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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越来越少 李钟声(评论家)：我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去看广东作家出现“盛世平庸”的现象，第一是作家自身的问题，第二是组织者的问题例如文联作协还有媒体副刊，最后还受整个社会环境影响。 最近十来年广东在创作中冒头的作家不多，从作家自身来讲，从事写作的人，应该经常反思、检讨，自身学养、创作心态以及生活生存心态。当个作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必须有较宏大的知识结构，深厚的学养，人文人才培养不能按过去培养文化人的路子走，那样是瘸脚的，像“五四”之后的大家钱鍾书这些，不是读几本“文艺”概论就可以的，而要涉猎各个学科。在这个基础上要向厚重级别挺进，自身要求要更高，除了学养、态度外，还应关注社会。作家应该是个思想家，对社会、人生、各种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和看法，在沉思中把握普通人民和社会脉搏的跳动，深入到人性里面去，要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例如在广东，写民工其实是一个大舞台，但是我们好像还是没有出好作品。广东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广东作家出现了一种情况，总是埋头在写，我认为作家至少是六成时间在读的，还要不断自我反思、检讨，要有自知之明。 组织者方面，文联作协的发展应该要跟上时代发展，不能再是过去“文革”前的做法，要改革。吴冠中多次提出要解散美术家协会，因为他认为协会已经是美术家提高水平的阻力。作为一个文艺团体一个服务部门，组织者管理者应该以服务心态做事，务求提高作家创作率和创作水平。就是说，要关注、挖取和扶持有独立见地、有自己思考、有追求、有潜质的人才，不要让这些真正的人才游离在体制之外，得不到扶持，这就是管理者的失职。另外还有多年不修改稿费条例、展览条例、加入作协的制度等都是需要完善的。散文家黄秋耘生前有一句名言：我要面向文学，背向文坛。这是对这个体制和管理服务部门有意见。这里面还有一个官本位的问题。也许是中国经历封建统治时间太长，总是以官、级来衡量事情，过五十年再来看是很可笑的啊。要明确，艺术团体不是官场，用官阶级别来管理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广东作协近年来也是一直有做努力，在摸索改革，例如聘任制、签约制等都是不断在改革中的措施，但是改得很慢。老实说，现在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 现在社会环境非常浮躁，谁都想出来表演一下。当作家，功利性是必须去掉的，要“退火”，这样才能沉在知识的深层次里汲取真正的养料。我觉得写《白鹿原》的陈忠实很值得学习，经过这些年时间证明他的《白鹿原》在茅盾文学中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他至今不敢拿第二部长篇小说出来。要是他想写的话，一年一部也许都不成问题。他不写，是因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经常反思，要再写一部水平超越《白鹿原》的长篇需要更深沉的积累。 广东作家眼界不够宽，容易自我满足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创造，很难像经济建设那样立竿见影，它需要时间的积累。广东文学的现状，自己看，和外界看，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掩盖这种认识上的差距，必然会产生一种幻觉，从而夸大自己的成就。我注意到，不少广东作家，匮乏自省精神，对自己的写作缺少清醒的认识，也不能自觉置身于全国的视野里来定位自己的写作。眼界不够宽广，就很容易自我满足。