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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诗人宋之问与骆宾王的诗作中有两首诗在各自某些诗集中互见。其一为《陪润州薛司功丹徒桂明府游招隐寺》。其二为《灵隐寺》。 前者最早见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修纂的《全唐诗》，陈熙晋《洛临海集笺注》据以补入。非骆氏集原有。而其它一些诗集或史志，如《嘉定镇江志》、《瀛奎律髓》、《诗渊》诸书多署名宋之问。于此前人似无多歧义。而于后者，即《灵隐寺》诗，则颇多歧异说法。有趣的是还由此演绎出一段文坛佳话。先来看原诗： 鹫岭郁岧嶢，龙宫锁寂寥。 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 桂子月中落， 天香云外飘。 扪萝登塔远， 刳木取泉遥。 霜薄花更发， 冰轻叶未凋。 夙龄尚遐异， 搜对涤烦嚣。 待入天台路，看予度石桥 此诗在明张燮辑曹荃定《宋学士集》卷六中题为《灵隐寺》。而北宋李昉等编纂的《文苑英华》卷二三三、南宋林氏父子修纂的《天台集》卷上、明初人编纂的《诗渊》等题为《题杭州天竺寺》。此诗又见《骆宾王集》。 全诗各联大意，略去僻典，简捷说来：首联写山峰（飞来峰）的重叠峻峭，佛寺（灵隐寺）的清幽寂寥。二联说登上寺楼可以看沧海日出，出了寺门可听钱塘涛声。三联说寺院里可以拣到月中落下的桂树籽，而寺内香烟袅袅，一直飘上云天之外。四联说攀缘藤萝可登上远处的古塔。破竹为槽，可汲取看似遥远的清泉。五联说初秋冰霜微薄，寺中鲜花依然开放，树叶尚未凋零。六联说诗人早年就喜欢到远处搜奇猎异，寻幽探胜，借以消除尘世的烦恼与喧嚣。最后一联诗人遐想：如今自己也能像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一样，渡过附近天台山石桥巧遇仙女。 此 就这首诗，唐代孟棨《诗本事·征异》云： “ 宋考功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行吟，且为诗曰：“鹫岭郁岧峣， 龙宫锁寂寥。”第二联搜奇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耶？”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听之，再三吟讽。因曰：“何 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又续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僧所赠句，乃为一篇之警策。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之问诘之，曰：‘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以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匡复为名，故人多护脱之。” 此所引《灵隐寺》诗较宋集中所载少“夙龄”一联。再，《唐诗纪事》卷七所载为“门对浙江潮”。此处为“门听浙江潮”。“听”，与上句中的“观”对仗，显然更其工整。 这里，孟棨大抵是说，宋之问在杭州夜游灵隐寺，兴来题诗，甫吟一联，即诗思迟滞，苦思冥想，难乎为继。就在这时，出现一位老僧，为他续吟下联，即“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这才使宋之问得以续罢全篇。而在全诗中，老僧的一联最为精彩。待天亮后，宋之问再去造访这位老僧，却已全无踪影了。据寺内知情者说，老僧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骆宾王。骆宾王何以流落至此？孟棨的解释是，骆宾王随徐（李）敬业讨伐武则天失败后，遁迹空门，落发为僧，云游至此。 按骆宾王(约619或640～684后)，唐代诗人。闻一多《唐诗大系》以为生于公元640年。两《唐书》称其为婺州义乌（今浙江金华市义乌县）人。骆宾王和王勃、杨炯、卢照邻齐名，号称“初唐四杰”；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他“7岁能赋诗”,有“神童”之誉。父死后,在贫困落拓的生活中度过了早年岁月。