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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国学”繁荣,猗欤盛哉,不仅中国的一些名牌大学设立了“国学院”,就是在遥远的非洲,好像也成立了“孔子学院”。这也许足以令我华夏子孙扬眉吐气,但也实在是一件堪忧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真谛即是俗谛,显学易成俗学,热得太过,必有一冷,物壮则老,继之以衰,——这实在也是常有的事情。此其可忧者一。所谓“国学”,菁芜并存,好坏杂糅,即使“儒学”,里面也有大量糟粕,那些君君臣臣的纲常,授受不亲的礼教,父为子隐的回护,女子小人难养的轻慢,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爱有等差,凡此种种,就其本质而言,是缺乏平等意识和自由理念的,也是反现代性的,因此,是需要细加辨析、严加取舍的。然而,看现在的情形,似乎大有将仲尼当耶稣的趋势,颇有所谓“先孔子而生,非孔子无以圣。后孔子而生,非孔子无以明”之概,——在“百家讲坛”上,有人就与时俱进地将孔子描绘成了现代人“心灵生活”的导师和楷模,眉飞色舞地将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漫画成了一个“好玩”的周杰伦。此其可忧者二。 对所谓的“国学热”,我虽躬逢其盛,但却是敬而远之、冷眼旁观的。在我看来,中国倘要进步,首先要完成现代启蒙,而要完成“五四”未竟的事业,就必须继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冷静的反思和批判,——不仅要批判传统文化中“反现代性”的观念,而且要批判由传统观念而生成的当代生活中的“反现代性”事象,具体地说,批判那种缺乏平等意识的“拜权教”,批判那种缺乏公民意识和个性尊严的奴隶主义,批判那种缺乏责任意识的混世哲学。就此而言,我认同顾准先生的观点。他在《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中说:“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在《论孔子》一文中,顾准同样表达了他对“传统”的不信任:“科学与民主我们还是太少。第三世界的兴起,若靠传统的老本钱,我看还有问题。” 然而,说起来真是有趣,在一个价值失序、文化拔根的时代,人们倒是很容易做“传统文化”的卫道者,很容易变成“死人”的奴隶,从而陷入马克思批评过的“死人拖住活人”的停滞状态。只要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往往是那些腹笥诗书的饱学之士,常常以一种决绝态度排斥、反对现代性的思想和文化,说出一些很离谱的话。这也算正常,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虽然中国很早就有“春秋责备贤者”的话,但也有“君子不求备于一夫”的古训,所以,我们对别人的过失,应该抱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宽容不是丧失原则的纵容,也不是闭了眼睛的视若不见。对那些显然违情悖理的观点,我们还是应该因病发药,因端竟尾,据实辩驳,细加宣究,例如,对钱穆先生和南怀瑾先生这样的传统文化的卫道者,我们就应该抱着这样的态度。 钱穆先生是文史大家,读他的著作,浅薄如我者,开卷有益,所得夥矣。他论中国文学,鞭辟入里,妙论迭出,启人心智。例如,他在《中国文学史概观》中说:“作品与作者,须能混并合一看。而作品与作品、作者与作者间,须能看其各具精神,各有性格,各有分别,各见本真处。此始见到了中国文学之最高成就。”他据此高度评价《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尖锐批评《西游记》和《金瓶梅》,认为“后两书只具游戏性、娱乐性,只有写作技巧,何曾有写作精神。内不见作者之心意,外不见作者所教导”。在外国的“阐释学”和“新批评”成为主宰理念的当代批评语境下,读到这样的见解,真令人有拨云见日之感,直欲抵掌拍案,浮一大白。 但是,钱穆先生在为“民族文化传统”辩护的时候,却对“西方心情”和中国现代文学大加贬抑,说了一些非常离谱的话:“今日国人提倡新文学,主要意义亦在创造人心,惟求传入西方心,替代中国心。于中国旧传统则诟厉惟恐其不至。近代最先以白话文学擅盛名,应推鲁迅,为《阿Q正传》,驰名中国。阿Q二字,不胫而走,当时国人无不知。事不几年,今日国人已不再提。阿Q一词,鲁迅本欲为三四千年来中国人心作写照。但试问今天,阿Q之影响,何能与关公包公相比。则无怪我们要对我民族求变求新之理想前途,仍抱悲观了。要言之,中国人三四千年来传统心情变换不易,至今仍只有中国人旧心情之一种新变态,不伦不类。求其能为西方心情之嫡传,则未有其几兆。两不着岸,常在波澜汹涌之横流急湍中,则亦一殊堪隐忧之现象。言念及此,岂胜长叹。”钱先生由对“传统”之敬爱而生忧患,由忧患而生怨怼,由怨怼而生苛责,而生偏见。他对“白话文学”和鲁迅的批评,就几乎全是太过离谱的误解和苛责。 