因此，如何让自己在同一个平台上和全国各地的作家对话，从而正确看待自己写作中的优势和不足，是每一个广东作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广东没好作品，作协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谢有顺：作协是群众性的人民团体，和每一个人的写作并无直接的关联。出不了好作家、好作品，责任并不在作协。写作是一种个体劳动，是独立、自由的，一个人在写作的道路上能走多远，只和这个人的写作才能、心灵质量有关，与组织何干？冀望于一个组织或团体来拯救文学的想法，本身是荒唐的。中国有哪个名作家是靠组织扶持出来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写作的才能，你就是把他放在神龛上供起来，也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写作只和个人的才华、智慧和勇气相关。 李钟声：作协本身就是个服务部门。最重要的是挖取真正有水平的作家，不要让他们游离在体制之外。 谢有顺：我认为作家和作协之间应该是松散的关系。聂绀驽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散宜生”，说得多好啊，散宜生，散易生啊。散意味着自由，而自由是文学的命脉，自由适宜文学的生长。文学要发展，自由的写作气氛太重要了。 研讨会空话套话问题在于“审美瘫痪” 谢有顺：遍览中国，空话套话早就是汪洋大海了，各种会议、各种场合，都充斥着滔滔不绝的空话套话，文学界又岂能独善其身？而我想说的是，就文学会议而言，空话套话的后面，表现出的是一种审美无能或审美瘫痪。审美无能是文学批评真正的危机。一些人，根本不具有解读一部作品的审美能力，也无从判断一部作品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这种人，除了说些空话套话，又能奢望他做些什么呢？文学是一个专业，是专业就有专业精神，不推崇专业精神，不尊重专业人士，只是把文学当政治或当商业来经营，各种怪现象自然就会层出不穷了，又岂止是空话套话？ 李钟声：这关系评论家良心的问题。拿美术界举例，美术界不缺画家，但是缺有良心的评论家，他们都是在炒作以期抬高市场价格。在西方，画家是不参与经营的，全权交给代理，评论家的评论很权威。文学评论家也是这样，出来了作品，你好我好一团和气的，缺乏争鸣，评论对创作引导的功能完全看不出来。这里面其实和组织部门也有关，他们发看稿费，造成了不好的风气，很多人拿着看稿费就应付过去。 文学评奖不公到底还是人本身的问题 谢有顺：业界对于文学奖项争议比较大，其实，不单是文学奖，每一个奖项的标准和体制都不同，很难抽象地谈论一种评奖制度。况且，文学是见仁见智的行业，任何评奖体制都难保不会引发争议。其实，一个文学奖如何，体制固然重要，谁来评也非常重要。文学奖如果只注重程序和体制，而忽视了评委的构成是否具有艺术眼光和道德公信力，同样会出问题。文学的问题、评奖的问题，一旦追问下去，就会发现，归根结底还是人本身的问题。没有可信任的人，就不会有可信任的评奖体制。 作协主席都应该是作家？ 李钟声：中国作协主席本身都是参与文学创作的一流作家，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创作最优秀的人来当领导，但是领导必须是和作家心灵相通，能真切感受作家脉搏跳动的，这个就要求他必须具备过硬的艺术创作能力，但是，他还要对地区的文学创作繁荣负责，这又需要他的组织管理能力。当然，二者兼备是最好的。毕竟在艺术部门，自身具备一定创作水平才能有艺术号召力。我经常鼓励编辑自己也要写文章，只有自己写好了人家才会信服你的修改。 广东盛产报告文学与广东盛产老板有关 李钟声：广东是报告文学大省，这的确有些奇怪。其实，在改革开放前，广东是没有报告文学的，作家都重视小说不重视报告文学。改革开放后，我是算比较早写报告文学的。上世纪80年代我和谢望兴合作写一本《岭南作家漫游》，写改革后最活跃的一批作家。1985年至1990年就开始写报告文学，写了很多，一篇动辄就四五万字的。后来报告文学也就慢慢活跃起来了，改革后出现了大批企业家，那时候的报告文学有广告文学的倾向，主题主要是写这些企业家，变成了作家一种赚钱的手段。曾经，有一篇报告文学写的是中山一个厂的老板，登报后那个老板把那三万份报纸都拉到厂里去送人。那时候的报告文学走进了商品交换的圈子，是作家从事广告文学的捷径，但是实质上那些文章很多连通讯都谈不上。