高宗永徽(650～655)年间，为道王李元庆府属，道王叫他“自言所能”，他耻于自炫，辞不奉命。拜奉礼郎，为东台详正学士。因事被谪，从军西域,久戍边疆。后入蜀,居姚州道大总管李义军幕。仪凤三年(678)，由长安主簿入朝为侍御史，因事被诬下狱。次年，遇赦得释。出狱后，曾北游幽燕，再度投身戎幕。调露二年(680),出任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光宅元年(684),武则天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积极准备改唐为周。这年9月,徐敬业（即李敬业）据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骆宾王参加了这一军事行动,被任为艺文令,掌管文书机要。著名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就是这时写的。11月，徐敬业兵败。《旧唐书》说他“敬业败，伏诛”。《新唐书》则说“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总之，下落不明，兵败后“诛”耶？“亡”耶？其卒年或居所至今仍都是个聚讼纷纭的疑案。（《骆宾王集》最早为中宗时郗云卿所辑10卷本,其书已佚。清人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最为完善，有中华书局排印本。） 对孟棨的说法，后人多所信从。如宋元人所编撰的《太平广记》、《诗话总龟》、《郡斋读书志》、《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都采用此说。所记与《诗本事》大都如出一辙。即认为《灵隐寺》为宋、洛巧遇合作。此事颇具戏剧性，近乎传奇。为此，孟说究竟是否可信，诗作到底属宋还是属骆，也便引出一些不尽相同的说法来。 明清之际人邢昉《唐风定》云：“宏丽巍峨，初唐之杰，不必辨为洛为宋”。只称道其诗其人，至于作者是洛是宋，则不予置辩。 明代胡应麟在《诗薮· 内篇》卷四近体诗（上）云: “《灵隐寺》诗，旧传宾王续成。《艺苑卮言》谓详其格调，自当属宋，最为得之。然《本事诗》但称“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二句为洛。末云“僧所赠句，乃一篇警策”，其余皆宋作，甚明。“观”“听”二字，自是垂拱（按，此为武则天的年号，洛、宋均生逢其时）作法，洛果为僧，未可知也。” 胡氏既认为把《灵隐寺》诗归在宋之问名下最为合适，同时也不否认“楼观”二句为宾王所作。实际上与孟棨的说法并无二致。 如胡应麟所说，只是明代王士贞《艺苑卮言》才较明确地把《灵隐寺》诗归在宋之问名下： “宋延清集中，灵隐寺一律，见骆宾王集；落花一歌（按即《白头吟》诗）见刘希夷集。所载老僧及害刘事（按即关于宋之问为得到一联诗而杀害刘希夷一说），余已有辩矣。若究其词气格调，则灵隐自当属宋，落花故应归刘。” 这里，王氏就有争议的两首诗的作者问题阐明看法。他以格调论诗，自有其独到见解。 而从多侧面对《本事诗》说法予以辩驳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其卷一四九集部别集类《洛丞集提要》中说： “ 孟棨《本事诗》则云:宾王落发，遍游名山。宋之问游灵隐寺作诗，尝为续“楼观沧海日，门对（听）浙江潮”之句。今观集中，与之问踪迹甚密，在江南则有投赠之作，在兖州则有饯别之章，互非不相识者，何至睹面失之？封演为天宝中人 ，去宾王时甚近，所作《闻见记》中载之问此诗，证月中桂子之事，并不云出宾王，知当时尚无是说。又朱国桢《涌幢小品》载，正德九年，有曹某者凿靛池于海门城东黄泥口，得古冢题石，曰“骆宾王之墓”云云，亦足证亡命为僧之说不确。盖武后改唐为周，人心共愤，敬业、宾王之败，世颇怜之，故造是语，孟棨不考而误载也。” 查骆宾王《临海集》确有《在江南赠宋五之问》、《在兖州饯宋五之问》、《送宋五之问得凉字》三首赠宋诗作。骆宾王生卒年两《唐书》及唐宋有关史料均未载明。闻一多《唐诗大系》定为出生于贞观十四年即公元640年。傅璇琮、洛祥发先生则考证为唐高宗武德二年即公元619年（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其卒年虽无记载，但必在与徐（李）敬业举义讨武之后是毫无疑义的。《新唐书》本传：“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旧唐书》本传：“文明中，与徐敬业于扬州作乱”。