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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盛行，文学的娱乐游戏功能被强化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当代文学或者积极地参与娱乐文化的推波助澜，或被愈演愈烈的娱乐文化挟裹着身不由己，随俗沉浮，几乎难以独善其身。 从一方面来说，文学朝着回归自身、注重消费娱乐的方向发展，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当娱乐的重要性被社会认可、世人接纳后，人们自然会分外重视文学的愉情悦性功能，注重“好读”“好看”，把能否给人带来阅读快感作为衡量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过去的文学由于追求思想的深刻、艺术的创新，常常会刻意求深，把作品写得佶屈聱牙、晦涩难读，尤其是一些先锋文学和实验性的作品，更是立意反叛，崇尚颠覆，追求“陌生化”和“间离”效果，把文字和内容搞得光怪陆离艰涩无比，吓退了大量读者。娱乐化时代大家都懂了，作品好看不好看，关乎市场，关乎销路，也关乎它的现实生存。没有读者，没有销路，那基本就是死路一条。因此许多作家都放下架子，虚心学习，遵循市场原则的指引，积极采纳各种娱乐元素，在内容的新奇有趣和“语感”、“速度感”方面努力，千方百计将自己的作品写得好读好看，以此来争取受众，赢得口碑。 由于追求“好读”“好看”，作家们从过去曾决绝地宣称要写“三无”作品，即无主题、无故事、无人物的迷障中回头，开始重视讲好故事、写活人物、用好语言，用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从事写作。此类追求，能吸引读者，扩大文学的受众，扩大文学的社会影响，让文学的阅读成为一种享受，一种快乐的消费活动，一种精神愉悦和游乐，这无疑是娱乐带给文学的好处。 然而在讲述娱乐好处时，也千万不能忘记了盲目娱乐、过度娱乐，尤其是“愚乐”带来的弊病，那就是由于片面追求娱乐，致使一种“恶性化娱乐”在中国当前的文化生活和文学中蔓延滋长。 首先盛行的是炒作，即将经济运作、商品推销那一套运用于文艺领域，比如包装某个作家文人，隆重推出其作品、文集，对某些炒作的对象拼命颂扬、鼓噪，发动一切媒体动用各种手段和方式造势、宣传、推销、爆炒。 其次是挖空心思炮制奇事绯闻，或者无中生有地制造事件，将文学活动、文艺争论、文化批评扩大演化为奉献给大众的娱乐产品。比如“百家讲坛”易中天、于丹演讲，引发了“十博士风波”、“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等由严肃的批评、正常的讨论演化成不可收拾的闹剧或娱乐事件。在这过程中批评应有的思想性、客观性、逻辑性变成了对阵互骂、内讧抬杠，把文坛搅得风生水起，乱成一团。 再次，无限抬高文学的娱乐性，以“娱乐性”取代“文学性”、“诗性”和“艺术性”，从文学的内部构成，从目标、性质和内容方面来改换文学的追求。具体说就是以趣味和悬念开路，排斥了思想、意蕴的开掘；以刺激感官的曲折故事（多属编造），取代了对现实问题的探究；以调侃、戏说、搞笑、滑稽、漫画、无厘头展示取代了严肃艰难的艺术创作……在文学作品中，不是致力于反映现实，揭示历史与现实的真相，讴歌真善美，而是脱离现实胡编乱造，戏弄人生曲解历史，展现假恶丑；不是认真挖掘“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而是专门盯住一些离奇古怪耸人听闻的东西，添油加醋大做文章；在创作中，把无聊当有趣，将搞笑当聪明，把揭示人性变成了展览人欲，将批判腐败换成了展示豪奢，不再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细节的描述，却刻意加添一些噱头、乖戾、笑料，甚至是恶俗的调料、夸张的搞笑，以迎合人们的低俗要求。比如电影《赤壁》，将赤壁大战的主干故事情节进行大幅度任意的删改，添加了搞笑和浅薄的现代观念，把三国故事处理成人皆可食的快餐。为了逗乐，血腥的历史可以被改造成斗嘴的文字游戏，生离死别的爱情可以改写为“无厘头”的笑料，侠肝义胆的武林豪杰会沉浸在油腔滑调的搔首弄姿之中，这样的事例简直举不胜举。 如果说，过去文艺的娱乐功能被贬抑受压制，因而导致它郁郁寡欢、冷漠无情的话，那么现在受娱乐至上和娱乐霸权的影响，部分文艺作品则变得嬉皮笑脸疯疯癫癫，一点正经也没有。 当娱乐文化与消费文化、传媒文化结成神圣同盟，如潮似浪称霸世界，这便带来整个社会价值观的严重倾斜，文艺向庸常、鄙俗、闹腾、低下的方向滑落，同时也使20世纪后期以来的文艺和美学遭遇了种种困境，使得文艺在娱乐消费中发生异化与畸变，蜕变为闲暇的游戏、欲望的奴隶，帮助人们“快乐地堕落”。 青年作家春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名为《庸俗让我们如此快乐》，刊于2008年第3期《青年文学》。我上网想查阅时，不料却出现了七百多个“庸俗让我们如此快乐”的条目和内容，让我惊叹它真的已成为许多人信奉的“真理”。显而易见，文学不仅在描述和展现某种人生价值观，同时还在传播、扩散与强化这种价值观。对此，我们怎能不慎，怎能不倍加警觉？ 原载：《文艺报》2009-04-02 (责任编辑：admin) |