响并改善人的过分世俗化灵魂的作用。从另一方面来说,理想主义的复归也能改善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使文学重新走到广大读者中去。不可否认,近些年读者对时下的文学是疏远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肯定与作家把作品写得越来越“自然主义”和越来越“后现代主义”有直接关系。读者一旦在作品中体验不到和作家的情感共鸣,一旦看不懂作品,得不到关于他对生活疑问的理想解答,他也就不再去看你的作品了。前一时期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引起了很大反响,就在于它塑造了一个走南闯北的“硬汉”形象,描画了一群性格生动而人格完美的人,弘扬了伟大的爱国主义民族激情,表现了理想主义的文学情怀。由此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商品社会和消费文化中,文学家们去追求理想、创造诗意,也是可行的。 若想真正实现文学的理想主义这一目标,最需要的是作家进行内在的自我调整。首先必须解决的是社会良知问题,要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人类工程师”角色,意识到整个社会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在商业化的时代里,不仅自己要有拒斥金钱力量的诱惑能力,更要具有鞭笞朽恶的社会观念和社会现象的义愤,成为整个社会的良知。其次,应该真正意识到文学在引导国民灵魂方面的重要性,要理解鲁迅先生所说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的真谛。再次,在这一基础上,要形成理想主义情怀,时时高擎着那盏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给人以向上的精神鼓动,不要鄙视理想与崇高,“一个作家不管怎样时髦和深刻”,也不要“见到理想、崇高就吓得满地打滚”(张炜语)。最后,要在平常的普通俗众的日常忙碌和生活压力下,发现美、创造美,使自己的作品发散出幽幽的诗意美的芳香。在这方面,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已经给作家们提供了成功的先例。 原载：《光明日报》2008-10-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