固然,在这篇题为《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挚爱,对“中国心情”的关切,但是,面对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文化现象,平理若衡的批评,应该像《礼记》上说的那样,是“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新文学”也许存在对中国旧传统“诟厉”太过的问题,但是,整体上看,“五四”知识分子做为对“传统文化”知之甚深的一代人,做为对西方现代文明多有了解的一代人,内心充满了将“沙聚之邦”转为“人国”的热情和使命感,因此,他们对“中国旧传统”的批判,就充满了照亮人心的启蒙光芒,充满了推进中国进步的文化理想。而在一个多种文明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全球化时代,像钱穆先生那样把“中国心情”与“西方心情”对立起来,心态就显得封闭而保守,既不利于保存中国固有文化之血脉和精神,也不利于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积极影响。 然而,钱穆先生这篇文章中最不靠谱的批评,还不是这些,而是对鲁迅的小说创作的贬低和否定。例如,说“阿Q”二字,“事不几年,今日国人已不再提”,就是一句不切事实的判断,令人实在不敢期期奉承。我不知此处的“国人”是指哪一部分中国人,如果仅仅是指香港人和台湾人,也许情况属实,但是,在占“国人”人口之绝大部分的“大陆”,“阿Q”二字,无论“当时”,还是“今日”,断然是人们经常提及、经常谈论的话题。不仅如此,人们不仅大都倾向于承认阿Q是鲁迅对“中国人心”的深刻剖析和真实“写照”,而且,还普遍认为这个成功的文学形象已经极大地深化了中国人对自我的认知和批判,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人“旧心情”的“变换”。看来,钱穆先生使气任性,一不小心,把话说过了头。 无独有偶。近读南怀瑾先生,我也看见了一个执着的卫道者形象,也发现了仇西方、反“五四”的偏激之论。 在《亦新亦旧的一代》中,南怀瑾先生谈到了“五四运动以后的重重难关”。这当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话题。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五四”启蒙运动被中断了。在此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化出现了巨大的混乱和倒退。为了解释后来的“现实”,解释“形成现代青少年们的思想和心理上的一片空白的成因”,人们便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历史”,指向了“五四”。在南怀瑾先生看来,“五四”时期,“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在文学的领域里,大肆口诛笔伐,极力挑出旧社会的毒刺,加上私人的恩怨心理和愤世嫉俗的情绪,对于中国文化流弊所生的阴暗面和丑陋面,力加诋毁,因此大受当时青年们的赞赏和崇拜。……20世纪初期中国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就在这种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的心理状态中,而陷入一团混茫”。 南怀瑾先生议论的,听上去似乎颇有几分道理,但是,他的笼统的指责,实在是不靠谱的误解和妄断。我前面说过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批评“中国文化”的时候,容或存在过于峻切的情况,但是,做为现代文化的开道者,正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他们“别求新声于异邦”,以图“大其国于天下”,实在是功不可没的。至于“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的心理状态”的另一种表述,似乎就是“亦今亦古、亦中亦西的心理状态”,而这,在我看来,乃是文化转型时代一种正常的文化状态,因为,一种新质的文化,往往就是在多种文化的融合交汇中形成的。 比较起来,李慎之先生关于“五四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理解,就更为深刻,更为可取,显示了一种敏锐而深刻的现代意识和启蒙自觉。 在《新世纪老任务》一文中,李慎之先生不仅高度评价“五四文化”的意义,而且提醒人们,“五四”的启蒙任务并没有完成,因为,传统文化的消极力量依然很强大,仍然阻滞着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他指出,“传统是会变的,变了的就不是传统,而成了新统了,成了已经现代化的东西了”,但同时,他也提醒人们:“中国人变的东西虽然不少,甚至数不胜数,但是在最基本的精神上却变得微乎其微,甚至可说原封不动,它就是专制主义。这还是用一个名词说,如果一分为二地说,就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中国人的深层心理,很少能逃脱这个合二而一的结构的。鲁迅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刻画出了阿Q这个人物。