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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升温以来，在《论语》重新受到追捧的同时，有些人对“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女子”也青眼相待，给予了某些“新解”、“正解”。这些“新解”、“正解”最有代表性的是把训释“女子”的模式定为“女、子”或“女+子”。如近年出版的金池《论语新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沈善增《孔子原来这么说》（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媒体对这种“新解”，可能是因其“新”而予以推荐。如《中华读书报》于2008年1月2日刊出卞权的文章《女子小人疑义探析》，是推许金池“新解”的，并且有所阐发；该报又于同年5月21日刊发“本报讯”：《〈孔子原来这么说〉重现真实而伟大的孔子》，是大力推许沈善增新著《孔子原来这么说》的；接着，《报刊文摘》于同月28日发出《沈善增为〈论语〉作新解》，专文介绍沈氏把“女子”标点、训释为“女、子”的“新解”。从媒体的推许中，已可看到这些“新解”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据卞权介绍，金池把“女子”视作文言实词的合成词组即“代词+名词”，把“女”解作“汝”，译为“你”或“你们”，“子”译为“学生或弟子”，他由此“寻到了解疑答案，欣喜不已”；沈善增的“女、子”说，把“女”解释为“君主的妻妾”，“子”指的是“君主的儿子”，则被传媒奉为“颠覆”了旧注的“力作”。 这确实都是“新解”！只可惜全是出于凭空杜撰，而媒体认为“文章多从训诂入手，通过甄读，颠覆旧注”云云，更是无稽之谈。语言是人们思维和表达的手段，为人们所共有。如果在《论语》时代“女子”确有“女、子”“女+子”训释的话，那么，求诸当时的语言环境，应当不乏同样的例证，而不应该为《论语》所独有。可是，求诸“十三经”，对“女、子”“女+子”这种分解法，则绝无其例，也就是说，在《论语》前后诸经典中的“女子”，统统都作“女人”解，没有作“君主的妻妾”与“君主的儿子”或“你（你们）”+“学生或弟子”之类解释的。这里不妨仔细看看“十三经”中“女子”句例：《诗经》中有“女子”的诗句是：“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邶风·泉水》，《鄘风·螮蝀》亦有“女子有行”句）“女子善怀，亦各有行。”（《鄘风·载驰》）“大人占之，维熊维羆，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乃生女子。”（《小雅·斯干》）《周易》中“女子”一见：“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左传》有“女子”的句子凡四例：其一，“女子从人者也。”（僖公元年，是说姑娘出嫁从人，显然没有“儿子”）其二，“齐师败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成公二年）其三，“王将嫁季芈，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定公五年，是说女人不当与男人靠得太亲近）其四，“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诸堤下。”（襄公二十六年）《穀梁传》：“女子十五而许嫁。”（文公十二年）《仪礼》有“女子许嫁”句，《礼记》亦有“女子许嫁”，又有“女子十年不出”句，《周礼》有“女子入于舂槁”句。《尔雅·释训》有“女子同出，谓先生为姒，后生为娣”，“女子谓兄之妻为姒”之类的话，句型相同或相似者不俱录。《孟子》的“女子”句有两处，均见《滕文公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尚书》无“女子”词。以上几乎遍举了“十三经”中所有“女子”之句，试问：这里有哪一句的“女子”不是专指“女人”，而可以训释为“女、子”或“女+子”即“君主的妻妾”与“君主的儿子”或“你（你们）”与“学生或弟子”的？那么，难道独有《论语》的“女子”可以例外，有作此训释的可能？答曰：绝不可能！按《论语》中的“女”字句，有“女乐”一见（“齐人归女乐”），“女”指女人；“女子”一见，即上引之句。单用“女”凡十七见，都作对称代词“汝”（你）解。“女”同“汝”，亦读作汝，孙诒让谓之古今字。这个“女”（汝）与上文“女子”句中的“女”从音到义都不相干。《论语》不可能脱离当时经典中“女子”的通例而破天荒自创“女、子”“女+子”之特例。如果孔子真的是把“‘女’指的是君主的妻妾，‘子’指的是君主的儿子”的话，那正好违背了孔子自己所表白的君子“恶居下而讪上者”（《阳货》），孔子自己倒成了他最憎恶的“好犯上者”，而沦为不“孝”不“悌”的人。（详见《学而》）显然，孔子原来决不会这么说。 金池与卞权等认为作为“女人”的“女子”是“后代通用的单纯词（名词+词缀）”，而在“孔子（春秋时代）”则是“文言实词的合成词组（代词+名词）”，“拿现代文中的‘女子’，套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文言文中的‘女子’，失之偏颇”，以至于“闹出‘以今淆古’的笑话，甚至滑入谬误”。信口说出这种“理论”，难道真的竟敢置中华核心典籍中这么多的“女子”实例于不顾？难道上述诸经中的“女子”都无一例外地作“女人”解，也都是“拿现代文中的‘女子’套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文言文中的‘女子’”“套”出来的？如果照金池等所谓“套”的“理论”来推论，古代的“男子”也必定是“男+子”，其中“男”“子”各作什么训释，非我辈所知，如是，“男子二十而冠”（《穀梁传》），又当如何解释？要说“笑话”“谬误”，这种“理论”才是真正的笑话与谬误！ 经典的某些旧注不是不可以“颠覆”的，但必须“颠”得信而有征，否则，只靠凭空猜度，信口雌黄，旧注“颠覆”不了，反而“颠覆”了自己。面对愈出愈多、愈出愈奇的“新解”、“新译”、“颠覆”、“揭秘”之类，不禁令人想到：国学热，要的是实热，怕的是虚热、邪热，而后者多了，足以断送“国学”！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11-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