其实广东的报告文学写得好的非常少，作家不是记者，作家在时代记录的时候不仅是把事实告诉读者即可，要在社会责任感的基础上去沉思，要有独特见解要有反思，这样才能出艺术品。这一切历史是会检验的。后来出了一个真正写得好的，是《深圳特区报》的一个姚记者，获得过两届全国报告文学奖。 广东还盛产“时政文学” 李钟声：除了报告文学之外，广东还出了许多跟风之作、与时政结合得特别紧的作品，我认为这是“双刃剑”。现在不能再像“文革”那样给作家分任务，分任务的创作是不能把生活融到作家血液中去的。但是组织者和作家本身都要关注社会，要想办法发言，以文学独有的形象的方式去发言。尤其是体制内的作家，拿国家工资的作家，更应有这样一份社会责任。广东作家对于社会关注的热情很高，但是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要注意不能把文艺作品“炒成快餐”。 广东文学家看广东文学 ●学者林贤治：“作协很少叫我开会” 游离在作协体制外的知名作家林贤治很少在作协的会议上露面，“他们知道我不去，也就不会叫我参加。” 他认为，文学应该是全国性的，乃至世界性的，不应该局限在一个地方里谈。他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国的语言环境被污染，文学作品“缺乏表现力和弹性”，“作家创作小说，就是编一个故事”，而且故事很低劣，随随便便就加入性的内容，对小说本身却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对于喜欢到北京开作品研讨会的这种现象，林贤治认为，那“都是在打肿脸充胖子，给点钱，好像到北京开个研讨会，就是把作品提升一个层次了。” ●评论家张柠：广东文艺界带有急功近利色彩 曾经供职于广东作家协会的批评家，如今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张柠认为：广东文艺界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关注市场。“作家要赚钱，就不能创造出好作品”，而且这种现象还很普遍。而且，历史上来看，岭南文化也是比较“不注重积淀”的，或者说是很少关注，是一种世俗文化，讲究“行动”。文学是“务虚”的，而岭南文化是务实的。不过，最后他也有自己的豁达，他笑称，广东人经济发达，物质上过得充实也就算了，“从整个历史格局来看都是这样的”，所以也就“不必在意其他了”，如果要精神上的充实，买外省人的作品看就是了。 ●杂文家鄢烈山：“广东杂文界相当弱” 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杂文作家鄢烈山认为“广东杂文界相当弱。”他说，广东杂文协会换届后没办什么活动，最近五年来都没什么活动，不像江苏每年都有联谊交流，“广东人都各忙各的事了，热心组织的人少。” ●引进作家一致认为广东文艺创作环境“挺好” 被新引进广东作协的几位作家，魏微、盛可以、盛琼都认为广东文艺创作环境“挺好”。盛琼对广东文学有信心，称看到广东文学的进步。她认为，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精神、对心灵的追求也越来越重视，对文艺界越来越看重，人们都开始从浮躁中沉下来，文艺的氛围越来越浓。魏微则认为对于作家而言，身处经济富裕的广东，走在时代潮流前方，“多感受时代第一线也是很好的”。魏微和盛可以对客观环境没有过多评价，但是她们都认为写作更多是个人的事，魏微说，“写作是自己写东西，而且我的风格是往里头走，比较内向的，所以在哪儿写都一样。”盛可以也表示“写作是靠个人的事，我始终在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在创作”。 ●打工作家王十月：广东作协为我创造了条件和平台 由打工文学的写作者进入广东作协的王十月对加入作协很明确，“也没必要太另类，而且加入也没什么坏处”，“对写作者来说没什么变化，反正我专心写好自己的作品就是了”。不过，广东作协的确是为他创造了一些条件和平台，像把他送到鲁迅文学院去学习，比如平时开的一些讲习班，他都感觉有所启发。他还谈及广东省作协的一个显著优点———包容性和开放性。“它没有一种地域性，不会说担心培养了一个作家，他就必须呆在那个地方，不能到外面走来走去的。”(梁烨妮 袁惠瑜） 原载：《羊城晚报》2008-11-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