阿Q明明是奴隶,可又一心一意想当主子,而且又确实风光过几天,于是大发其主子的威风。很少中国人没有阿Q相,我就不敢说自己没有,恐怕还很多。要脱掉阿Q相,只有充分建立现代公民意识。没有现代公民意识,当然也就看不清自己和别人身上的阿Q相。但是任何人只要坚持表里如一的良知,也可以发现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或者两者混合的阿Q相充塞在我们周围,也表现在我们自己身上。不过单靠自己是很难做到的。要发现自身的不足与缺点,一般还是要有外面世界的比较和刺激。直白说一句,中国为什么要现代化,就是为了中国人都能做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自律的、现代化的人。这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我们搞现代化,大体上算搞了一个世纪了吧!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功,最大的障碍就是专制主义的传统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百年中还变本加厉,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全面专政’,是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达到的。改革开放以来,是有所变化,但是还不能说已有根本的改变。中国在21世纪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改变专制主义。只有清除专制主义,中国才能现代化。” 同样一个阿Q,在钱穆先生那里,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形象和可疑的文化现象,但在李慎之先生这里,鲁迅笔下的这个人物,却不仅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创造,而且直至今日,还仍然活在我们身上;在钱穆先生看来,阿Q的艺术价值是低于“关公”的,但在李慎之先生的眼里,阿Q乃是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学形象,正是阿Q这个人物形象显示出了鲁迅的“伟大”。同样一个“五四”,在南怀瑾先生那里,是一场制造“混乱”的文化事件,但在李慎之先生这里,却是一场需要“回归”的伟大的启蒙运动。 那么,谁的观点更接近事实呢? 当然是李慎之先生。 钱、南二先生,学问渊博,致力于惜护中国文化的根本,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们过于偏爱,对“五四”新文化,他们又存了太多的偏见,因此,多有离谱的评判。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的学术活动缺乏丰富的现实感,缺乏针对时代生活的问题意识,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启蒙精神和批判力量。 足球场上有前锋和后卫,位置虽然不同,但他们齐心戮力,协同作战,以求赢得比赛。同足球场上的情形一样,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有“开道者”和“守道者”之分:一个致力于创造崭新的世界,一个注重光大旧有的业绩;一个向外指向异质的文化,从事“拿来主义”的工作,一个向内指向同构的文化,经营“送去主义”的事业。没有开道者,我们的文化就会失去活力,失去方向感,就有可能因循守旧、缺乏创新;同样,没有卫道者,我们就没有在文化上守望老家故宅的人,就没有兴灭继绝、补苴罅漏的人,就有可能成为数典忘祖的虚无主义者。一个时代的文化结构应该是均衡的,19世纪的俄罗斯,既有做为“开道者”的“西欧派”,也有做为“守道者”的“斯拉夫派”,前者远望西方和天空,后者近观俄罗斯和大地;前者从西方为俄罗斯引进新鲜的思想,后者为自己的祖国守护俄罗斯精神。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两派的相互摩荡、相互推激,就不会有俄罗斯文化的繁荣,俄罗斯文学也不可能继古希腊文学和莎士比亚之后,创造出人类文学的第三个伟大的黄金时代。 然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最迫切的需要。我们固然需要更多的像钱穆和南怀瑾先生那样的卫道者,但是在一个“复古”、“读经”、“颂圣”之风大炽的时代,在一个文化上缺乏创造活力的沉闷时期,我们更需要顾准、李慎之式的启蒙者和开道者。一个令人焦虑的事实是,在文化上,我们的时代缺乏伟大的“开道者”,缺乏属于我们自己的俄罗斯“西欧派”人物赫尔岑和别林斯基。 吾乡作家陈忠实有词一首咏“滋水”,真力弥满,清新俊逸,道是:“涌出石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水犹如此,人该如何呢? 2007年6月26日,北京 原载：《文学自由谈》 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