“文明中”即在唐睿宗李旦文明元年即684年。准此，骆宾王至少是死于684之后。而宋之问生卒年份一般断为公元656年至712年。由此可见，洛、宋确曾有一段生活在同一时期的经历。虽尚不知二人有何相与共事的经历，相识则是可能的。因而，间有赠诗或酬唱亦不足为怪。只是骆称宋为“宋五”，笔者不敏，稍嫌费解。按,之问兄弟三人，他是其父令文的长子，排行老大，称其为“五”，不详所据。而在对武则天的立场上他与骆宾王大异其趣，一个作檄讨伐，一个阿谀媚附。二人立场形同参商，恐怕难有唱和之意，至少在武则天当政时骆是难有赠诗的。再，二人既是夜间邂逅，未必看得真切。加之骆避祸隐匿，乔装改扮亦未可知。如此情境下，宋一时没能认出骆宾王亦不无可能。至于封演“所作《闻见记》中载之问此诗，证月中桂子之事，并不云出宾王，知当时尚无是说。”云云，也不无可质疑之处。按，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二《石经》篇说“天宝中余在太学”。徐松《登科记》卷九附封演于天宝十五载（756）进士之列。确实“去宾王时甚近”。而且“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应该说，封氏所记是可凭信的。但，在《月桂子》篇中，封演的主旨是要证明“月桂子降于台州临海县界”传闻的虚妄不实。并未着意考证《灵隐寺》一诗的作者。封演说“宋之问台州作诗云：‘桂子月中下，天香云外飘。’文士尚奇，非事实也。”仅从这段话否定《本事诗》骆宾王联句一说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因为封氏所引一联确系宋续作中的诗句，亦是《本事诗》作者孟棨所言及，所首肯的。他们都没否认全诗除骆宾王一联外均系宋氏所作。因此，无论从所引诗句抑或诗作整体来说，封演称宋之问作并无大謬。然而，这并不等于封氏否认“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为骆宾王所作。封氏没有提及这一联，其行文的旨归也不在辨析何者为宋，何者为洛。只是以认定为宋的一联说明“桂子月中下”“非事实”这一论断就是了。其余，则不遑也无须赘及了。准此，可以说封氏所言与孟棨所言不相扞格。所以，尽管《封氏闻见记》有“语必征实”之史料价值，但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引封氏之说分辨《灵隐寺》诗作者、否定《本事诗》的说法是派不上用场的。 《四库全书总目·骆丞集》提要以朱国桢《幢涌小品》所记“证亡命为僧不确”一说，亦嫌武断，说服力不强。按，朱氏这段话出自《幢涌小品》卷六《骆宾王塚记》，其中还说道：“尝考宾王本传，文明中与李敬业共谋，起义兵于广陵（今江苏扬州），不捷而遁，通（按即南通）近广陵，而且僻，此岂其证欤？”意谓宾王兵败逃至南通一带，所以，死后葬在离南通不远的“海门城东黄泥口”。与此相近的说法是海门李于涛，在《和骆宾王遗墓诗》诗引中说：“涛固英公三十七世孙也。三十五世祖德慕公讳敬业者，起义扬州，讨武氏，不克，一时眷属逃窜几尽。三十四世祖尚菴公讳綗者，偕幕府骆宾王，匿邗之白水荡。久之，宾王客死崇川（今南通市区），尚菴公具衣冠以殓。黄泥一穴，公实卜之，表其墓曰：‘唐文人洛某之墓’。载之家乘最详。”（《洛临海集笺注》）按，“邗”，即春秋战国时期的邗国，后被吴国所灭，后人习惯称此地为邗地，其地点在今扬州东北。这位李氏后人说其家乘记载，宾王客死南通，宾王墓穴是三十四世祖选择的。朱、李的说法或许持之有故。但宗旨是说明骆宾王的逃遁之所，葬身之地。但逃出之后，老死之前，时日“久之”，在此期间，谁能担保骆宾王不曾去过灵隐寺，不曾当过和尚呢？而且，究竟是“伏诛”还是逃亡，说法不一，《旧唐书》本传说“敬业败，伏诛。”《资治通鉴》卷203也说：“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朝野佥载》卷一称：“明堂主薄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后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水而死，此其讖也。”就死法说，也有“诛杀”、“溺水”、“老病”的不同版本。就逃亡说，究竟逃往何处，有的说他“桴海而去”（《唐才子传》）有的说他“将入海投高丽”（两唐书《李勣传》）。总之，如《新唐书》本传所说：“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如此种种，都无法确证骆宾王兵败后的确切下场和去向。因之，也就难以否定孟棨“灵隐寺”“老僧”之说。 宋之问此诗究竟作于何时？陶敏、易淑琼两先生断言“诗当赴越途经杭州作”。“宾王死于光宅元年（684），距之问南来杭越，已二十余年。”（按，此处所言骆之卒年当据《旧传》推断。）由此，否定孟棨所说《灵隐寺》诗系“宋考功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时所作。进而断言“《本事诗》之小说家言，不足信。”（《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506页）至于根据什么断定为“赴越途经杭州作”，则此处语焉不详。 傅璇琮先生没有厘定宋之问此诗写作时段。但也认为《本事诗》说法谬误。按《唐才子传》沿用《本事诗》的说法，其中说道：“后宋之问贬还，道出钱塘，游灵隐寺。”这里的“贬还”与《本事诗》所说“放还”，应该说，是意蕴相通的。对此，傅先生认为“此事本孟棨《本事诗·征异》” “细考其事，诚属谬误”。“查宋之问生平，武则天执政时未有贬黜事，后贬黜凡三次：第一次为神龙元年（705），贬泷州参军。后逃回洛阳，起为鸿胪主薄。第二次为景龙三年（709），贬越州长使。第三次为景云元年（701），由越州长使贬流钦州，先天时（712——713）赐死。三次贬斥均未见有‘贬还’事。”（《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就此，笔者以为尚有可商榷之处。按，所谓“贬还”，可解作“贬而后还”。宋之问有无此种经历，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两唐书都有这样的记载。《旧唐书》宋之问传：之问所諂附的“易之等败”后，即“左迁泷州参军。未几，逃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新唐书》宋之问传云：之问“至为易之捧溺器。及败，贬泷州，朝隐崖州，并参军事。之问逃归洛阳，匿张仲之家。”《旧唐书》张行成传载：“神龙元年正月”“诛易之、昌宗于迎仙院”宋之问等“坐二张窜逐”。“神龙元年”即公元705年。宋约五十岁。此年贬泷州，“未几，逃还”。“未几”，究竟时隔几何，据陶敏、易淑琼先生考证，神龙二年（706）之问已在洛阳（见《沈全期宋之问集校注·沈全期宋之问简谱》）。即是说，宋之问在贬所泷州不到一年就北上返回洛阳。至于缘何而返，一般旧史，以至于当今一些学者都认为是逃还，如傅璇琮在上述引文中所说“贬泷州参军，后逃还洛阳”。陈文华先生在谈到宋之问《灵隐寺》诗时说“他是逃归而不是被‘放还’哪有闲情游寺吟诗？自然也谈不上遇骆续诗了。”（《唐诗史案》56页）。然而，陶、易二先生据《诗渊》载宋之问《初承恩旨言放归舟》一诗，认为“据此诗，知之问乃奉恩旨北归，旧史所云不实。”（《沈全期宋之问校注》439页）。其意蕴正与《本事诗》所云“放还”相侔。自然，亦当与“本孟棨《本事诗·征异》”的《唐才子传·骆宾王》所云“后宋之问贬还”意思相近。 不论是“逃还”还是“放还”，大抵都可谓“贬而后还”。问题在于：其一，此时骆宾王有无可能在杭州灵隐寺。其二，宋之问是否可能北归时途径杭州。关于前一点，按李敬业、洛宾王扬州起义为684年，若以史称起义失败后“宾王亡命，不知所之”（《新唐书》骆宾王传）来看，骆的去向是个难解之谜。单从时间上判断，在宋之问由泷州还洛阳的时间段（705——706）内相遇是可能的。关于第二点，傅先生只说宋之问“三次贬斥均未见‘贬还’事”。似乎不曾措意于之问何时去杭州，是否作诗之事。陶、易两位先生如前所述，旨在否认此诗为骆宾王所作，认定是宋之问第二次贬黜时作，即“当赴越途经杭州作”，此处或许因系“注”中所言，不遑细审，一个“当”字了之。至于陈文华先生所说“他是逃归而不是被‘放还’，哪有闲情游寺吟诗”云云，且不说“逃还”抑是“放还”，尚有待论证。而无“闲情”，心绪不佳，便不会作诗一说，亦嫌武断，恐非诗家会心之语。倘若确系此次北归时途经杭州，心绪之优劣，并无妨诗人“作诗吟诗”。至于《本事诗》中老僧称之问为“少年”确也有些蹊跷。不过，一个耄耋老人（骆八、九十岁）称五十来岁的宋之问为“少年”，且在夜间，或因面容模糊，或为戏称亦未可知。 要言之，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与其轻易否定《诗本事》的说法，毋宁暂且存疑或保留这则不失为美谈的文坛佳话。 （作者蔡润田，退休老人。原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